由于贴近时代跳动的脉搏，贴近本土底层生活的原生态，周耒小说也显示出了独具个性的“现代性”思考意蕴。周耒的“现代性”思考，显然是以“城市化问题”为中心的，这种思考与时代发展同步。城市化，对于中国而言，显然已经成为当下转型期社会唯一的社会浪潮，汹涌澎湃，裹卷一切，谁人或哪一个地方都无法避开。城市化其实是存在着两极的，一极是“都市”，一极是“乡村”，没有广袤的农村众多的农民转化为都市人，那么城市化也就无从谈起，但这种情况在当下中国已经是不需再谈的客观事实。城市化正在或者必将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体现。现代化当然是好事，但现代化也可以产生“现代性问题”，比如，当今已经泛滥开的“城市病”（物欲膨胀、精神失落以及环境灾难等）就是“现代化”带来的副产品，其令人沮丧的程度绝不亚于过去任何一个传统时代的暴政或者专制。春江水暖鸭先知，作家敏感的心灵从来是社会变迁人性变化的晴雨表，当下中国“城市文学”蔚然勃兴已是公认的事实。周耒濡染时代的风雨变化，凭着自己的个性天赋，以小说的形式抒写城市化时代农村一极底层生命人性的崭新遭遇，表达自己对于这个时代底层人性命运的思考，这自在情理之中。那么，接下来的疑问是： 作家周耒的底层关注能否为读者提供新鲜独特的“现代性”思考？这才是这个时代文学批评值得分析的问题。应该说，周耒在这方面是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的，并且其收获也还算不甚差强人意，这获得的成绩与周耒的“复调小说”有关。
“复调小说”是巴赫金首先提出来的文艺理论，他是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巴赫金的这一理论传入中国之后其精辟独到处曾让国人学者折服。在笔者看来，“复调小说”其精神实质无非两个词：“民主”与“对话”——文学活动体现出来的现代意识，主张作家与自己笔下的人物、小说文本中角色与角色之间，甚至于作者与作者、作者与读者之间共时性的平等存在关系，认为这些文学因素彼此独立、共同对话，形成“多声部”的复调结构，当然这样的结构最终要落实到小说文本中去，由其中人物的“对话”（与“狂欢”）来完成。周耒小说当然没有达到理论大师所分析的伟大作品那样炉火纯青。周耒目前还只是有能力发表中短篇小说，受篇幅、境界等限制，其多数篇章依旧采用线性的情节结构，讲究“欧·亨利小说结尾式”（“出其不意，但又尽在情理中”）的巧妙布局，这些做法在彰显作家精明之余也难免暴露出人为的痕迹。周耒小说的艺术反映生活要达到古人所谓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境界恐怕还得等待时日。但周耒小说通过人物形象而透露出来的叙述伦理（倾向性）——艺术性的情感评价还是达到了较高水准的。文学的叙事伦理说到底是文学作为人学的基本要求，文学必须体现人性的关怀，必须体现生命的价值与尊严。作家创作，不管是怎样的文学创作，只要还称得上是文学的，作家就必须得通过自己的文学形象表达这样的文学基本叙事伦理。应该说，文学的叙事伦理很大程度上是已经“规定”的，但怎样去表达却是或必须是“不定”的，这“不定”的深刻度、鲜明度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文学的魅力度。与当下许许多多“城市文学”相比，周耒小说的叙述伦理确有着自己的独特性，集中体现在其“复调式”的“小说情感倾向”表达所营造的审美意蕴方面。更具体地说，集中体现在周耒小说关于城市化进程中两极文化体系——“都市文化”和“乡土文化”的人性对话及其艺术表达方式。
对城市化过程中现存的文化价值的取舍，周耒在自己的小说里无疑是进行了自己的思考的。作为作家，周耒并没有简单地给自己的思考填上明确的答案，而是通过具体的本土性底层形象显示出来；通过刻画他们的现实遭遇显示他们身上所秉承的乡土文化与他们所向往的都市文化之间的矛盾关系。这样，周耒的小说与现实就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对话关系。确实，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城市化，无疑就是现代的城市社会取代传统的乡土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至少是当下的情况）。但作家周耒没有那样简单来看问题，他敏感地把握到： 城市化，其实不仅仅是城里人的事情；城市化，也不仅仅是“化农民”，不仅仅是“都市文化取代农村文化”。至少从情感角度来看，情况不应该仅仅是这样单极而简单。《温泉宾馆》中，周耒通过城里老板——县里邀请来的投资人——冯自达在山村密林处“温泉宾馆”享受高规格“接待”（“处女陪寝”）的故事叙述了自己的有关“城市化”的发现和思考。“城市”凭借着“资本”的魔力在不断地把自己的“魔爪”伸向四面八方，就连遥远的荒村野泉也无法幸免。城里人冯自达仅仅是手中有钱，便可随意“回归自然，享受人生”，便可有人主动物色乡下处女供其嫖宿。“乡土价值”在“城市生活”主流文化面前要么纷纷溃退，要么转而卑躬屈膝去迎合主流文化的淫威。纯洁善良的山里妹子小菱的灾难就是拜“城里人的生活之诱惑”所赐，如果说开始时的“卖处”是出于给母亲拿钱救命尚情有可原（其朦胧中也有攀附城里人的爱情虚幻使然），但她很快自觉地跑到温泉宾馆当妓女去了，目的无非为了金钱和享受，拥有了它们，也就拥有了“城里人”的生活。小菱山民父亲——刘科虽粗鲁但也原本老实本分，但在抢到女儿“卖处”所得金钱3千元之后，他迫不及待、几近变态地享受起“城里人的生活”，一夜连续疯狂嫖宿四名妓女，最后差点连自己的女儿——小菱也不放过。周耒确实是明智的，他清楚地看到乡土文化的必然衰落，城市文明的必然胜利，看到城里人生活的美好。因此，他没有阻挡他笔下那些卑微的乡下人去追求城里人的生活。但他也看到了城市生活无情、冷漠、虚假、罪恶的一面。他通过自己笔下的小说人物让两种文化在文学的语境里各自张扬自己的个性，并且因此形成碰撞、交流，从而叙说了作家个人关于“城市化”、关于“现代性”的文化反思。再比如《幸福来到陇沙屯》，作家通过儿童化的叙述方式刻画了“假烟制造者”——不安分农民许树才的形象。这一形象身上形成了广泛的“对话”——“城乡对话”、“现代法治与传统温情对话”、“事实评价与情感判断之间对话”等，它们交叉独立、各自发音，形成“城市化生活艺术反映”的“多声部”结构。作家没有给这些对话中的任何一方预设是非准入的条件，说明作家已经对主流话语，包括“城市反哺农村”诸如此类时髦话语在内的价值取向进行了自己的独立思考。是的，至少从文化角度而言，城市化，绝对不是都市取代乡村的问题，而应是彼此相融相生的新课题。通过周耒提供的复调小说，清醒的读者也许可以领悟到这样的道理： 文化的历史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断层式的跨越性发展。新生长出的城市贪欲和丑陋必须克服，而长期在这片土地上形成并积淀下来的自然淳朴、心理恬静、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真诚相待等宝贵传统，必然要成为下一个文化形态（都市文化）有机组成部分——所谓的“城乡交融”才是文化上明智的选择；否则，“城市，让人生活更美好！”就只能是周耒创作的小说题目——“海市蜃楼”周耒： 《海市蜃楼》，《星火》2007年第4期。了。
简言之，正是出于对自己生活的真诚，作家周耒没有把自己的城市化题材小说写成了当下正时髦的“都市文学”。围绕“城市化”这一当下时代生活中心语意，周耒固执于“乡村”一极的语言，以自己的“底层小说”与时下流行的“都市文学”形成对话，周耒的小说创作客观上已经具备了“复调小说”的精神价值。
三、 延伸： 关于“非主流小说”的一点思考立足当下——城市化时代的“现代性”语境，努力向本土本乡生活深处开掘，让文学的人性精神烛照转型期本土本乡底层民生的艰辛、苦难甚至是劫难及其所带来的疼痛，这成了周耒小说自觉的选择。阅读周耒的作品，在得到故事性、情节性的一些快感后，会很快咀嚼到生命苦难的“黄连”，其苦味刹那间能满满当当弥漫整个喉管、胸腔甚至脑际。把一个个生活中时常可见的“社会热点（事件）”结构成一篇篇不乏扣人心弦的社会心理小说，为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一极的人性变化留此存照。作家通过众多的中短篇塑造了赵宝亮、赵小亮、胡城、马莲、杨凤莲、安叔、许树才、刘科、小菱等一系列个性鲜活的底层人物形象，不仅揭示了当下语境下乡土文化的尴尬表情，同时对现代人性缺陷也进行了默默的个体性反思。而这“默默”也就体现了周耒小说的另外一种价值的存在——“非主流小说创作”的时代意义。
“非主流作家是一群文学荒原上的孤魂野鬼，他们散兵游勇，像王小波生前一样独自奋斗。如果文学是一条奔腾的江河，他们就是间或断水的涓涓支流；如果文学是一支行进中的队伍，他们就是走向未知世界的先锋；他们是冒险的、实验的、自由的、独立的、无援的。”杜鸿、朴素、啸傲子编： 《后王小波时代（上）： 中国非主流小说精选》，花城出版社，2008年，页1。这样说，周耒小说的“非主流性”是显然的了。作为一名文化边缘地带的未成熟的边境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周耒目前的创作基本处于主流文化的“他者”境地，其“另类性存在”显而易见。至少当下，周耒还是比较习惯于自己的状态。他没有做任何徒劳的抗争，比如花大价钱去“包装”自己，相反他承认主流的存在，但默默坚守自己非主流的身份和思考。周耒的创作无疑是具备这样几个亮点的： 其一，坚守自己的领地——向本土底层生活深处挖掘；其二，坚持自己的立场——民主性、开放性的边缘文化立场；其三，拒绝哗众取宠，没有人云亦云。比如，周耒绝不刻意地给自己笔下的人物穿上“壮族服饰”，然后再唱唱几句撩人的“广西情歌”等之类的把戏以显示自己小说所谓的“民族特色”而邀宠肤浅的大众读者与主流评家，从而获得主流文化的“窥视效果”。周耒绝对没有这样的一些举动。周耒要做的是，虽身处“文化他者”境地，却不放弃自己作为一名作家的主体性思考，真诚地面对所处环境的底层人生，以文学的人性精神烛照本土底层生命的时代遭遇，通过自由的文学探索揭示本土文化的变化。周耒注定是非主流的，周耒这个名字也可以置换成“寂寞”二字。
也许，正是众多周耒式的寂寞，未来辉煌如金字塔的中国文学的基座，终于在不知不觉中垒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