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私营纺织厂女工金阿妹口述史
【口述者】金阿妹
【访谈/整理者】赵方琪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生程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访谈时间】2011年11月4日、12日、25日，2013年2月28日【访谈地点】金阿妹家【整理者按】金阿妹，1930年生，上海嘉定人。幼时被作为童养媳送人。1939年于私营袜厂、烟厂等做童工，1946年进入大新振染织厂，后于私营中纺二厂工作。1952年成为普陀区妇女联合会干部，1986年3月于上海市妇女联合会退休。
我今年已八十多岁了，身份证上写我出生于1931年2月8日，实际并不准确，应生于1930年腊月十八，换算成阳历应是几月几号我不清楚，总归那时是冬天。
我老家在上海嘉定，现在那一带称作马陆，过去属戬浜乡金陶生产队。戬浜乡有一段时间又改叫长浜乡，但我在那里并没有生活多长时间。我在家里最小，排行老四，两个哥哥年纪都比我大很多，大哥比我大十七岁，二哥大十五岁，姐姐比我大四岁。因为家里很困难，也可能因为父母不愿再养小孩，乡下一般养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再多就不要了，所以就把我作为顾家的童养媳送走了。
其实顾家也挺穷的，他家男孩出生才两个月，他父亲就去世了，不久母亲也离家出走。那时老百姓以为，给男孩找个好媳妇，他父亲才能在地下安心。我姑姑和那家人认识，由她做媒牵线，让我做那个男孩的童养媳，谈好以后，太婆（男孩的祖母）便来嘉定接我去上海。那时我生下来一周岁还不到，听说还不会走路，大人把我放在婴儿车里就领走了。以后太婆常对我说：“你娘不要你了呀，是阿拉领你回来的。”他家人总用这种口气说话，好像我能活下来全是他们的功劳。到他家以后，我就跟着姓顾，也没有正式取名，大家一直叫我“阿妹”。直到解放后第一次普选的时候，派出所的民警好奇地问：“为什么你们夫妇俩都姓顾呢？”这以后我才恢复金姓的。
其实我和娘家也一直有来往。在顾家最苦的时候，小哥哥曾过来陪我，有时我也回家看看父母。父亲原先身体蛮好的，有一次他到娘舅家玩，娘舅的儿子生了二号病即霍乱，由霍乱弧菌导致的烈性肠道传染病，主要症状为无痛性腹泻、呕吐。解放前因此病死者很多。，他被传染，回家发作出来，很快就不行了，去世时只有四十多岁。母亲解放前一直有胃病，解放以后应该帮她找医生看看，但我那时也不懂，结果她走的时候也只有六十岁。
顾家的女孩都是很早就出去工作的，我男人的两个姑妈十岁就出去做工了。听说她们开头不愿意去，还躲在外头，太公就痛打她们，把阳伞柄都打断了。她们那时做“湖丝汰”（缫丝工）非常苦，蚕茧丢在沸水中煮，两只小手就直接伸进去抽丝头，烫得手上全是泡，回来把泡挑破了，手湿嗒嗒的会发炎，就把手浸在明矾水里收收干，第二天又继续干。到我过去时，顾家条件还不错，连我有八口人，由太婆当家，除她和我们两个小孩以外，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工作。当时太公给英国人的工部局做马路工，姑妈、姑父、叔叔、婶婶都在私营厂做工人，生活还算安定。太婆说： 那时大家赚了钱都交给她，一块钱可以买很多肉呢。
我的男人比我大三岁，民间有“男大三，金银山”的说法，从会说话起，大人就教我叫他“阿哥”，以后就一直这么叫了。他对我挺好的，有时候他们出去吃饭，他会记得带些馄饨回来，在灶头上热热给我吃。
口述者丈夫的奖章
他从小没有爹娘，太婆、太公就格外宠他。那时人迷信，以为给男孩加一点女孩的打扮才好养大，就给他戴个耳环，上学读书时，在路上被人抢耳环，把他的耳朵也拉坏了。大人都在外面做工，就供他一个人读书。他非常聪明，读书也很好，在江城路小学（今江宁路小学）读书时，学校还发给他一个奖章，因为成绩优异，有一段时间甚至还免掉学费。
我也早早开始做童工，大约七八岁时，我就被送进几个私营小厂打工。最先是太公的亲眷介绍我去一个袜厂。因为我还太小，去应聘人家也不要的，他们要我晚上先偷偷溜进去，把一道道工序做熟了，白天再到工厂对领班说：“喏，你看她是熟手，不是生手呀。”这样厂方才会要我。那是一个很小的工厂，专做各种袜子，车间里有一个带圆盘的机器，只要把已做好的袜头对准袜筒套上去，机器转过去就把袜子自动缝好了。工作虽然简单，但夜班很辛苦，从下午六点做到早上六点，要做十二个小时，我那时还小，到下半夜头直往前冲，根本熬不住。在袜厂做了几天，介绍人说我做得不好，出了很多次品，就不让我去了。那时有人肯带我去学艺也算给很大的面子，结果我没拿到一分钱，也只好算了。
我也曾到一个私营小厂学加工螺丝钉，工人拿着小螺丝钉在砂轮上磨，然后在螺帽上刻出十字螺纹，螺纹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更不能歪斜。这回做了一个礼拜又被辞退了，他们说我做得不好。
后来我在香烟厂做了几个礼拜。阿拉邻居是宁波人，老夫妻俩也没孩子，为人特别好，老头就在香烟厂炉子间工作，是他带我去的。那个厂在乌鲁木齐路，靠近静安寺，工厂规模相当大，有好几个车间。我做的工种比较简单，负责整理烟叶。卡车运来烟叶先放在炉子上蒸，然后把一筐筐滚烫的烟叶倒在一排排长长的台子上，几十位工人面对面坐在长台两边，阿拉要把烟叶上的老茎一根根抽掉，烟叶整理好才能送往下一个车间，切成细丝，卷成纸烟。每个人身边放一个筐子，拉下的烟叶茎就放在筐子里，下班时拿去称称，做得快的人一天也有几十斤，有人天天记账，工资就根据拉下的烟叶茎斤数支付，做多少给多少钱。我每天要做十二个小时，但都是常日班，那时我个子太小，坐在工厂的长凳上还够不到工作台，还要在大凳子上加一个小凳子才勉强够高。烟叶像香蕉叶一样大，拉茎要用好大的力气，我拉得手上打满泡，泡破了都结成老茧。中饭就在厂里吃，我每天带饭去，太婆事先弄好，用一个搪瓷杯子盛饭，一个小碗里装点小菜，再焐到饭当中。厂里炉子间的老头帮我把饭焐在炉子旁边，中午吃的时候还乎乎热，所以至今还很感谢那个老头。我毕竟太小，拼命做也做得不多，现在也不记得拿到多少工钱，反正不管多少，都全部交给太婆。我拿钱回家，她蛮开心的，还说要给我做件新衣服，但过后就不了了之啦。我到她家一直穿大人的旧衣服，从不给我做新衣服的。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东洋人打了过来，炸弹丢到宝山吴淞口一带，阿拉一个亲眷住在江宁路，那边炮声特别响，她就被轰隆隆的炮声吓死了。不久，太公失业了，同时许多私营老板的厂也全部关掉，大人一个个相继失业。那时候生活真的蛮苦的，一家人就太公有一件绒线衫，为了吃饭就在那时给当掉了。工厂关掉以后，有一段时间，我只好随大人回嘉定乡下种地去了。
顾家祖上在嘉定原本还有房子，但因为离公路太近，战乱时都被日本人烧了。回到乡下时，原来的房子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片断砖烂瓦。一到乡下，太公叫我一起去捡砖头，又喊人帮忙，用砖头堆起造了三间小房子，这样才勉强有个安身之处。以后太公又弄了两亩地种。
姑父的父母是江苏省昆山天福庵村的人，那里有个火车站，乘火车到上海很方便的。他们在当地还有一些田地，所以姑妈和姑父也回去了。他们在那边又要种地，又要带孩子，就叫我过去帮他们照看小孩。回乡下以后不久，我就到姑妈那边去了，也不记得那时是几岁，应该年龄还很小。只记得一天到晚要做工，做得苦死了。我负责养一头牛、两只猪，还要帮着照看小孩。大人在地里捡菜皮，然后挑出去卖，我也要把菜皮捡回去烧来吃，还要出去捡柴，拿回来烧灶头。早上眼睛一睁就开始做工，那时还舍不得穿鞋，赤着个脚就跑出去，一直做到晚上，才去河边洗洗脚穿上鞋子。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疟疾发作了，身体直发抖。穷人没有药可吃，而他们既不管我，也不让我休息，就叫我出去走走跑跑，说这样就会好的。我只好在外面晒干的稻草堆上躺一会儿，这样才挺了过去。那时候小孩也没什么东西吃，他家小孩哭起来，我也没办法哄他，只好弄点冷饭给他，他坐在小车里，自己从碗里捞着吃吃。我也没办法，那时条件都很差，也只能这样。后来那个小孩也生病了，大人也不找医生，只找巫婆搞迷信活动，不久他就死了。到头来他们还怨我，骂我没有带好小孩。这段日子真是最最苦了。
日本军人常常下乡，在嘉定乡下，我看到日本人在路上走过。一看到日本人来，大家都非常害怕，急急忙忙就往家里逃，女孩子还要躲起来。大家都说“日本人再坏没有了”，小姑娘在路上走着就会被拉走，常听说女孩被强奸。我那时还小，而姐姐她们都化了妆，从锅底剐黑漆漆的灰涂在脸上，再用布把脸遮住。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日本人在街上走过，四五个中国人突然冲过去，按住他的手脚，七手八脚就把这个日本人掐死了。后来日本人也没查出是谁干的，否则肯定要来报复的。
抗战胜利后，顾家的大人又相继回上海工作了。1946年，我十五岁，这时家里只有我一人还没有工作，太婆一再催我出去找工作。当年春节刚过，年初四一早我便离开嘉定，那时也没钱坐车，随同村的亲戚从乡下走回上海，直到下午5点左右才走到，走得脚上打满泡。
仅仅休息一天，姑妈就带我出去做工了。姑妈从小在纺纱厂做，技术非常好，当时已是永安三厂全称为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第三厂。民国十年（1921）4月，郭乐、郭顺兄弟创建该公司，在民族棉纺织工业中仅次于申新纺织公司。三厂建于民国十七年（1928）4月。1960年8月，该厂转为上海无线电三厂。的拿摩温，她和该厂门房的关系比较好，进去时只要打个招呼：“让她进去学学哦。”就把我带了进去，当时打算让我学会以后再找工作。那是一个很大的工厂，我被带到布机间，叫我跟着老师傅学。我个子不高，还够不着，便在脚下垫一个小矮凳。还没混多长时间，当天晚上就被领班先生看到，他说：“这么矮的人怎么做啊，走！明早不要来咯。”
大新振厂的广告
在纺织系统里，姑妈认识很多人，也挺有面子的，她又托到大新振染织厂全称为大新振漂练染织厂，为民族资本家史济民父亲创立，原厂位于长寿路。其生产的“新锚霖”牌士林布销遍南方和东南亚各国，“美人鱼”牌红酱布及“大新球”牌元布亦有名。该厂后并入上海第九印染厂。的机匠，由他介绍我到那里去工作。这个厂规模不是很大，也就一百来人，只有筒子间、经纱间、布机间三个部门，三部门都在一个车间里，车间也不是很大，这里专门织布，染布又在别的地方。那个机匠还是长日班的男工头，在厂里有些威信，面子挺大的，他找了一个老师傅教我。刚开始没有工资，我跟着老师傅学怎么开关车，怎么接头，等等。一个礼拜下来，就让我正式去布机间做挡车工了，当时和老师傅还不是一班，她是甲班，我是乙班，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做。因为人矮，手够不着上边时，就在脚下垫一点东西。开始时难免出一些次布，如果是一点点瑕疵，就把那块地方拆掉重织，一般我自己拆。来不及的话，也可以叫拿摩温过来帮着拆，拿摩温的手下人叫“帮结头”，有时也帮帮忙。如果实在不能挽回，织出次布也会被扣工资，但当心一点，一般次布不是很多的。技术熟练以后，我还能管两台车。
纺织厂人停机器不停，所以工人都要做夜班，每天要做十二个小时，换班时也不打铃，车间里红灯亮了就表示到交班时间。一个礼拜一次休息，到礼拜天中午十二点才关机器，所以做夜班的只有半天休息，做日班的可休息一天。那个厂有工房，大部分工人住在工房里，但离车间蛮远的。我就住在叔叔婶婶家，他们家很小，就在扶梯后面架一个小床睡睡觉。厂里提供三顿饭，八个人一桌，四菜一汤，有点小荤，菜式还算不错，饭能吃饱。总共大概有十桌，拿摩温也和工人一起吃，中午吃饭的时候，机器关半个小时，我们都站着吃。休息天食堂仍然开饭，我虽然不住工房，也去厂里吃饭。
工资最初大概就三十多块，后来才逐步加上去的，但这是我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当时那个开心啊，因为有了工作就可以挣钱，自己养活自己，生活也能够独立，不再依赖人家了。靠人吃饭的日子多难过啊，自己爹妈养大的好像还应该，而像我这种抱来的就得听许多闲话。太婆以前总说：“喏，饭烧好了，又吃光来。”这些话好像还特地讲给你听的，我听了老难受的。第一次拿到工资最开心了，给我妈五块钱，又给太婆十块，叔叔、婶婶也要贴一点，剩下钱就给自己买点衣服。原来在乡下饭都吃不饱，到上海来就开心多了，不但可以在厂里吃饭，有了收入，在家也可以放心吃饱饭了。所以很感谢介绍我进厂的那个机匠，当年端午、中秋还给他送点礼物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