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美资企业职员周于藻女士口述史
【口述者】周于藻
【访谈/整理】赵方祺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生程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访谈时间】2012年2月2日、3月4日、7月3日，2013年1月28日【访谈地点】周于藻家【整理者按】周于藻，1926年生，金山县亭林镇人。1947年3月1日，进入中国农业机械制造公司材料处工作。解放后先后于上海糖业烟酒专卖事业公司、上海市杂品公司、上海竹木联社、徐汇区车辆联合社、奉贤车辆厂等单位从事物价或财务工作，1986年自上海通用机械技术研究所退休。
一、 童年时代
1926年2月9日，我生于一个旧礼教家庭。祖辈在江苏省松江县亭林镇（今属金山区）生活，祖上留下一些地，每年都有农民过来交租，家里衣食无忧，算是比较富裕的中等地主。父亲是遗腹子，所以我家和祖母、伯父周迪前一家住在一起。父亲周振先在镇上以开明乡绅著称，农民来家里交租时，父亲都招待他们吃饭，有些贫困的农民交不出租金，就给他们一些优惠，他也愿意帮助人，对贫困的人也十分宽厚，每当镇上需要钱，他都乐意带头募捐做些慈善事业，在镇上也有一定的名声。当然，这也不值得张扬，毕竟剥削肯定是不对的。
我们共有七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二。旧社会医疗条件比较差，妇女生孩子不去医院，都是请接生婆来家里接生的。我的生母在生第五个孩子时，大约由于消毒没做好，产后第三天小孩就夭折了，她非常伤心，淤血一下子从腹底呕出。弥留之际正值隆冬，家里请来巫婆求神，半夜里保姆把我们四个小孩从床上叫起来，在地上铺了些稻草要我们跪上去，母亲躺在床上，她的肚子胀得鼓鼓的，过了不久就断气了。身后留下我们四个孩子，我六岁，大姐比我大一岁，老三比我小一岁，老四比我小三岁。
我们最初住在老式房子里，从前老家的房子也不像北京的四合院，都是一排排平房。我们家有四排房子，第一排是柴间，用来放烧火做饭的柴，那时都是烧稻草或木柴，消耗量蛮大的，有一间专门用来堆柴草，一些暂时不用的东西，比如轿子、磨子之类也放在里面。那时候富裕人家都有自家的轿子，轿子有很多种，有花轿，有一般的布轿，布轿又分结婚时专用的轿子和丧事时专用的蓝布素色轿子。第二排是排门间，也就是门堂，有的人家在门的左右放两个石狮子。再后面一排是厅，之后才是住人的房间。内厅是饭厅，厅后是书房，里面有书箱、书橱、写字台和老式的椅子，这些都是红木家具。像我父亲一辈的人才有书房，他们读的书都是竖排的线装书，封面是蓝色布面的，外面有一个书套，还用牙签扣好。他们那一辈都读古书，而我们看起来已经蛮吃力了，有些也看不懂。我们几个小孩就睡在书房后面的一个房间，床有顶有雕花，纱制的帐子绑在四根床柱上，热天睡觉前，要用扇子把蚊子赶掉，才能睡觉。
生母过世以后，家里没有主妇，逢年过节都靠老保姆操持家务。我家那时雇有很多保姆，祖母留下的老保姆专门照顾我父亲，有专管收拾房间的保姆，也有照顾我们四个小孩的年轻保姆。小时候我们不会做事情，都靠保姆照顾生活。烧饭的大师傅都是男的，他们还要兼挑水，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自来水，要走一段路到河浜去挑水，两个木桶装满水挑回来，倒入几个大水缸里，在缸里放点明矾捣一下，沉淀以后才能用。那时也不会到商店买衣服，时常有人挑着担子经过我家门口，问：“布要？”家里人看到好的布料或绸料就买下来，然后请裁缝过来帮我们做衣服。
虽然生活在一个家庭里，我们却很少和父亲交流。他非常严肃，我们难得看到他的笑脸，他对我们很严格，除关照应该做什么之外，并不多说什么。其实那时的父亲都是这样，哪有现在这么民主。父亲有时也关心我们的生活，叫我们按时吃饭、喝牛奶，还记得小时候父亲特地从上海买回鱼肝油，叫我们每天一人吃一调羹，鱼肝油蛮难吃的，很腥气，也只得吃下去。小时候我们都没上新式学校，父亲请了一个老先生教我们念古书，既不教算术也不教历史等。先生让我们背《三字经》、《论语》和《孟子》，我到现在都还背得出。上课时先生就让我们背书，他坐在那里管教，我们背得无聊了，就假装要上厕所，一个个轮流出去玩一会儿再进来。直到我上小学三年级的年龄，父亲才送我们去镇上的小学读书。当时中午饭不用回去吃，家里拎一个篮子送去，那种篮子有一格一格的盒子，饭菜就放在里面。
除了念书以外，女孩子还要折锡箔。那时比较迷信，老保姆叫我们折锡箔为母亲祈福，她折好一个锡箔元宝，我们就按照这个样子折下去，然后一个一个套下来。我那时还很小，和姐姐两人坐在一个高高的木凳上不停地折。每年清明节，家里都会准备好多小菜，小孩穿好衣服去祠堂祭拜，到那里大人要给专门看管祠堂的人一笔钱。乌篷船“呜——啊——呜——啊”摇过去，我们几个小孩子觉得蛮开心的。
生母留下我们四个孩子，父亲难以照顾，在为她守丧三年后，1935年，父亲续娶第二个妻子。后母是生母的表妹，现在人可能会觉得奇怪，而那时结婚总会沾点亲戚关系。为此，我们家大兴土木，开始造新房子，到后母的小孩出世时，新房子就造好了。父亲的思想比较新潮，新房子造成中西合璧式样，和现在上海的房子基本差不多，住老房子时还用煤油灯，等新房子完工，也亮起电灯，阿拉老开心的。自来水管装好了，抽水马桶、浴缸等也一应俱全，但当时没接通管道，还不能用，家里还是要挑水、倒马桶。那是两层楼房，二楼有晒台，底层有三四间，有厨房和浴室，还有厅和书房，从楼梯上去，就是我们小孩的卧室，大人的房间也在二楼。上面还有一间密室，它的门就是一面镜子，屋内藏着许多老式的箱子、柜子，里面放着祖上各代留下来的衣服，有丝绸的也有貂皮的，有大人的也有小孩的。这些衣服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越是老式人家这种东西越多，每年梅雨过后，总要把衣服拿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晒，然后放凉了再放到箱子里。新房子后面有一个菜园，可以种一些蔬菜。前面是一个天井，种些花树，有一个矮矮的假山，上面种了一棵小树。我们四个孩子常在那里玩，那时我十一二岁，也挺喜欢玩的。有一次，我想去采假山上小树的红果子，就爬到假山上，谁想到那个假山是松动的，突然“哄”的一下假山压下来，因为在我上边有大石头搁住了，我的身体正好在石缝中，所以并没感觉压得难受，但姐妹几个非常紧张，以为我要被压死了，一齐高声大喊起来，父亲马上赶过来拼命把石头搬开，幸运的是我并没受伤。
新房子造好没多久，战争的消息就传来了。新房子在东街，靠近镇尾，临近一条公路。靠近公路交通方便一些，但如果日本人来，就更加危险了。我外婆家在奉贤，离上海比较近，听到一些风声，外婆怕日本人打过来，已经准备逃难，她打了好几个包裹，包进家里最好的衣服和财物，等等，然后叫九姨妈拿过来寄存到我家。新房子刚落成，九姨妈就到亭林来了。我家平时也没什么亲戚来往，所以父母亲很开心，天天招待她，这个姨妈喜欢喝一点酒，那些时小菜总归很好的。
1937年11月，听说日本人在金山卫上岸，离我们亭林就很近了。镇上条件好一点的人家都开始逃往远一点的地方，这时也顾不得照顾亲戚朋友了。家里把值钱一些的东西和平时要穿的衣物打包，准备逃难。交通工具只有船，一家人乘一条船，船都是人工手划的，“呜——啊——呜——啊——”走起来很慢很慢。我们先逃到农村，沿途就住在农民家，那些人家我们都不认识，往往要问“侬是啥地方来啊？”我们一说亭林，他们就会说：“哦，侬是亭林镇周家十八图啊。”在周围乡镇我家还有点名气，那时农民都很善良友好，看到所谓有钱人家落难了也没有幸灾乐祸，也蛮肯帮助的，不管到哪家都烧粥招待我们吃，也可能我们运气好，正好碰到的都是好人。我们就在农民家打地铺睡，第二天一早，父母亲再帮我们把被子铺盖卷好，先垫一层毯子，被子放中央，然后卷起来，再用绳子绑好。逃难时已没法再带保姆，而我们这些小孩又不会做家务，所以父母亲格外劳累。而我还特别不争气，一上船就晕得要吐，从船上下来，连路都走不动了。没办法，父亲只好把我抱起来走，继母还带着两个不足三岁的小孩，其余三个小孩就踢踢踏踏地跟在后面走，我们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一路逃到上海。
二、 在上海的学习生活
我们家来到上海时，上海已经沦陷。那时上海比较复杂，分成法租界、英租界和公共租界，像虹口这种地方，战前日本人就比较多，那时也很乱，而法租界相对比较安静。口述者所言有些误差。1854年英租界即并入公共租界，后与美租界合并。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中苏州河以北地区，故人称“上海日租界”，太平洋战争以前，未进入苏州河以南的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早些时候生母的母亲一家已从郊区逃到上海，就住在永利邨今上海新乐路100弄，为砖木结构三层楼，属毗联式新式里弄住宅。25号，我们一大帮人跑去投靠外婆家。现在想想他们也不容易，一下增加六个小孩、两个大人，加上他们自己家的人，几十口人都住在这幢房子里，他们不但没有拒绝，还把房间、床铺让给我们住，外婆热情地招待我们，每天给这么多人做饭烧菜。说起来，也是因为父亲平时为人厚道慷慨，生母、后母的弟妹要读书或家中有困难，父亲总是有求必应，所以我家落难时，人家也乐意帮助我们。
在外婆家住了两三天，我们就自己租房子了。那时上海的房子还比较好找，在襄阳路靠近天主堂的旁边有好几条弄堂，房子都蛮不错的。我们在颐德坊46号租到一大一小两间房间，房东是山东人，住在底楼和两楼，三楼租给我们，这样我们一家才在上海安定下来。那时家庭经济还有些来源，一方面从亭林逃到上海时带来一些首饰和过去积储的钞票，父亲将这些财产存入一家银行的保险箱，以慢慢支付全家的开支。另一方面，父亲到上海之后也做些生意或做一些投资，也曾去书店做职员赚点工资，而且我们在乡下的地租也仍在正常收取。我们临走前父亲委托刘老师管理我家在亭林的财产，小学时他教过我英语，同时他还开有一个肉庄，也兼做生意，他为人正直负责，而且以前他经济困难时，父亲曾慷慨帮助过他，所以父亲请他代收我家的地租。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家还是有点收入的，否则那么多人在上海也没法生活。
1944年明德女中高中毕业照，二排右起第五位为口述者逐渐安定下来以后，我们四个小孩都进入襄阳路附近的存德小学读书。在亭林时无论读私塾还是读小学，我们四个人都是同时起步，到了上海水平也一样，所以四人都进入小学读四年级，包括我最小的弟弟，他特别聪明，成绩也最好，这样我们到了上海才开始系统的学习。那时有的家庭还很封建，像我后母的父亲就不许女孩子读书，所以后母没受过什么教育。而我父亲比较开明，他让我们都读书。小学毕业后，我在民立女中1906年，创办民立中学的苏本炎协助其胞妹苏本喦创设民立女子中学，位于西门外源寿里（今方斜路426弄）。解放后该校改称上海市第十女子中学，1967年更名为上海市第十中学。读初中。民立女中的学生多为富家女子，我们这样中等人家的孩子都是考进去的，在上海这个中学算是比较好的，师资相当不错，但我记得读书时并未全用英文授课。高中我进入明德女中学习，该校的师资也很不错，记得英文教师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我那时成绩不错，一般考试都在前十名以内。高中的同学现在都八十岁以上了，而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联系。
1938年，最小的妹妹出世。我们几个小孩也逐渐大起来，颐德坊的两间房间已住不下，于是全家人搬到桃源村今复兴中路1295弄，近襄阳南路。属于单开间新式里弄…那时租房要付定费，我们定了一栋三层楼房，那套房子一共有三大间正房，两个亭子间，一个灶披间，上家也留了一些家具，我家就在这里定居，一直住到“文革”开始房子被收走。后母是那种极贤惠的女人，我们所穿的衣服和鞋子大多由她亲手做，她也精于烹调，有客人来，她一个人就能烧一桌好菜。到上海以后，她也教我们做做针线或织毛衣，但我不会做外衣，只能做做内衣内裤。后母自己幼时经历过丧母之痛，她的生母也在身后留下四个孩子，而她的后母对前妻的孩子很不好。出于自己的切身体会，到我家之后，她对我们四个前妻所生的子女一直很好，而我们和她也很亲。后母共生有三个孩子，以后我们七个兄弟姊妹都很团结，外人根本看不出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