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因农民进城而出现的中国问题——城市化问题。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传统的乡村社会在中国城市化的潮流里将逐渐淹没。巨大的城市还在急速增扩、肥大；古老的田园牧歌和永恒的信仰在这里将不复存在。但，城市躯体也并非就一定仅仅是冰冷的“水泥森林”。城市化，不等于必然就要去除文明和文化，去除感情和人性，去除审美和诗意。如果说，城市化对许多人来说是无奈的选择；那么，通过世俗的个性化的创意方式，建构新的“城市诗意”以达“诗意的栖居”，则应是城市化了的人的理想选择。
中国正走在高速的城市化路程上；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城市化在中国，更成为了汹涌澎湃的潮流，趋势不可逆转。城市化，当然是连着两头的，一头是城（都）市，一头是乡村。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城市化，就是“乡土社会”转化为“城（都）市社会”的进程；从人类学角度来看，城市化，就是“乡土农民”转化为“城（都）市居民”的进程；而从文艺审美学角度来看，城市化，就是“传统牧歌”转化为“现代诗学”的进程……既然说是进程，这就意味着事情（物）的本身正在进行（或生成）中；这样，问题的出现自然也就难免了。是的，中国当下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城市化本身就是一个突出的征候。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化问题，毋庸置疑，已经成为了真正的“中国问题”而备受世人关注。限于所选论域（题目规定——“审美”），本文欲从“文化批评”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拟就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之一——城里“人”与“诗意的栖居”之间的关系谈谈一些个人看法。
一、 城市化与传统诗意的失落
1. 城市、城市化及其相关的两种观点的交锋正像吴廷玉文章所言：“城市是一个复合词，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城与市密不可分又有区别。城是人居之都邑，《说文》云： ‘城，以盛民也。’市是贸易场所，《易·系辞下》说：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大体来说，城具有政治性、人居性、人文性、生态性；而市主要是经济性、物流性、商业性、繁华性。古人习惯叫城池，城要大于市，市不过是城中的一个特定的处所；今人叫城市，甚至简称市。”吴廷玉： 《现代人能否实现诗意的居住——宜居城市的人文美学内涵》，《城市发展研究》2007年第3期。吴先生对于中国当下城市化看法似乎不甚乐观，他认为“现在许多大城市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市强城弱的局面。即商业气氛淹没了人文气氛，经济关怀压倒了人文关怀”同上…《中国崛起方略》作者丁晓宇先生对于“城市化”却有着非常乐观的看法：“城市化，是中国崛起的必然方略；城市化是实现人类诗意栖居的终极境界。”丁晓宇： 《城市化是实现人类诗意栖居的终极境界》，博客中国，2009年12月28日。
以上摘录，意在显露一些隐藏着的问题： 城市化，对于身处其中的城市人，到底是诗意的栖居，还是诗意溃退甚至消失？现代都市人，是否还有诗意可栖居？如有，到底栖居于怎样的诗意，又怎样栖居于诗意？等等。这些问题无疑是非常值得人文学者进一步探讨的。
2. 诗意与诗意的栖居
就笔者的看法，诗意并不因城市化而出现了彻底溃退和普遍消失，但也不会因城市化就自然而然地可以成全人类一个“栖居的终极境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则必须对“诗意”和“诗意的栖居”这些关键术语做一些必要的认识。
首先，关于“诗意”。所谓诗意，简单地说，指的是诗所具备的核心价值（并非仅仅“诗歌”才具有“诗意”），这种价值就是审美；而审美，则代表着人的精神活动的最高构成部分。审美具有情感性、形象性这样的基本特征。诗意是一种人类审美创造性劳动而出现的情感氛围，一种生命的理想化状态。审美，说到底是人性的自我完善方式；因为审美可以使人生成，并进一步得到完善。人成为人的尺度，显然是可以通过人所能达到的审美高度作为最理想的标尺。
其次，关于“诗意的栖居”。这是一个在我国使用频率颇高的舶来词。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最先提出“诗意的（地）栖居”一词。他在诗句中曾经写道：“人充满劳绩，但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后来，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诗句做了深刻地阐发，提出了天、地、神、人四重结构理论，认为人居于天空之下、大地之上、神圣者面前；在大地上劳作，仰望天空，以神性度量自己。所以立足现实、超越俗念、秉持仁爱，人便得以为诗，就是“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就笔者看来，“诗意的栖居”可以做两方面的理解： 一是人存在于诗意里；二是人只有在诗意里才是真正的存在。这样说其实是一种互文，似乎逻辑混乱，但是道出了一个人类文明的事实： 诗意的精神本质、人性本质，或者说诗意对于人的生命生成的价值意义；人需要“诗意的栖居”，而只有在“诗意的栖居”中，人才是完整的人、真正的人。
需要说明的是，“诗意的栖居”其实是最为普遍的人生事实，并非只有在诗人浅吟低唱或引吭高歌的时候才是所谓的“诗意的栖居”。诗意的栖居与否，不决定于乡村还是城市这样的空间术语，也跟古代或者现代这样的时间概念关系不大，其实是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有人，只要有人的生命活动，只要有人的生命创造，进而只要有人对于生命活动（包含创造在内）的咀嚼和品位，就必然会有诗意产生，也必然会出现“诗意的栖居”。
韩少功散文集《山南水北》中对于“城市化”有这样的描绘： （城市）只有看一眼便会令人心生厌倦的“媒体的罪案新闻和八卦新闻”，“大街上汽车交织如梭的钢铁鼠流，还有楼墙上布满空调机盒子的钢铁肉斑，如同现代的鼠疫和麻风”，“水泥的巨蜥和水泥的恐龙已经以立交桥的名义，张牙舞爪扑向了我的窗口”……住在城市里的人只能被动于“高楼的挤压”、“噪声的烧灼”、“电梯和沙发的一次次拘押”……“所谓城市，无非是逃避上帝的地方，是没有上帝召见和盘问的地方”韩少功： 《山南水北》，作家出版社出版，2006年，页3—4…果真如此，城市化、城市就真的太恐怖了。在韩少功看来，恐怖的原因不外乎城市化所导致的城市环境、城市人诗意的全盘崩溃吧，但这样的语言，大体只能是诗家修辞罢了，其本身仍属于“诗意的栖居”范畴。
3. 诗意失落的事实和重建的必然
但，城市化导致既有的传统诗意的某种变化甚至于失落，这是客观的事实。方舟曾有这样的论说：严格地说，当今社会已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作家和乡土诗人，现代文明的车轮已将我们耿耿于怀的瓦罐和乡村情调碾碎，麦子可以制成超级市场的高级食品，所有的“土谷祠”至少开始炒出了“卡拉OK”现代快餐式文化。在模糊不清的背景里，有人看见《废都》（贾平凹），有人体验到《恐惧》（梁晓声），有人抚摸到《海边的心跳》（方舟）。“象”是鼻子，也是腿，这不仅仅是一种表达角度的问题，我们赖以生存的话语体系发生了变化。就像“洗澡”说成“桑拿”，其意义自然也是一个新的确认。
用“泛城市化”一词也许能表达我们现今的生存环境，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回首”，置身“鸡鸣三两声”的诗意中去，我们的诗意在商品中，在车水马龙的喘息中，稍纵即逝。因此，导致一大片诗人、作家“失语”一点都不稀奇，我们真正关注的是在我们“城市”或“城市边缘”看不清我们值得信赖的代言人的面容。方舟： 《城市化与诗意的找寻和护守》，《清远日报·周末特刊》2006年4月2日。
方舟的描述大抵是真实的文化景象，而其努力自然也是值得钦佩的。不过，仔细观察起来就发现其中情况也不尽然。就在现代最繁华的都市里，在现代电子打击快节奏流行音乐盛行的时候，也时不时地又时髦着最古老的乡村歌曲；城里的人们在欣赏完美国的3D大片之后，也不妨碍他们再回来痴迷于郭德纲等艺术家所创造的古装旧戏茶楼消遣或者赵本山的乡村爱情故事；在高楼大厦旋转餐厅上用惯早餐的人，他们也并没有就忘了时时要光顾低档但随意的“农家渔村”……但总体而言，除了那一些因为还可以继续担当现代城市人的“怀旧恋歌”的“诗意”方式之外，过去的许多“田园牧歌”都将无法继续保持了，传统的诗意在今天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失落，这是个基本的事实。正像方舟所言，我们确实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回首”，置身“鸡鸣三两声”的诗意中去了。但那终究是另一码事，它的提出最多只能说明诗意的时代选择罢了。文随时转，走到什么山头就要唱什么样的山歌，这是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自然也是审美时代变化的客观规律。中国城市化既然是一场现代化的历史性变革，在新的城市语境里，那些沿袭千年的乡村情感方式（“传统诗意”）——比如舒缓悠长的田园牧歌、生死相依的爱情故事和永恒信赖的上帝情感等会迅速受到冲击甚至于黯然消退，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话又说回来，因城市化而出现的城市人，再怎么说，也还是血肉之躯；而有血肉，必然有感情；有感情，则必然有诗和诗意，必然要“诗意的栖居”。人在，人性在，人的审美创造性就必然要在，而诗意也就永在！绝非城市化了，“诗意”就不“栖居”了。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诗意的栖居”是一个永恒的人生追求状态，没有了这样的状态，人就不能成为人。“诗意的栖居”，其实是一种文化的想象，一种文化的期待，一种文化的构建，当然也就是一种文化的生成。必须强调的是，诗意虽然具有普遍性但不具备自在性，诗意是必须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诗意只有在人类的审美创造中才可以生成，“诗意的栖居”只能是人类主动选择的结果。城市化带来的“城市时代”在中国刚刚拉开序幕并且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既然那些古老的田园牧歌在刚刚到来的“城市时代”里必然要黯然消退，那么，重建崭新的城市诗意以栖居自己的身体和灵魂，自然要成为这个时代城市人最为急切的文化想象、期待、构建以至生成了。简而言之，城市化，传统诗意的失落成为必然；而构建新的城市诗意，也是必然。
二、 城市化与城市诗意的构建
1. “绝境上”的反抗
城市人必须构建或者说必须开辟属于自己的城市诗意，以为“诗意的栖居”。这其实可以说是“人”的规定，是人的宿命安排，是一种“你别无选择”。这样的说法，针对中国当下的城里人，其意味尤为突出。
追溯当下中国城市化问题出现的历史根源，笔者有这样的基本看法： 这其实是一个因“农民进城”而出现的“中国问题”。熟悉中国城市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城市几乎没有原住民，就连那些开口闭口可以自豪地说自己“阿拉上海人”的，他们进城的先辈其实也大都不甚久远——可能是爷爷辈，但大多是父母辈，甚至是初来乍到的幸运儿，比如有的在大学或研究生毕业后在城里就业而获得了城市居民身份；说到底，这些人都是农民的后代。同时，这也是事实——当下的中国农民，他们中的许多人毅然决然，纷纷要抛弃了自己的身份，离开生他们养他们的农村，一去不复返——进城，变身成为城市人，这几乎成为了他们的集体人生信仰。概而言之，从传统的乡村文化（农业文明）转型到现代的城市文化（工业文明）所必然产生的“尴尬”成为了当下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症结所在。
历史发展到当下，中国好不容易赶上了“现代化”的步伐。在现代社会里，商业借助于科技的强劲推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在商业化滚滚浪潮面前，传统乡村自然经济迅速沦为摧枯拉朽的对象而被弃如敝屣。资本的集约化运作和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法则是商品经济永恒不变的信条，这样的信条只有在越来越大的城市里方能如鱼得水。因此，在商品经济时代，城市的重要性空前地凸显出来。正像古老的比喻一样，哪里有湖泊和水井，哪里就会吸引动物前来；作为财富聚宝湖和依凭财富便可以自由消费各种资源的城市自然而然成为中国农民汹涌赶来的理由了。当然，这理由的正当性也是不容否定的，正是这样的理由使得“城市化”在中国成为历史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