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不破坏小说整体性的前提下，碑文实际上也是可以融入正文的，比如只选取碑文的一部分，或者将碑文分割融入。但作者将碑文从正文中分离除去的处理方式，暗含着作者对小说语言形式的美学要求。浙江金安清为《里承》作的跋中说：“《志异》乃悲愤之书，文笔直参《左》《国》，逋峭冷隽，前此未有；特流于尖刻，无风人敦厚之思。《笔记》持论允矣，鬼狐太多，且皆短篇，说理有馀，行文不足，是皆有所憾焉……许叔平先生《里承》一书最后出，以汉魏古艳之笔写昊苍祸福之原……可谓尽有小说家之长而祛其短，足与正史相表里矣。”可见在金安清看来，《里承》的可贵之处是它能调和于《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之间，既要削减《聊斋志异》过于尖刻的风格，又不至于像《阅微草堂笔记》一样“行文不足”；在许奉恩的《自序》《自序》与金安清的跋均见文益人、齐秉文点校《里承》。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创作心理：“至我朝，山左蒲留仙先生《聊斋志异》出，奄有众长，萃列代之菁英，一炉冶之，其集小说之大成者乎！而河间纪文达公《阅微草堂笔记》，属辞比事，义蕴毕宣，与《聊斋》异曲同工，是皆龙门所谓‘自成一家之言’者也”，而自己“惟笔墨粗苴，不足供大雅一吷，岂敢望鼎立与蒲、纪二公间哉！”对蒲松龄和纪晓岚同样钦佩；这种创作心理不但体现于《里承》“劝惩之书”的立意，而且体现于语言体式的取向上：《里乘》中骈文极少，即使涉及应用文，作者也仅概括其内容，或者干脆使用散体，又或者像《纪梦》那样将应用文列入“附录”以与正文拉开距离。可见，《里乘》虽学《聊斋志异》，但在语言上力避绮丽文风，比《聊斋志异》更为质朴——这在《纪梦》“重修虞姬墓碑”与《绛妃》檄文的语言风格的差异中也可看出。
由此可见，对于骈体应用文的具体处理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隐含着作者对于小说语言体式的观念。
骈体应用文之所以能够融入小说之中且成为小说文体属性的决定性因素，是因为这些应用文属于小说情节的组成部分，是小说叙事的一个环节，而且这些应用文不同程度地承担着塑造人物形象的功能。比如，祭文作为骈体小说中常常出现的文体，在作品中就往往具有如下功能：
1．祭文本身属于应用文体，但由于人物写作祭文属于小说情节的组成部分，祭文也因此成为小说叙事的一部分，故此不得不将骈文比例较大的作品视之为骈体小说。
2．祭文对推动情节发展往往没有实质意义，但是有助于刻画人物形象，首先，经由祭文写作具体展示了人物的才华；其次，强化了前文所表达的情感，它渲染着缠绵悱恻的感情，是人物表达感情的直观方式。以艳丽之文，写悲哀之情，堪称“凄艳”。
3．尽管祭文对人物情感的表现有所加强，但以如此篇幅来强调前文已经表明的“悲不自胜”等感情，在文字的运用上仍然是一种十分奢侈的做法。从创作动机来说，这里的祭文确有“炫才”之嫌，类同于文人的“才艺表演”。此处祭文的华艳文风，充分展示了“文人之文”的特征，与《阅微草堂笔记》的朴厚文风恰成对比。
4．将不能推动情节进展的长篇祭文置于文中，是对情节的“阻断”，在文体角度，是对重视情节的中国传统小说文体的“破体”。
二
“综合类”是指骈文在小说中承担多种功能的骈体小说。由于对话在叙事性作品中的特殊作用，所以将“对话体小说”也纳入“综合类”骈体小说的范畴一并考察。
“综合类”骈体小说中的骈文可以承担描写、抒情、议论和叙事的功能，前三项本是骈文的强项，用在小说中虽有时不免陈词滥调之讥，但这属于写作者个人能力所致，并非骈文的先天缺陷，不过对于叙事功能就不一样了，学界普遍怀疑骈文的叙事能力。相对于散文，骈文的叙事显然受到更大的限制，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正如上文所言，骈文不自由的叙事方式恰恰造就了一种独特的美学风格：抒情性。骈文叙事要面对两个基本的问题，一个是如何叙述人物行为，一个是如何表达时间流动。
骈文叙述人物行为运用动词构成对仗，由于既要满足对仗的要求又要表达事态的进展，所以一方面在选词造句上必须多加斟酌，另一方面又要采用有效的结构方式进行表达。基本的表达方式有两种，一是“潜气内转”，在一组对句之内表达事态的进展；一是同一组的两句骈文表达相同的动作，而在组与组之间显示事态的变化。《燕山外史》卷一叙述爱姑父亲亡故，随母亲孤苦度日，生活艰难，爱姑依靠做针线活养家，虽是用骈文，但叙事非常清晰，并无滞涩之弊：“无何灵椿秋冷，大树先飘；铜雀春深，小乔未嫁。痛乃翁之长逝，愈觉家贫；随阿母而孤居，连遭岁歉。绣佛焉能度厄，针神却可救荒。”每组对句都是分述两个意思，叙事很流畅，使用典故直接叙事恰如其分，三组对句内部分别是并列关系、承接关系、转折关系，活泼灵动。虽是概括叙事，但意象鲜明，情感内蕴丰富，堪称成功的骈文叙事范例。骈文叙事的基本方式是将两种行为并列，由两种行为之间隐含的逻辑关系写出事态，比如上述引文中的“痛乃翁之长逝，愈觉家贫；随阿母而孤居，连遭岁歉”一组，尽管没有用关联词连接上下文，但依赖生活常识即可判断两句之间存在时间先后关系，只有“痛乃翁之长逝”之后才可能“随阿母而孤居”，这种不用关联词而只是将文句并列、利用上下句子之间内在联系显示事物关系的方式就是骈文理论常讲的“潜气内转”，这是骈文叙事所采用的主要方式之一。在组与组之间显示事态变动的叙事方式也很常见，比如同在《燕山外史》卷一，叙述窦生因相思而成病，爱姑前来探视：“兽环微动，何来月下之敲；鹂舌轻扬，似赴花间之约。启双扉而延入，看一朵之能行。”两组骈句分别叙述爱姑前来和窦生开门延客两种行为，没有主语提示，并列直写两个人的两种行为，但稍有骈文基础的读者完全可以理解情节发展状况。除了上述两种基本的表达方式外，另有使用关联词加以提示的方式，例如《曹月帆》作者为清代曾衍东，见陆林主编，王星琦、曹连观选注：《清代笔记小说类编·烟粉卷》，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6月。写“篾片”的行为：“其初也，但鼓翼而附膻，挥之不去；继也，便含沙而射影，中之即伤”，用“初也”和“继也”表现情节进展。
对时间流动的交代也有多种途径。一种是通过直接描写自然现象来交代时间流动，比如小说中对“到了晚上”的叙述就常用“金乌西坠，玉兔东升”之类的骈句，这是用天文现象的并置写时间的变动，既形象又明晰，例如《玉梨魂》第二章中用“金乌没影，珠蚌剖胎”，前一句写夕阳西下，后一句写明月东升，色彩艳丽富有美感；一种是通过写物象的变化写时间流动，《玉梨魂》第四章用“窗衣渐黑，灯豆初红”写夜晚来临；还有一种是使用时间性关联词，如“俄而”、“久之”等，附加在骈文主体之上表时间流动。
在对话中使用骈文的现象可以追溯到先秦策士们的应对语言，骈句的使用起到了增强语言气势的作用。在萌芽期的小说中，《燕丹子》见王根林、黄益元、曹光甫校点：《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较早在对话中出现骈句，例如卷中太子丹对田光说：“论众则秦多，计强则燕弱。欲曰合从，心复不能。常食不识位，寝不安席。纵令燕秦同日而亡，则为死灰复燃，白骨更生。”不过对话中的骈文比例不高。后来的小说则出现了对话中骈文比例较高的作品，比如《笔辩论》就是一例，另外《剪灯新话》卷四《修文舍人传》骈文约占全文的33％，骈文全部在对话中，至于对话和其他地方同有骈文的小说就更多了。人们常认为在人物对话中使用骈文很不自然，属于失败的表述方式，但从骈体小说特有的语言体式角度考虑，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在同一种骈文语言系统内写作，所有人物讲话均要使用骈文语言，正如文言小说中的人物都讲文言一样，难道为了“真实”而使某些人物用白话讲话吗？对于对话中的骈文应该在骈文语言系统内部进行考察，所需讨论的不是应不应该用骈文的问题，应该重视的是对话中运用的骈文具体形态的研究，即应该在对话中骈文的形态是否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这一层面加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研究的学术性。
在骈体小说内部，“应用文类”和“综合类”的美学风格有所差异：
第一，“应用文类”骈体小说中的骈文一般集中在作品的某一位置，因此，为了满足骈文对作品语言体式的影响力，此类骈体小说中的骈文比例要求要高于“综合类”骈体小说；相反，“综合类”中的骈文分布较为分散，骈文便于影响作品的语言体式，骈文比例要求相对较低。
第二，大多数情况下，骈体小说中的骈体应用文如祭文、判词等属于“几乎通体皆骈”的形态，如果此骈体应用文前后均为散文，则“骈散相间”这一骈体小说的美学特征就成为较长段落之间的语言转化而非在语句之间的频繁转化，这导致了“骈散相间”美学特征的弱化。
此外，在创作意识方面，虽然骈体应用文是小说叙事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应用文的实用性质，部分作品中骈体应用文的融入是无意识的呈现，并非作者有意要强化小说的骈文美感。与“综合类”骈体小说作者相较，其创作骈体小说的文体意识要弱一些——当然，当时或许没有“骈体小说”的概念，但是这种小说的美学品格是一种现实存在，有意在小说中融入大量骈文的作者不可能对这种美学品格毫无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