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之官督商办政策，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上重大问题，向为中外史家所用心研考，颇多深入议论。各家论点不一，但甚值参考，兹予列表提示要点于后： 论点作者发布年代刊印出处 关于官督商办的意义，我认为张之洞有几句话说得很清楚，他说：“至官督商办之要义，大率不过两端：权限必须分明，而维持必须同心。商无权则无人入股，官无权则隐患无穷。盖既名公司，则事权全在股东，股多者权重，股少者权轻。全汉昇1965年《清华学报》新五卷一期，页142—146。 清季的官督商办制度，并不始于甲午以后的铁路建设。在甲午以前，如轮船招商局及电报局，也是由官督商办的。可是，因为铁路本身具有大量的固定资本，对于资本的需要很大，而当日自由募集的商股却非常有限，不能满足其需要，故须仰赖国家作保来举借外债，凭借政府的强制手段来筹集路款，从而对于官督商办制度感觉到有特别的需要。全汉昇1975年《中国经济史研究》，页204。 为什么会形成官督商办这种制度，原因相当复杂，如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官吏的惧外与剥削、盗匪的滋扰、社会风气未开、国人资金不足等，都是重要的因素。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国人无法与外人在华航业作平等的竞争。由于条约及依据条约所立的各项通商条规的限制，使政府既不能提高外国人贩运货物的税率，以增加财政的收入，庞大开支的负担，便只有落在华商的肩上。于是，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捐卡厘局，星罗棋布，华商已经无法应付，而税吏的剥削与盗匪的滋扰，也构成严重的危害。吕实强1962年《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页261。在本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不能不引述梁启超评论“官督商办”的一段话。他说：“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成效可观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中国人最长于商，若天授焉，但使国家为之制定商法，广通道路，保护利汪熙1963年《历史研究》，1963年第二期，页82。（续表一）
论点作者发布年代刊印出处 权，自然能使地无弃才，人无弃力，国之富可立而待也。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可也。”这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在二十世纪的初期（1901年）怀着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对“官督商办”的谴责，这个谴责是严厉的，但也是公正的。 事实证明，官督商办企业同外国侵略资本的关系，完全可以立足于竞争，而不必多方勾结。它没有这样做，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官督商办企业完全可以从内部的整饬加强积累并吸引民间资金，但却搞得左支右绌，不得不把头伸进洋债的绞索，非必然也，是自投罗网也。打着“收回中国之利权”而办起来的官督商办企业，竟成为对外国侵略资本送权授利，为虎作伥的机构，这是中国官僚资本的特性。 汪熙1979年《历史学》季刊，1979年第一号，页122。 洋务派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为了军事和财政的需要，创办近代企业。这一活动从军事工业扩展至民用工矿交通企业，广泛地采用了官督商办的形式。当时洋务派正拟筹备海防海军事宜，需要巨额的经费，但清政府的财政由于支付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庞大军事费用和对外战争的赔款，已十分竭蹶，负担原有几十个军事工业企业的经费也深感力绌不支。洋务派从筹款的困难中逐渐认识“自强”离不开“求富”，“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黄逸平1964年《新建设》，1964年5、6月号合刊。（续表二）
论点作者发布年代刊印出处 振兴商务”，于是就有经营民用工矿交通企业的打算，同时，军事工业制造船炮机器，也是“非铁不成，非煤不济”。但是，开办民用工业企业又需要相当数量的资本，清政府根本无法筹拨这笔款项。这时，拥有大量资金的官僚、买办、商人等看到使用机器有利可图，产生了投资近代企业的兴趣。洋务派自己正缺乏经营民用企业的资本，又害怕人民使用机器，于是就采取了官督商办的形式，后期还采取了官商合办的形式，以便吸收私人资本，并把它控制在自己手里，使之不超越于巩固封建统治利益范围之外。 北洋洋务派所举办的轮、煤、电报、纺织四大企业都是属于官督商办性质的。前面三个企业的官督商办性质，始终都很清楚。最后一个企业前期的性质，则很有争论。官督商办是洋务派从官办军需工业转向民用工业所采取的新手段。从官府委派商人承办这一点上看，可以说它和封建社会旧有的“承商”制度有渊源关系。为了举办新式企业，封建政府不可能拨出巨款直接投资，也不愿负亏损的责任，所以要选派殷实可靠的商人，给予他一定的权利，让他来承担这指定的任务。但是，洋务派在“承商”制度之上，加添了官僚集团的控制，利用官款以借贷形式侵入企业，并从而逐渐排斥一般商人，消减一般商股，使这些企业成为官僚派系的私有财产。这就使官督商办具有完全新的性质，而这又是和买办化官僚对于外国势力的依附分不开的。 邵循正1964年《新建设》1964年1月号。 官督商办观念，创生之原始动机，系承西方工王尔敏1982年《香港中文大（续表三）
论点作者发布年代刊印出处 商业冲击而产生之反应。背景相当复杂，酝酿相当长久。主要特色在民生工业，而非在于国防工业。关系及于中国全面之工业化途径，故最关重要。中国传统商贸，全无大企业经营制度，尤乏国际贸易竞争经验。面对西方冲击，颇觉束手无策。惟较早西化之华商，附庸洋商求利，供其驱使，亦足自存，多不敢轻易改换独立经营。自五口开埠通商，中国外贸经营已完全落入洋商掌握。华商除托依洋商名下，实难自立。其时民间较具眼光之绅商，早欲自组公司，参与对外竞争。然条约限制，厘税负担，均有利洋商而有损华商。因是凡大型公司，非由官方鼓励协助，无人敢于冒此危险。自然不得不由官方各级领袖出面策划，借予资金，是谓官款，于是而有官督，由商人从事经营，自为商办。李鸿章初始提倡，志在倡导，纯为收回利权，便利商民起见。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卷十三。 以上所举各家研考，虽然各持理说，而应以史实及资料为检核依据。在此不暇多所讨论。惟在于略见“官督商办”之大致意义以及后人之理解与观点。而郑观应半生从事之事业，几与“官督商办”政策相终始，为亲身实践经营“官督商办”事业之首脑人物。故无论其行动言论，均关系重大。
中国近代之创生“官督商办”观念，肇因于五口通商后中国沿海航运竞争之激烈。历经种种适应思考，最后而于同治十一年（1872）创设“轮船招商局”，即为“官督商办”政策之实践。其主持筹谋策划，以至此一词称之提出，均为李鸿章。在此酝酿时期，郑观应正在江南经营茶栈达五年之久。“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初，李鸿章授命朱其昂、盛宣怀负责招商运米；唐廷枢、徐润负责轮船揽载。是为开创前驱领袖。而郑观应虽与之毫无关系，但在思想眼光，实于发展中国自有之航运早有留心。
当同治十年十二月内阁学士宋晋倡议中国停造轮船之后，朝野广泛注意及制造轮船之出处与应用问题。当国重臣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均提出严肃思考讨论。最后辗转归趋于创设“轮船招商局”。王尔敏：《“官督商办”观念之形成及其意义》，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卷十三，1982年印。 郑观应虽然一在野商人，而颇为关心国事。并因其熟悉轮船揽载，因而亦在同治十一年提出所见。题称：“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郑氏此文，载于同治十二年所刊之《救时揭要》。此项文献在中国经济史上航运史上，均具有先驱思想价值。
郑氏在当时对于停造轮船之意见，是主张闽沪两所造船厂官方停造，改由商人承造。实可见出招商之意。 轮船停，固损国体；不停，亦不足张国威。然则如何而后可？愚则以为停、不停皆可也。得其道则转败为功，失其道则虽利亦害。请先言其不停者：无他，但改官造为商造一言而已。中土之商，虽任事之心不如西国，而谋利则一。现在上海长江轮船多至十七八只，计其本已在一二百万，皆华商之资，附洋行而贸易者十居其九。其所以不乐自居华商之名，而甘附洋商之尾者，其隐情可以理度之矣。又上海沙船，盛时五千号，今只五百号，有日少无日多，而海运天庾，皆赖此以济。不早思变计，亦必大碍于京仓。又福建已成轮船五六只（指福州造船厂），每年岁修之需亦复不资，方在交商承领，鲜有应者。与其官造之，而仍望商用之，又何如从此而令商造乎？官停造，则厂基机器费无可补，人工匠役身无所靠。若果招商接任之，则前之所费者皆可收回，工役之人无失业之叹。郑观应：《救时揭要》，收入《郑观应集》，页53—54。 郑氏更进而申明商造之必要及其意义，亦提示其“寓兵于商”观念： 商人造，则资用可以源源不穷；商人造，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是一转移间，同一造轮，而精粗美恶自有天渊之别矣！诚如是，则官无费用之筹，而海满有轮船之用。数年之后，商力日复，制造自日精，其有益于海运不更深乎？自后再令每有商船四只，带造兵船一只。二十船可捐造大兵船五只。以此年年递加，积久兵船正不知凡几。无事则护商捕盗，有事则听官调遣。在古“寓兵于农”，今“寓兵于商”。从此月饷敛之商，训练责之商，是朝廷安坐而日收其无形之富强，于公家真有万种之益，而无一丝之损矣。此较官中筹款竭蹶不遑，而又岁修无出、驾驶不精者，孰难孰易哉？《救时揭要》，收入《郑观应集》，页55。 由是可知，当同治十一年中国朝野筹思轮船航运之际，郑观应并未缄默，抑且更能切实提出商人承造之意见。于此亦可见时势所趋，众谋佥同。尤须注意者，郑氏所论亦确能透露商人之根本立场与顾虑。 说者谓：“华商久以资附洋贾，此时忽强之自造，又岂能乐从？”不知别有道焉。夫商人之不愿者，畏官之威与畏官之无信而已。即如少有警报，官绅措词勒捐，富贵之家，饱己囊橐，多有迫民为盗者。诚能尽祛其畏官之隐衷，而予谋生之大道，则凡闽省之盐商，上海、宁波之号商，皆可罗而致也。姑以二十只轮船而言，每只用银十万两，则器具已极精良，计二十只，本资二百万两耳。江浙海运一百二三十万石，加以江西、安徽、湖南、湖北亦可酌提本色七八十万石，由长江东下，归于海运。计每年照二百万石计，每石水脚六钱，即有银一百二十万两。每只尽载米一万石，二十只一月两次，即可四十万石。自正月至五月，五个月中，此二百万皆可运竣矣。此一百二十万水脚之中，除去每船每月用度至多一万两，二十船二十万两，五个月一百万两，尚有二十万余利。以二百万资本，得二十万余利，不为过薄矣。此外五、六、七、八、九、十，六个月，载南北往还之货，亦另有利焉。洋人连年夺取沙船之利，亦可一旦攘归其半。筹本既非太巨，得利亦复甚优，乃华商卒不敢任者，以官之言不足信也。《救时揭要》，收入《郑观应集》，页54。 郑氏一再申论商人甚畏官方之不可信赖，固已反映一般商贾之观点，亦可见出招商之举并不易为。近人妄议“官督商办”之起于李鸿章等官商勾结者，真是信笔雌黄。
郑观应于光绪八年（1882）正月结束英商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合同。二月，接受北洋大臣李鸿章札委，担任“轮船招商局”帮办之职，并兼“上海织布局”总办。自此以后，遂毕生献身于“官督商办”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