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论大道，明确指示世运趋于万国之混同。清清楚楚陈述其大同思想：今日欧洲诸国日臻强盛，智慧之士造火轮舟车，以通同洲异洲诸国；东西两半球，足迹几无不遍，穷岛异民，几无不至，合一之机，将兆于此。夫民既由分而合，则道亦将由异而同。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道不能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盖人心之所向，即天理之所示，必有人焉融会贯通而使之同。故泰西诸国今日所挟以凌侮我中国者，皆后世圣人有作，所取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此其理《中庸》之圣人早已烛照而券操之。其言曰：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而即继之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此之谓大同。王韬：《原道》，《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页2。王韬观察世变之乘，见及大变局来临，把握未来动向，亦并制定世运将趋于大同之轨，故申言畅论说明大势之必然：故吾向者曾谓，数百年之后道必大同。盖天既合地球之南朔东西而归于一天，亦必化天下诸教之异同而归于一源。我中国既尽用泰西之所长，以至取士授官亦必不泥成法。盖至此时，不得不变古以通今者，势也。而今犹未也。今如有人必欲尽废古来之制作，以遂其一时之纷更，言之于大庭广众之中，当必以其人非丧心病狂决不至是。呜呼！世人皆明于既往而昧昧于将来，惟深思远虑之士，乃能默揣而得之。天心变于上，则人事变于下，天开泰西诸国之人心而畀之以聪明智慧器艺技巧，百出不穷，航海东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诸国既恃其长自远而至，挟其所有以傲我之所无，日从而张其炫耀，肆其欺凌，相轧以相倾。则我又乌能不思变计哉。是则导我以不同不变者天心也。迫我以不得不变者人事也。如石之转圜于崇冈，未及坠地，犹谓其难，而不知其一落千仞也。《变法》上，《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页10。对于何以力倡效法西洋，师夷长技，王韬答案也十分庄严正大，那就是要走上万国混一，世界大同。乃时与势所使然也：夫用兵以刀矛，一变而为枪炮；航海以舟舰；一变而为轮舶；行陆以车马，一变而为火车；工作以器具，一变而为机捩。虽刀矛枪炮同于用兵，舟舰轮舶同于航海，车马火车同于行陆，器具机捩同于工作，及其成功一也。然而缓速利钝难易劳逸，不可同日而语矣。凡此四者，皆彼所有而我无其一。使我无彼有，而彼与我渺不相涉，则我虽无不为病，彼虽有不足夸，吾但行吾素可耳。独奈彼之咄咄逼人，相形见绌也。且彼方欲日出其技以与我争雄竞胜，絜长较短，以相角而相凌。则我岂可一日无之哉。一变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况彼之有是四者，亦不过百年数十年间耳。而被及于中国者如是之速，天其或者将大有造于中国也乎。准诸天道，揆诸人事，将见不及百年，四者必并有于中国，行之若固有，视之如常技。吾固不欲吾言之验，而有不得不验者势也，亦时为之也。天盖欲合东西两半球联而为一也。《答强弱论》，《弢园文录外编》，卷七，页16。天心世运所趋，王韬以为就地表形势而观，地球一统，亦将总趋于中国，中国势不能不适应此大同创局：不知时之所尚，势之所趋，终贵因事制宜，以权达变。天时人事，皆由西北以至东南。故水必以轮舟，陆必以火车，捷必以电线。然后全地球可合为一家，中国一变之道，盖有不得不然者焉。不信吾言，请验诸百年之后。《变法自强》下，《弢园文录外编》，卷二，页10。王韬终极宗旨与信念，效法西洋为入手途径，而世界混同则深信其势有必至，相信圣人孔子复出，亦必有所取资。当可见出王韬之坚强信持：当今之世，非行西法则无以强兵富国，故西人在今日所挟以轻藐我中国者，即他日有圣王起所借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孔子圣之时者也，于四代之制，斟酌损益，各得其宜。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诚使孔子生于今日，其于西国舟车枪炮机器之制，亦必有所取焉。郑观应：《易言》，王韬跋。此处所见，王韬思想重点于当时最见突出者，基本启念在于因应世界变局，其所须致力从事者一再表达效法西洋之重要。惟其进一步更深一层盱衡未来世界大势，则发现并相信地球万国将日趋于混同为一。因是而乐观预测世界大同之域可期而至。此正足代表王韬思想之一贯理趣与明确内涵。
五、结论
中国近代思想界前驱人物，王韬自具特色，亦有其创识。凡研论王氏生平多能见之，无待言辩。然其身无凭借，久居下位，毕生寄食海市，佣书求活，煮字疗饥，何以而能洞烛世势，指陈津梁，为当时参酌，后世探索，以负先知之盛誉，永世不可磨灭？自当于此追考一二。
本文非写王韬传记，全无意于建立王氏生平身世之载述。盖无法充分呈现其中许多转折细节。
王韬幼少原循科甲一途求进身青云，然考得新阳县生员之后，乡试未中，即已自作放逐。因生活所迫，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至上海谋生，受聘于英国教士麦都思（Rev. Walter Henry Medhurst）从事翻译《圣经》。王氏本名利宾，考中秀才后改名王瀚，字兰卿；同治元年（1862）闰八月以后始改名王韬。《王韬生活的一面——风流至性》，《“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页223—262。
王韬幼读经史与所有儒生之受教相同，及其流寓上海，亦无别于众人，只是受雇于西洋教士，颇有交接来往，除其旧学外，承西士之观摩熏陶，而于西方文物教化获致较多了解，因而已更能留心上海开埠后的中外大局。即此接触启发，王韬即与一般儒生具不同观感。盖以此新辟港埠环境并与西人直接接触，当为启牖王氏创发新思想之重要条件。王韬旅沪不久，即已绝意于科甲功名利禄一途，于咸丰二年九月二十一日（1852年11月2日）日记中表示：余功名之心久已如死灰，不能复燃。且为文纵恣，负奇气，期以此俯就有司绳尺，而掇青紫，亦难矣。今天下方有事，安用此经生为哉！王韬：《蘅华馆日记》，原稿本，现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我人想见王韬思想转变起步自可推至其至上海之初，亦即咸丰初年。
然则王韬生平重要思想实俱集中于其同治元年遁避香港之后。而王氏避难香港，蒙受清廷通缉犯罪名，正是极不得意。然得英国教士理雅各（Rev. James Legge）的延聘收留，相助其翻译中国经典，乃使王氏免于饥寒，正亦见出绝处逢生。抑且王韬毕生思想以旅港时期为最重要。盖其游访欧洲，观光东瀛，俱集中于此一时期。使其眼界开阔，思想适随之有重大激发。重要著作之《普法战纪》与《法国志略》，亦并得流布朝野，蜚声东瀛。且其海外游纪之《漫游随录》与《扶桑游记》，亦足以使洛阳纸贵。王氏既于同治十二年冬得创《循环日报》而主笔政，遂至其言论思想借报端而发抒。因是不期然而开展其救时名论，自然跻身于时代先驱之列。
但凡有关王韬之接触西洋文物制度、政教礼俗，提出敏觉之识断，赞叹之称述，实至洋洋大观，亦无不建言仿效。惟其所涉广博，名目纷繁，当须另作王氏西方认识之研讨。本文自无从一概引入，全面蓄纳。王韬早年从教活动及其与西洋教士之交游王韬早年从教活动及其与西洋教士之交游自1930年代起，学者开始注意对王韬的研究。主要启因，是受了研究太平天国所波及的热潮，而对王韬的兴趣，亦不免限于王韬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上，尤其是更限于他上书太平军首领刘肇均的一件公案上。除了吴静山的《王韬事迹考略》是对王氏生平作全面讨论之外，其余多数都盘旋在上书太平军的考辨范围以专文讨论王韬与太平天国之关系者有罗尔纲：《黄畹考》，载于氏著《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印，页111—139。谢兴尧：《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事迹考》，载于氏著《太平天国史事论丛》，上海：商务印务馆，1935年印，页186—211。陈振国：《长毛状元王韬》，载于《逸经》第三十三期。洪深：《申报总编纂长毛状元王韬考证》，载《文学》，第二卷第六号。此外以黄畹一名而返复考辨的有胡适：《跋馆藏王韬手稿七册》，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八卷三期。此外以相当篇幅讨论此一问题者，尚有吴静山：《王韬事迹考略》，载于《上海研究资料》，上海通社编辑，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印，页671—691…到了1960年代，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又有广泛发展；除了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已有丰硕成果，此外，并有结账式的著作——如简又文的《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及《太平天国全史》等巨制的出现。而近代史研究的问题与方向却更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不过王韬之再受重视，已全然不再局限于太平天国问题。学者每每更去发掘其他方面的重要意义。近年致力于撰述王韬生平与思想者至少有：罗香林、吕实强、柯保安（Paul A.Cohen）与汪荣祖等四位。对于王韬，他们都各有论述民国以来，真正对于王韬作严肃考量与研究者，应始于1960年代。以往者，除前揭吴静山《王韬事迹考略》一文外，均谈不上对于王韬之研究，实未有重大之贡献。1961年，罗香林撰《王韬在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之关系》一文，载《清华学报》，新二卷二期。对王韬之研究，始作更深层的发掘。1967年，吕实强在《国语日报》之“书和人”副刊，第（转下页）。笔者饫餍诸人论著的详实有趣，深信值得作更多发掘，因此草撰这篇短文，稍尽拾遗补阙之功。
王韬原名利宾，字子九。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八岁时考取新阳县学。而后即改名瀚，字仲蘅，号兰卿，又号懒今。在上书太平军案发之后（1862），他又改名王韬，字仲弢。但无论利宾、子九、瀚、兰卿，乃至于韬等等文字，都曾经构成近代学者考辨的疑难。这里短短两三行所介绍王氏名号，是笔者斟酌多项讨论，并采用为正确的结论，大致无可置疑（接上页）六十一期，刊布《王韬评传》一篇。同年，柯保安（Paul A. Cohen）亦对于王韬之生平，发表两篇论文，一为：“Wang T’ao’s Perspective on a Changing World，” in Albert Feuerwerker（ed.），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一为：“Wang T’ao and Incipient Chinese Nationalism，”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VI， No.4。此外，在1974年，汪荣祖于《新知杂志》，第四年，一期至二期，刊布《天南遁叟王韬》一篇。同年，柯保安专著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4）亦见问世。而国人方面，吕实强之《王韬》一书亦已完成定稿。此四位学者，实为真能了解王韬之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