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的秋季，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忙于仔细拟订提纲，写作《白痴》，这部长篇预定是给《俄国导报》1868年开头几期刊用的。关于《白痴》的构思经过及写作过程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档案材料。未出版的材料。〈白痴〉》，帕·恩·萨库林及恩·弗·别利奇科夫编，国家文学出版社，1931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白痴》发表在《俄国导报》1868年第1、2、4—12期，第四卷第八至十二章发表在1869年二月号的附页上。这部小说的思想是“古老而可爱的——描绘一个真正美好的人”，不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似乎觉得这个任务是“无限的”引自1868年1月1日给索·亚·伊万诺娃的信。（《书信集》，第2卷，页71）。这一切使我丈夫容易激动。糟糕的是在这以外他又增加了不安的心情，担心（尽管根本是没有道理的）我和他两个人在一起，待在“荒无人烟的岛上”，——如同他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中所说的《传记与书信》，页180。——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见1868年2月18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书信集》，第2卷，页78）——处于完全隔绝状态，我会不会感到寂寞。无论我怎样想方设法说服他，使他相信，我十分幸福，什么也不需要，只要和他待在一起，只要他爱我。可是我的劝说没有什么用，他苦恼，为什么他没有钱到巴黎去，给我消遣，譬如上剧院，参观卢浮宫。《传记与书信》，页181。——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当时丈夫对我很不了解！
总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闷闷不乐，这时，为了排遣他的愁闷心情，我给他出主意，要他到Saxon les Bains（萨克森海滨浴场）去，再在轮盘赌上“试一试运气”（萨克森海滨浴场离日内瓦五个钟头左右的路程，当时那里有一家轮盘赌赌场，现已关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赞成我的主意，在1867年10至11月到萨克森去了几天。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去玩轮盘赌钱财上并没有带来好处，却得到另外一个良好的结果：旅行，换个环境，重新体验一下暴风骤雨般的感受1867年11月17日给我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心情。回到日内瓦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热情充沛地干起中辍了的工作，在二十三天之内为《俄国导报》一月号写出将近六印张（九十三页）的作品。
长篇小说《白痴》已经写好的部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觉得不满意，说第一部是失败的。1868年1月1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中谈到对小说开头几章的不满，担心小说的完整性。顺便说一句，我丈夫对自己总是过分严格，他对自己的作品很少肯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自己的小说的中心思想时常是很欣赏、很喜欢的，酝酿过很久，但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中心思想却几乎总是很不满意，只有极少数是例外。
我记得，1867年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轰动一时的乌梅茨基家案件乌梅茨基家案件报告刊登在《呼声报》（1867年9月26、27、28日，第266、267、268期）及《莫斯科报》（1867年9月23、24日，第136、137期）。十四岁的奥尔迦·乌梅茨卡娅受到她的父母的极残酷的折磨。她企图自杀未成，曾四次试图放火烧掉父母的庄园。陪审员认为奥尔迦是对的，她的父母有罪。乌梅茨基家案件只出现在长篇小说《白痴》的草稿中，在定稿上没有反映出来。的详情细节颇感兴趣，以至他曾打算把案件的女主角奥尔迦·乌梅茨卡娅作为自己新的小说的女主人公（在计划的初稿中）。他的笔记本中以原来的姓名记载着她。他很遗憾，我们不在彼得堡，否则他一定会用自己的言论评述这一案件。
我也记得1867年冬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不久以前实行的陪审员审判制极其感兴趣。有时他甚至为他们的公正、合理的判决感到欣喜，受到感动，把他在报上看到的、跟诉讼活动有关的一切著名的案例告诉我。1864年司法改革以及实行陪审员制的审判活动不仅在186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白痴》时引起他的兴趣（小说中大量反映了当时的司法的实际状况），在以后几年也引起他的兴趣。关于这一点，例如，1873年的《作家日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环境》一文发表意见，文中他不同意“环境哲学”，提出个人完善的要求：“自己变好之后，我们将改造环境，使之更加美好。”（《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4）他从陪审员制的活动中看出这种“没有说出来的、无意识的”思想。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也广泛议论了新的审判工作的原则。
时光流逝，我们增添了一桩心事：我们所等待的我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第一个孩子，是否能顺利地降生？我们的心思和幻想主要集中在面临的这件事情上，我们俩已经充满柔情地爱着我们未来的孩子。我们意见一致，决定如果将来是个女儿的话，叫她索菲娅（我丈夫想叫她安娜，可我不同意），以纪念我丈夫所喜爱的外甥女索菲娅·亚历山大罗夫娜·伊万诺娃，也是为了纪念“索涅奇卡·马尔美拉多娃”，我也为她的不幸而落泪。如果生的是儿子，那就叫他米哈伊尔，以纪念我丈夫的心爱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
我怀着最强烈的感激之情回忆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待我的虚弱的身体是多么关切、爱护，他怎样保护我，为我操心，不断地提醒我，说是剧烈行动于我有害，我因为缺少经验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最慈爱的母亲也不会像我亲爱的丈夫那样保护我。
来到日内瓦后，第一次收到钱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坚持要去看最好的妇产科医生，请他介绍一位sagefemme法语：女助产士。，让她来照料我，每星期来看望我。临产前一个月才弄清楚一件事实，让我十分感动，也让我知道，我丈夫对我体贴关怀到多么细致入微的程度。mme Barraud（巴劳德太太）有一次上门检查时问我，我们哪个朋友和她住在同一条街上，因为她经常在那里遇到我丈夫。我纳闷，不过我想到她搞错人了。我问起我丈夫；他起初推托，但后来说了：巴劳德太太住在从日内瓦商业要道rue Basses（巴塞街）通往山里的无数街道中的一条街道上。这些街道陡峭，马车不容易到达，彼此又非常相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为我也许会突然临产，也许在夜间分娩，可能需要这位太太的帮助。他自己认地方的记性靠不住，所以就把这条街当作散步的目的地，每天看报以后经过巴劳德太太的房子，而且要多走过五六家再折回来。我丈夫在最后三个月一直作这样的散步，在他已经患了哮喘病的时候还去登陡峭的山，真是不小的牺牲。我要求丈夫别去走这一趟路，别跟自己为难了，他还是继续他的散步。后来他得意扬扬地说，在事情来临的困难时刻，认识街道和巴劳德太太的家对他有用，他能在半暗不明的大清早迅速找到她，领她到我的身边。
为了写长篇小说，我们连续不断地共同工作，还要应付其他烦心的事情，冬天就这样迅速过去了。1868年的二月来临，那件既令人向往又使我们焦灼不安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年初的时候日内瓦天气晴朗，可是从二月中旬起天气骤变，每天是狂风暴雨。气候的骤然改变照例刺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神经，他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癫痫症两次发作。第二次发病来势很猛，2月19日夜里病倒，很消耗他的体力，次日早晨起来，他几乎连站也站不住。他昏昏沉沉地度过了一天。看到他这样虚弱，我劝他早点睡觉，他在七点钟就睡着了。他睡熟不到一个钟头，我就觉得肚子痛，起先还轻微，可后来一个钟头一个钟头过去，越来越痛。因为痛得很有特点，所以我明白是临产了。我忍了将近三个钟头，临了，我害怕起来，担心没人来照料我，无论我多么不忍心去打扰我有病的丈夫，我还是决定喊醒他。于是我轻轻推了推他的肩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迅速从枕头上抬起头来，问道：“你怎么样，安涅奇卡？”
“好像开始了，我很不好受！”我回答。
“我亲爱的，我多么心疼你！”我丈夫用十分怜惜的声音说，他的头突然倒在枕头上，顷刻之间又沉沉睡去。他情意真挚，同时又束手无策，使我极为感动。我明白，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眼下的情况不可能去叫女助产士，不给他长时间的睡眠以恢复他那受损的神经，可能引起新的发作。
快到早晨时，疼痛加剧，七点钟光景，我决定喊醒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除了临产时的普通阵痛之外，我还为我这副痛苦的样子会影响刚发过癫痫且又心绪不佳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而感到难受。他的脸上流露出那样的痛苦，那样的绝望，有时我看见他在号啕大哭，因而我自己也开始害怕了：我是不是快要死了？回想起当时的思想和感情，我要说，与其说我是可怜自己，不如说是可怜我的丈夫，我若死去，对于他可能是一场灾难。我当时意识到，我亲爱的丈夫把多少热烈的希望与期待维系在我以及我们未来的孩子身上。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急躁和脆弱的性格，这些希望突然破灭很可能送了他的命。我为丈夫着急和激动可能造成分娩推迟。巴劳德太太也发觉这一情况，她终于禁止丈夫进入我的卧室，说服他，他那绝望的样子影响我的分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听从她的劝说，可是我却更为不安了，在阵痛的间歇，我一会儿请求女助产士，一会儿要求gardemalade（助理护士）去看看我丈夫在做什么。她们一会儿告诉我，他跪在那里祷告，一会儿说他双手蒙脸，坐在那里沉思。我的阵痛一个钟头比一个钟头厉害；我不时失去知觉，醒过来时看到陌生的助理护士凝然注视着我的黑眼睛，我害怕了，不知道身在何处，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俄历）2月22日凌晨五时左右，我的痛停止了，生下了我们的索尼娅。事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告诉我，他一直在为我祈祷，在我的呻吟声中他忽然听到一种奇怪的、仿佛是孩子的声音。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孩子又一声叫时，他明白是孩子生下来了，他欣喜若狂，一跃而起，奔到关着的房门跟前，用猛力推开，一下子扑到我的床旁边跪了下来，连连吻我的手。我也感到万分幸福，因为我的疼痛停止了。我们两人都那么激动，在开头的五分到十分钟，都不知道我们生的是男是女。我们听到一个在场的女士说：“un garon，nestce pus？”法语：“一个男孩子，是吗？”另一位女士回答：“Fillette，une adorable fillette！”法语：“女孩子，迷人的女孩子！”我们俩是这样幸福，无论生的是男是女，我和丈夫同样高兴，我们的夙愿实现了，我们的头生子女，上帝赐予的新人出世了。
与此同时，巴劳德太太已给婴儿穿好衣服．祝贺我们生了个女儿，把她包在白色襁褓里抱来给我们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虔诚地给索尼娅画十字，吻了吻她那皱巴巴的小脸，说：“安尼娅，你瞧瞧，咱们的孩子多漂亮！”我也给女儿画了十字，吻了吻她；看着丈夫的高兴又感动的脸上充满了幸福的神情，我也为我亲爱的丈夫而高兴；他这样欣悦的脸色我至今没有看见过。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欣喜若狂，拥抱了巴劳德太太，和助理护士几次紧紧地握手。女助产士告诉我，在她一辈子的多年的行医生涯中，没有见过新生儿的父亲如此激动、如此不知所措像我丈夫那样的，她一再反复地说：“oh，ces russes，ces russes！”法语：“啊，这些俄国人，这些俄国人！”她派助理护士到药房去拿什么东西，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坐下来看住我，别让我睡着。长篇小说《群魔》中，在沙托夫的妻子临产这一场面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详尽描写了我们第一个女儿出生时他自己的许多感受。——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我们家里建立起相应的秩序，生活开始了，它给我永远留下了最愉快的记忆。我真幸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原来是个极温柔体贴的父亲：女儿洗澡时他必定参加，帮我忙，亲自替她包好舒适的小被子，用英国别针别好，抱在手臂上，轻轻摇着；一听到她的声音便撂下自己的工作，奔到她身边去待着。他睡觉醒来或回家来首先问：“索尼娅怎么样？好吗？睡得好吗？吃过了吗？”费奥多尔·米哈伊络维奇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她的小床边，一会儿为她唱歌，一会儿跟她说话，而且，当她长到三个月时，他确信，索涅奇卡认识他，因而他在1868年5月18日写信给阿·尼·迈科夫说：“这个小东西，三个月的小人儿，这么个小可怜儿，这么个小不点儿，——对我来说却已经是个人物，是个角色了。她开始认识我，爱我，我走过去时，她笑了。我用我那可笑的嗓子为她唱歌，她喜欢听。我吻她时，她不哭，也不皱眉头；她哭时，我走过去，她就不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