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朗诵了涅克拉索夫的《弗拉莎》，朗诵得多么精彩！等他念完，掌声震动了大厅。可是听众还不肯和著名的朗诵者分手，要求他再念点儿什么。这一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没有让人家久请，他自己想必也深为听众的热情所感动，还没有感到疲倦。他念了阿·康·托尔斯泰伯爵的一首小诗《伊里亚·穆罗美茨》，富有艺术性地传达了基辅的功勋卓著的大显贵、老富翁的牢骚，充满着史诗般的朴实，使听众为之着迷。有一次红太阳弗拉基米尔公爵在豪华的宴会上一一敬酒，却把这位老显贵漏掉了，为此他对公爵大为生气，离开公爵的辉煌的府第，立即跨上他的“花斑”马，穿过蓊郁的森林，回偏僻的故乡去了。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念到诗的结尾：老头儿的严峻的脸膛重又显得开朗，欣喜地呼吸着有益于健康的新鲜空气，旷野又使他感觉到强烈的自由气息，黑魆魆的森林散发出树脂和草莓的芳香他的鼓舞力似乎达到了极点，因为他朗诵到诗的结句“黑魆魆的森林散发出树脂和草莓的芳香”，嗓音里含着那么惊人的表现力，真正富有艺术性的朗诵产生十足的幻象：所有的人都似乎觉得“贵族”大厅里真的飘溢着树脂和草莓的清香听众们呆若木鸡，正因为这样，直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合上书本，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时，大厅里才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
二十四
1881年1月26日，我遇到一个拼版工，他替复刊的《作家日记》拼过版，从他的嘴里，我得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病了，我问到患病的程度，还问到事情的经过，他详细告诉找，一天之前，他刚去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处，费奥多尔躺在床上接见他“有什么吩咐，老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问，开玩笑称他的新拼版工为“老爷”，他生病躺在床上时一直就开这种玩笑。
拼版工回答，他是来商量《作家日记》第一期的截稿的，因为出版的日期快到了。
“可是我生病了您看见的”
“我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怎么啦？”
“我在吐血；医生说，我身体里面不知哪里的血管破了，在流血吐掉的血据说已经有两杯了。”
后来我得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1月26日生病是因肺动脉破裂而吐血——对于身体比较结实和不那么神经质的人，这并不是什么特别危险的病； 第二天他作了忏悔，领了圣餐，觉得轻松了许多，还看了《作家日记》第一期的校样，这一期仍旧应在即将过去的当月的月底出版；可是这一期刊物的制成品他是命里注定看不到的了：1月28日，他的病情恶化，当天，他因为出血而逐渐衰弱下去，静静地死了。
题解：
关于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亚历山大罗夫的生平，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材料。只知道他在印刷《公民》杂志的特兰谢尔印刷厂当拼版工，其后在奥包连斯基公爵的印刷厂工作，1876—1877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拿着他的《作家日记》找这家印刷厂出版，就是因为米·亚·亚历山大罗夫在那里当拼版工。他也在苏沃林的“新时代”印刷厂以及属于布拉果斯维特洛夫的妻子的“事业”印刷厂工作过。他是个勤奋、安静而细心的工人。
亚历山大罗夫显然是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撰写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的。他与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很熟悉，派人把自己的手稿送去给她，在下面这封回信（《俄国旧事》，1892年，第5期，页336）中得到她的鼓励：尊敬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我怀着由衷的高兴拜读了您的大作。它使我生动地回想起难以忘怀的旧日时光。据我的看法，您在文中极为准确地抓住了已故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一切性格特征，您所描绘的他，正是家庭日常生活中的他那个样子。这一方面，除去跟他接近的人之外，很少为人所知，您无疑是接近他的人之一。亟盼您有机会发表您的大作。
手稿久未奉还，祈谅；我一直生病，本想待身体复原后亲自趋府奉告我的印象。
真诚地尊敬您、忠诚于您的安·陀思妥耶夫斯卡娅于1891年11月16日米·亚·亚历山大罗夫的回忆录包含许多有趣的事实，经过核对，大部分情况下应当承认其真实性。亚历山大罗夫远离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他不想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成是这一阵营或那一阵营的人。他很少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和活动的这一方面。
《回忆录》选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4年的头几个月对于我们颇不顺利。为了《公民》的事务，不问天气如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都得出门去，在刊物出版前要一连几个小时坐在火炉生得很暖和的校对室里，所以他时常感冒：轻微的咳嗽加剧，出现气喘，给丈夫看病的科什拉科夫教授建议他用压缩空气进行治疗。科什拉科夫介绍去西蒙诺夫医生的诊疗所（坐落在加加林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每星期去三次，每次在钟形排气罩下坐两小时左右。压缩空气治疗法给丈夫带来极大的好处，尽管占去他大量的时间，因为他的整个一天给打乱了：他得一早起来，按规定的时间赶到那里，等候姗姗来迟的病人，和他们一起坐在钟形罩下，等等。这都是使丈夫的心情不愉快的。
同时，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苦恼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去年因为《公民》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而判他拘留两昼夜，由于编辑工作和身体不好的关系，他还一直没有去蹲过拘留所。最后，丈夫与阿·费·科尼谈妥，拘留定在三月下半月执行。21日早晨，警察分局局长来到我们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在等候他了，他们一起先到区法院。我过两小时当去分局打听，我丈夫关在哪个单位。原来他们把他放在干草广场的禁闭室（现今的市试验所）。我立即送一只小手提箱和一套卧具到那边去。这是平常时期，他们立刻让我去见丈夫。我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情绪很好：他开始询问，孩子们是否想念他，要求我给他们吃糖果点心，并且说他到莫斯科去替他们买玩具。晚上，安顿孩子们睡觉以后，我忍不住，又去看丈夫，然而因为时间已晚，没让我进去见他，我只好通过看守转交给他一封信和几个新鲜小面包。我觉得那么懊丧，没能和他说几句话，谈谈孩子，安慰安慰他，我站在斯帕斯基胡同尽头的禁闭室的窗下，看到丈夫坐在桌子边，正在看书。我站了五分钟，轻轻敲了一下，他立即站起来朝窗口看。看到我，他快活地笑了笑，点点头。这时，—个哨兵向我走来，我只好离开。我去阿·尼·迈科夫处（住在附近的花园街），要求他明天去探望我丈夫。他这人心肠真好，把拘留的事通知符·谢·索洛维约夫，后者在次日也去探望了我丈夫。见本书页498—500。第二天，我到丈夫处去了两次（晚上仍站在窗子旁，这一次他在等我了），第三天，十二点钟光景，我和孩子们高高兴兴地迎接爸爸“从莫斯科”回来。路上他顺便去了百货店，给孩子们买了玩具。从拘留所回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异常高兴，说这两天过得很好。他的同室难友是个手艺匠，白天接连几个钟头睡大觉，所以丈夫能够丝毫不受干扰地重读维克多·雨果的《Les Misérables》（《悲惨世界》），他给予这部作品以很高的评价。
“他们关我禁闭，也好，”他愉快地说，“要不然，难道我会有时间去重温这部伟大作品很久以前留下的美妙印象？”
1874年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决定彻底辞去《公民》的编辑工作。见亚历山大罗夫及季莫费耶娃的回忆录。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钻到纯粹的艺术工作中。新的思想、新的典型在他的脑海中诞生，他感觉到需要把它们体现在新的作品中。指《少年》的构想。他操心的问题自然是万一《俄国导报》明年的稿件已经有了的话，把小说发表在哪里。况且对丈夫来说，自己去推荐自己的作品总是一件难堪的事情。但是发生了一个情况，使我们忐忑不安的问题幸运地解决了。
四月的一个上午，十二点钟左右，女孩子交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我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经穿好衣服，马上就要出来，就吩咐女孩子请客人到客厅里，同时亲自把名片交给了丈夫。过了约莫五分钟光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连声道歉说是叫客人久等了，一边请客人进书房。
涅克拉索夫的来访使我极感兴趣，他是丈夫年轻时的朋友，后来又是文学上的反对者。我记得，早在六十年代，《当代》及《时代》关于《现代人》与《当代》及《时代》的论战见本书第一卷尼·尼·斯特拉霍夫的回忆录及题解。还在发行时，他们就在《现代人》上骂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最近几年在杂志上又频频发出从米哈伊洛夫斯基、斯卡比切夫斯基、叶利谢耶夫及其他人指《祖国纪事》。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说得不太确切：格·扎·叶利谢耶夫在《祖国纪事》上一点也没有提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卡比切夫斯基在列举马尔凯维奇、皮谢姆斯基及斯杰勃尼茨基（列斯科夫）的反虚无主义的许多小说时，一带而过地提到《群魔》（《祖国纪事》1872年第7期上的《现代外壳下的旧理想主义》一文）。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的文章中提到《群魔》（《祖国纪事》，1873年，第2期），文章写得十分谨慎，毫无攻击的意思，企图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小说《群魔》里面存在的矛盾，责备他在小说中、在1873年的《作家日记》上《故交旧友》一文中歪曲现实。方面来的含有敌意的抨击。我也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国外归来后还没有跟涅克拉索夫在任何地方见过面，所以他的来访应该是有一定意义的。我的好奇心是那么强烈，忍不住去站在书房通餐室的那扇门背后。使我极为高兴的是我听到涅克拉索夫在邀请丈夫作撰稿人，要求他把小说交给《祖国纪事》在明年发表，并且表示愿意每印张给二百五十卢布，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直到现在还只拿每印张一百五十卢布。
涅克拉索夫看到我们十分清寒的境况，他大概以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于这样巨额增加稿酬定会大喜过望，一口应承的。哪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他的建议表示过谢意以后，说道：“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因为两个原因我不能给您肯定的答复：一，我得和《俄国导报》函商，问问他们，是否需要我的作品。如果他们明年的稿子有了，我可以随意处理，那我就答应把长篇小说给你们。我向来是《俄国导报》的撰稿人，卡特科夫对我的要求总是殷勤照顾的，我自己的作品如果不给他们提一下，由我方面脱离他们，那是说不过去的。这事情一两个星期内可以见分晓。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我认为有必要预先向您说明，我凭自己的作品一向是要预支稿费的，而且要预支两三千。”
涅克拉索夫表示这一点也完全同意。
“第二个问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继续说，“是我的妻子怎样看待您的建议。她在家，我马上去问她。”
于是丈夫来找我。
这时出现有趣的情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找我时，我急忙对他说：“还问什么？答应吧，费佳，立即答应吧。”
“答应什么呀？”丈夫惊讶地问。
“唉，我的天哪！答应涅克拉索夫提出的条件呀。”
“你怎么知道他提出的条件？”
“全部谈话我都听见了，我站在门外哪。”
“那么你偷听了？唉，安涅奇卡，你怎么不害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痛苦地高声叫道。
“没什么可害臊的！你对我没有秘密的，你反正一定会告诉我的。嗯，我偷听了，这有什么要紧，又不是旁人的事情，是我们共同的事情嘛。”
我摆出这一番道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只好摊开双手。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到书房，说：
“我跟妻子谈过了，她也很乐意我的小说在《祖国纪事》上刊登。”
这种事情还要征得我的同意，涅克拉索夫对此分明有几分生气，他说：“我怎么也想不到您对尊夫人会这样‘唯命是从’！”
“这有什么奇怪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反驳道，“我和她一起生活得很融洽，我把所有的事务都交给她处理，我相信她的聪明和办事能力。这种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十分重大的问题，我怎么能不征求她的意见呢？”
“噢，是的，当然，我理解”涅克拉索夫说，把话扯到其他事情上去了。又坐了二十来分钟，涅克拉索夫走了，友好地和丈夫告别，要求一接到《俄国导报》的回音便通知他。
为了快些弄清长篇小说问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决定不和《俄国导报》函商，亲自去一趟莫斯科，四月底到了那里。卡特科夫听到涅克拉索夫所提出的条件，答应出同样的价钱，可是等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要他预支两千卢布时，卡特科夫却说，他们为了买下一部作品（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支付了一大笔钱，因而编辑部经费困难。这样一来，长篇小说的去向问题便以有利于涅克拉索夫而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