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当快地喝完咖啡，去观光城市。我们走进大教堂；我很喜欢这座教堂。费佳逗我，说是这座大教堂没有多大意思，我最好去参观米兰大教堂。右边墙上是一只属于十四世纪的橡木雕花的讲坛。一个女人把它指给我们看，费佳对她说，这是整个大教堂中唯一的好东西，她问他是不是天主教徒。后来我们拾级而上，她带领我们到Salle de Conseils（议事厅），1431—1434年间在这里举行秘密集会，叶甫盖尼四世教皇在这里被黜废，由某个费利克斯教皇取而代之。她指给我们看墙上霍尔拜因的画的印制品，描绘《死神之舞》，画上出现死神，被形形色色的人包围着。看了一会画以后，费佳说：“远方的铃鼓逗人爱，”就是说，对这张画，那么多人谈论过，叫喊过，但是，这张画也许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品。这里还有几张霍尔拜因的古老的画。我们去博物馆。这儿整个博物馆只有两张好画：那就是《耶稣基督之死》，一件惊人的作品，可是对我只产生恐怖感，而费佳却是那么震惊，他称霍尔拜因是著名的艺术家和诗人。通常人们画耶稣基督总是画他死了以后，脸容痛苦而抽搐扭歪，但身体却画得根本不像事实上那种受尽折磨、痛苦不堪的样子。这张画上却画着他身躯消瘦，腕骨和肋骨外露，手掌和脚上布满钉子穿透的伤痕，发肿，乌紫紫地发青，像尸体上的手脚，且已开始腐烂。面容也是痛苦不堪的，眼睛半闭半开，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丝毫也不反映什么。鼻子、嘴和下巴发青，总之，酷似真正的死人相，说实话，我觉得我不敢跟它一起待在一个房间里。即使这幅画惊人地真实，但说实话它压根儿不美，只引起我的反感和某种恐惧。费佳则赞赏这张画。他想靠近些看看，便站到椅子上去，我很害怕人家要罚他的款，因为这里什么都要罚款。另外一张画值得一看，原先在私人藏画馆里，那是卡拉姆的《海景》。这是一幅出色的作品，这样美妙的东西我还不曾看见过。
题解：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日记1923年出版单行本。这里摘选的是根据中央文艺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刊印的。
和著名作家共事一年瓦·瓦·季莫费耶娃（奥·波钦科夫斯卡娅）
我们了解他不在蓦然间，他不以教育人为苦和我们友好地分享他心灵的财富
——涅克拉索夫《不幸者》
我曾经有过罕见的幸福——整整一年时间，我不仅时常见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听他说话，还在同一家印刷厂，同一张台子上，同一盏灯光照耀下和他一起工作。我不仅有机会两次校读1873年的《作家日记》，而且有时还参与它的再版工作，因为这部《日记》的许多篇章是当着我的面，和我谈话时写出来的回忆往往好比护身符，能保护心灵，不让它变得冷酷、无情、卑琐、绝望。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起工作这个时期的回忆也是如此。我把这些回忆保存了许多年，丝毫未去触动，但是，我是否能把这件事情办好呢？真诚的犹豫使我直到现在还没有将它公之于众。就是现在我也没有把握。不足之处可能在于艺术上，真实性毕竟还是有的，事情的整个实质就在于真实。
一
“（1872年）12月20日，我得悉一切已经决定，我任《公民》的编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样开始他（1873年《作家日记》）的“序言”《作家日记》的开头几篇文章——《序言》及《故交旧友》发表在1873年1月1日出版的《公民》第1期上。
1872年12月15日，申请由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任《公民》编辑的报告批准了。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被认为是“国事犯”，受到警察的监视，梅谢尔斯基公爵亲自去找主管第三厅的长官舒瓦洛夫先生和舒尔茨先生。（见坎托尔的文章《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情况》，1921年第11期《文学导报》，又见《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编辑〈公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12月20日在书报检查委员会转达了内务部关于批准陀思妥耶夫斯基任职的决定。
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意主编《公民》是出于他的物质状况的极端不好，三千卢布的编辑年薪及文章的收入是生活费用的唯一来源（长篇小说《群魔》刚出版，不过全部稿费都拿去还债了），见本书页390…
同一天晚上，我第一次在特兰谢尔印刷厂见到他，当时我在该厂看这份杂志的校样。
我想起那一天晚上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那天是星期天，刊物出版的前夕，我看最后一道校样，吃力地注意着刊物内容的意思。就在这天夜里，我母亲在极度痛苦中死了，纳杰日金大街克拉索夫斯基妇科病房的这一不眠的夜晚似乎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临终时的痛苦的情景，做过临终祈祷的神甫，一群好奇的病人和手持蜡烛的助理护士，垂死者的遗言和祝福，以及我在陌生的、我几乎不熟悉的彼得堡的彻底的孤独那时我可顾不上《公民》的文章。不过我认为疏忽是不诚实的，故而我竭力了解它的内容。
我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星期日一向是如此的。机器，排字车间，——一切都在远处，隔了好几间房间。我的周围是一片寂静，像坟墓中一般，或者是我觉得如此。窗外，烟囱里，暴风雪在咆哮。湿漉漉的雪片不时敲打着黑糊糊的窗玻璃。办公室里又湿又冷。昏暗的灯光只照着窗户之间的一张办公桌，我在这张桌上工作。时间已经很晚，将近十点钟了，这时大门外，楼梯上（恰巧在我背后），响起轻微的、似乎是胆怯的铃声。逢到星期天这样的时刻，杂志出版人指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波钦科夫斯卡娅在《回忆乌斯宾斯基家的格列勃·伊万诺维奇与亚历山德拉·瓦西里耶夫娜》一文中写到他。（《过去的年代》，1908年，第1期）有时候常来看看自己的“社论”——不过他打铃的声音自是不同：刺耳，不耐烦。过了一会，铃声又响了。特兰谢尔厂没有看门人。门都是我们自己去开的。我已经准备起身去开门，这时从我右边的石印车间走出瞌睡蒙眬的Herr德语：先生（克莱丁贝格先生）。克莱丁贝格，一边穿外套，一边从我身边走过，出去开门。
我记不得他是怎样放那个深夜的来访者进来的。大概他把楼梯上的隔壁一道门指给来人看，这道门是通向印刷厂老板的住所的。但我记得他回到隔壁去从我身边经过时，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来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像一阵回声在我心中响起。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机会遇到过一个真正的大作家。现在，这顺便说出来的名字在我心中唤起多少思想和形象，多少又苦又甜的时刻！对我来说，这名字不是空泛之音。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这里，在我附近，也许我马上可以见到他，单单这一意识就温暖了我的心，使我的心本能地对比较光明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文学”，“作家”，这种词儿当时对我来说意味着生命，思想，光明，希望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心跳几乎快要停止。《穷人》和《死屋》的著名作者，“拉斯柯尔尼科夫”和《白痴》的作者，马上就要进来了，他一进来，我将会发生前所未有的新的情况，以后将会完全和现在不同。
然而什么人也没有进来。过了很长时间，我几乎不再去想到这件事时，特兰谢尔从左边房间里走了出来，陪着一个个子不高、中等身材的先生，穿着毛皮大衣和套鞋，两人在我的办公桌旁边停下谈话，也就是一个断断续续提出些简短的问题，另一个也那么简短地作答。
穿大衣的先生说话声音轻轻的，低哑的，好像一个身体虚弱的人的嗓音。他问，梅〔谢尔斯基〕公爵通常什么时候到这里来，什么时候刊物出版，下一期什么时候发排。
有一次我下决心抬起眼睛来看他一下，然而遇到他那阴郁的、呆滞的、好像是憎恶的眼神，我不由得垂下眼睑，竭力不去看他。我猜想，这个人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可是，我所见过的他的肖像以及我自己的想象，向我描绘的却完全是另一个形象，丝毫不像此刻站在我面前的本人。
这个人脸色十分苍白——灰土般的、病态的苍白，年纪不轻，疲惫不堪，或者是个病人，一张阴郁的、耗尽了精力的脸，如网一般笼罩着由于紧张地控制肌肉活动而产生的非同一般的表情。似乎这张两颊凹陷而天庭宽阔饱满的脸上每一块肌肉都因为思想和感情而有了灵气。这些思想感情控制不住地要往外流露，可是这位肩膀宽阔、身体既虚弱又健壮的、沉静而又抑郁的人，他的铁一般的意志偏偏不让思想感情外露。他仿佛全身被捆得严严实实，没有任何动作，没有一个手势，只有他说话时那薄薄的、没有血色的嘴唇在神经质地牵动。乍一看见，总的印象使我想起当兵的，——我在童年时屡次看见过的“降级的”大兵，——总是叫人想起“农奴制”时代的监狱、医院和各种“惨事”光是这一点联想就使我心灵深处甚为不安了特兰谢尔送他到门口。我望着他们的背影，这个人的古怪的走路姿态映入我的眼帘。他走得从从容容，脚步小而均匀，抬腿迈步很吃力，好像戴脚镣的犯人走路的模样。
“您知道这个人是谁？”特兰谢尔砰的一声关上门以后，对我说。“《公民》的新编辑，您的大名鼎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么一个老朽！”他作了个厌恶的怪相，补了一句。
我觉得这是粗鲁无理的侮辱，令人愤慨。当时对我来说，所有现代作家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使人痛苦的，也是最令人喜爱的。我当然知道那时对他有种种不同的议论。在自由主义文学家的圈子里和青年学生界（我有一些熟人），很不礼貌地叫他“疯子”，委婉的说法是“神秘主义者”，“精神不正常的人”（按当时的概念，两者是一回事）。
当时正好是涅恰耶夫案件及长篇小说《群魔》在《俄国导报》上刚沉寂的时候。涅恰耶夫案件1871年6月至8月在彼得堡审查。斯·格·涅恰耶夫（1847—1882），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参加1868至1869年间的大学生风潮。1869年春到日内瓦去找巴枯宁，同年9月，他取得世界革命联盟俄国分部成员的身份，返回俄国，冒充人民惩办委员会成员，开始组织地下小组。彼得罗夫农学院的大学生伊万诺夫是其中一个小组的成员，他因为不信任小组领导人涅恰耶夫，拒绝执行他的指示，于1869年11月21日被涅恰耶夫及其同谋者打死。涅恰耶夫成了《群魔》中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知道涅恰耶夫所制订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的共同规则”。彼·韦尔霍文斯基的行为是用涅恰耶夫的“规则”进行狂热的迫害。（详见《书信集》，第2卷，页483—485）伊万诺夫被认为是沙托夫的原型，关于他的情况见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回忆录。
（本书页379）我们青年人在《呼声报》及《圣彼得堡公报》上看到著名辩护人的发言，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的长篇小说是神秘主义的神魂颠倒与精神变态的丑陋的漫画与恶梦至于《群魔》作者担任《公民》的编辑职务，则使他过去的许多崇拜者和友人起来彻底反对他。
然而也就是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迷人地、美好地扩大了我们的心灵和思想！我现在想，谁知道呢，受到第一次与著名作家见面的影响，说不定恰恰是他使我们大家越出常规，以对一切苦难者的同情，以爱的怜悯充实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在家里变得亲密，一切病态的、受压制的、卑贱的人对于我们像自己人那样接近、亲切！既然如此，人家怎么称呼他，岂不是一样？！
他有充分的权利可以用托克瓦尔多·塔索回答派来替他治病的医生的话去回答他人：Geheilt will ich nicht sein！
Mein Sinn ist krftig，Da wrich ja，wie andre，niedertrchtig！德语：我不愿做个痊愈的好人！假如我的理智是健全的，我就是和别人一样的渺小人物！
我希望在和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熟悉之后能更好地了解他，也许能揭开对我来说像谜一样的矛盾。
二
我再一次见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经是在节后。
早晨我跨进办公室，遇见他坐在门边角落里一张桌子旁，这张桌子平常是印刷厂校对用的，特兰谢尔已经在这里，作为一个真正的cavalier galant法语：殷勤有礼的骑士。（他是俄国化的德法混血种），把我介绍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让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您的校对，瓦·瓦·季[莫费耶］娃。这位是《公民》的编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站起身来，微微鞠个躬，不声不响地伸手给我。他的手冰冷，干燥，像是没有生气的。不过我似乎觉得那天他整个的人都是没有生气的：精神委靡，行动费力，嗓子没有声音，眼睛暗淡无神，呆呆地望着我，仿佛两个凝然不动的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