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照我看，他和吉蒂比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愚蠢。列文是个刚愎自用的人，一辈子几乎什么也没有干过；吉蒂呢，简直是个傻瓜。小伙子真行啊！举行婚礼前五分钟几乎毫无理由地拒绝了新娘。您怎么看法，随您的便，这太不自然了：有各种怀疑是可能的，但是一个人有着这些怀疑而挤到新娘身边去——却是不可能的！我承认有一个场面是写得很有艺术技巧的，真实的，那就是安娜之死。我说‘死’，因为我认为她已经死了，我不明白，小说为什么继续下去。这个场面，我只是在《作家日记》中接触过一下，赞扬了这个场面，但是骂它可不行，尽管心里也想骂，小说家本人干得不漂亮！”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自1875年1月起在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上发表，这些篇幅原来大概是准备给《导报》的前撰稿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他的新作《少年》之用的。《少年》由于种种情况，刊登在涅克拉索夫的《祖国纪事》上，也是从1875年1月份开始发表。不仅评论家们，连得作家们也很想把这两部极重要的作品在创作过程方面加以比较，从艺术性方面，也从思想性方面，主要是从两部作品反映“当前最迫切问题”的观点方面来加以对照。最先这样做的是涅克拉索夫。看了小说的第一部之后，他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向他表示喜悦的心情：“整夜坐着看书，如此入迷，以我的年纪和健康是不该这样熬夜的了。老兄，您写得多么富有新意呀。这样新鲜，在我们的年纪是不常有的了，也没有一个作家会有。列夫·托尔斯泰的最近一部长篇小说仅仅是我看过的他过去作品的重复而已，只不过从前的作品好一些。”（《书信集》，第3卷，页152）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其愉快地接受这一番赞扬，两年后，在1877年二月号的《作家日记》上提到《安娜·卡列尼娜》时，他用自己的名义，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涅克拉索夫的话：“起先我很喜欢；后来，一些细节尽管依旧喜欢，难以忘却，但整个说来却不大喜欢了。我觉得这些似乎都是我在不知什么地方已经看到过的，正是在这位托尔斯泰伯爵的《童年与少年》以及《战争与和平》中看到过的，这些作品中还更清新些。”（《1926—1930年版全集》，第12卷，页52）不过，顺便说到这一点倒是很有特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他不会“在绝对纯文学批评的意义上”来谈论长篇小说。使他感到惊讶的是，在高水平的文艺作家，主要是一位小说家的托尔斯泰那里，他“看过三四页真正‘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我们俄国现今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中最主要的一切好像都集中在一点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社会和政治的观点以异常平静的声调开始评论《安娜·卡列尼娜》。他恰恰是从“当前最迫切问题”的观点来评论小说的，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同民主主义情绪的知识分子中最左的一部分人的理解一样：依旧是“俄国的地主老爷家庭故事”那一套，然而他那流传最广的、当代的典型人物已经不是安德烈·沃尔康斯基公爵，不是皮埃尔·别祖霍夫，而仅仅是伏隆斯基与斯季瓦·奥勃朗斯基，连同他们的卑琐的内心世界，渺小而又碌碌无能的人物，他们“之间只会谈谈马，不会谈其他的”。当托尔斯泰认真地而不是讽刺地把读者引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时，那“甚至显得枯燥乏味”。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突然间，我的所有成见都土崩瓦解了，女主人公死亡的场面出现于是我明白了作者的目的中最本质的部分。在这渺小的、卑鄙无耻的生活的正中心出现了伟大的、永恒的人生真理，一下子照亮了一切。这些卑微、渺小又虚伪的人突然间成了真挚的、诚实的人，无愧于人的称号，成了自然规律及人类死亡规律的唯一力量。他们的整个外壳消失了，露出他们的真相。憎恨和虚假用宽恕和爱的语言说话了。”（《1926—1930年版全集》，第12卷，页52、53）
就在这一期《日记》上，陀思耶夫斯基写到列文的“纯洁的心灵”，说列文能在热情的“寻求正直”中走到“极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列文的这一意图中有一个特点，它本质上使列文与《少年》的主人公阿尔卡季·陀尔戈鲁基接近起来，广泛一点说，是和一心向着人民的“诚实的人们的正在临近的未来俄罗斯”接近起来。
但是，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认为的那样，列文在最重要的现代问题的观点上，对俄土战争的态度上，和“极大多数的俄国人”意见相左。（见本书页581注②）
当谈话无意间涉及民族性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争论中的不耐烦表现得更加明显。他觉得塞尔维亚人、小俄罗斯人等等赞成本族语言、本族文学，所以完全是社会中的凶险的成分，他们阻碍整个社会的教育工作，整个大俄罗斯文学的工作，而一切希望，一切拯救之路都在教育和文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观点因其反动性而使人大为惊讶，从中可以看到梅谢尔斯基公爵那伙人对他的影响，1872年他曾与公爵接近过。（见本书页384）他们阻碍大俄罗斯民族单独创造文明的进程，而大俄罗斯民族是能创造出最伟大的国家的。大俄罗斯人宽宏大量地、正直地看待所有的民族，没有任何恶意与预谋，而小俄罗斯人却始终怀里揣着石头，只会把大俄罗斯人当作敌人来对待。
“您说小俄罗斯存在着独立的个性，儿子成年，娶了媳妇，分家出去，不把妇女当作牲口看待，往往由女人当家，一家人住独立的宅院。这有什么好：儿子娶了媳妇，分开过日子，立即成了敌人。家产分成一份一份，利益就分散——您瞧，这就是贫穷的起因了。然而大俄罗斯人的家庭却是村社的基础。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大俄罗斯人家庭的话，初看起来，似乎是直接和他对民族性的见解连接在一起的，与其说是和梅谢尔斯基那些人的看法有联系，不如说是与斯拉夫派的观点有联系。关于俄国宗法制家庭中保存着村社生活方式的因素，赫尔岑，同时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发表过这样的见解。但是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把俄国在特殊的、非资本主义的道路上，经过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希望和农民村社联系在一起。如果老人在家里受到尊敬，有什么不好。对于家庭来说，他身上体现着一定的理想，这不是专制，他没有随心所欲地进行统治，不，他恰恰是尽自然赋予他的职责，其他的人完全自然而然地服从于他。这里可以看出亲近、共同利益、分担劳动，这些你都不提，光提出独立、敌意。”
我自然一点也没有提出过这种意见，所以就热烈地争辩；他呢，在他那方面也走了极端：“我知道，我们大家对其他民族都十分同情。不久以前，巴什科夫这位著名的传教士，在自己家里收留了一些人，腾出地方，给他们安排得舒舒服服，您知道这些人是谁？从要塞里放出来的两个波兰女人。天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饿得要上吊的俄罗斯人还少吗，可他却去照应两个波兰女人！”
我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此恼火，再和他争论下去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我就不作声。谈话从巴什科夫转到宗教。陀思妥耶夫斯基真诚而深深地信仰上帝，信得十分真诚，这样说吧，真诚得不能容忍真正的不信神。
“您知道吗，”他说，“应当对他们这些不信神的人说，不信神过去被认为是智慧的象征，现在呢，连这一点也不存在了，不这样认为了，他们也许就不再谈论这种蠢事了！”
他几次问我，信不信神。
我回答说，这个问题，我永远也不答复任何人。他很不好意思。
“这么说，您不信神！”过了一会儿他断定说，“这不好！以后我们应当认真地谈一谈这件事？”
5月28日星期五
陀思妥耶夫斯基答应近日内傍晚时上我家来。星期二和星期三我待在家里没有出门。星期四，九点多钟，我丈夫说服我出去散散步，他说时间已经不早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会来了。我同意了。十一点钟我们从夏园回来，看门人交给我一张名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时我仿佛觉得我失去了生活中所希冀、所珍惜的一切。
心情非常沉重。所以我哭了起来，哭得撕心裂肺似的，鬓角上扑扑直响，浑身发抖，好像害了热病。我哭得好像刚从令人惊悸的噩梦中醒来，梦中尽是各种痛苦的幻觉。早晨起来，我疲惫不堪，像害了病：头痛，胸口痛，眼睛痛。伤心的感觉稍减，但是不知为什么还是很难受，心里有一种不知什么痛苦。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去，遇到他外出，就留下一封信。以后会怎么样——不知道。下面是1876年5月2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书信集》，第3卷，页220—221），这里删去。
1876年5月30日
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我家，坐了很久，谈了很多话1876年6月1日，在途中逐一回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谈话，我想到这一情况：他劝我写作，热烈地证明说，我有确凿无疑的写作才能，我给他的信是一篇杰作，证明我具有这种才能；信中很有生气，有思想，真挚，热情，且不说文笔的优美，我的笔下肯定会产生美妙动人的长篇小说。
题解：
赫里斯季娜·达尼洛夫娜·亚尔切夫斯卡娅（1843—1918），民众教育活动家。1843年4月4日生于车尔尼戈夫省的鲍尔兹纳。父亲是县立中学教师，母亲甘卡是摩尔达维亚大公的孙女。赫里斯季娜早年就表现出她对文学的兴趣和才能。
1862年，她开始在哈尔科夫一所星期日妇女学校中工作，该校是首批同一类学校之一，这批学校（于同年）关闭后，她便在自己家里开办私立学校，存在将近八年（1862—1870）。1870年她办起了哈尔科夫星期日学校，这所学校在俄国很有名气（例如，见《祖国纪事》1881年第3期的《国内概况》；《家庭与学校》，1877年，第1—3期）。
亚尔切夫斯卡娅是《给人民看什么？》一书的发起人，又是编纂者之一。书中刊载民间图书评介及来自民间的读者评论。这本书受到格·乌斯宾斯基及列·托尔斯泰的称赞。乌斯宾斯基在1885年3月4日给亚尔切夫斯卡娅的信中写道：“《给人民看什么？》一书首先把新颖的师生关系传入俄国民众学校，放在现在的位置上。您的学校与众不同的另一个本质的、也是高度重要的特点，就是对学生的关怀，把他当作一个人去关怀。”（《乌斯宾斯基》，第8卷，页425—428。列·托尔斯泰的评语见《托尔斯泰》，第49卷，页82）关于民众教育亚尔切夫斯卡娅还写过其他著作。
1876年，亚尔切夫斯卡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开始通信。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度评价她寄给他的日记的若干章节，日记中她记叙了哈尔科夫星期日学校女教师耶·伊·契尔特科娃的孤儿院。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作家日记》的目的、任务和意义告诉亚尔切夫斯卡娅，跟她交换感想，谈论一些他感兴趣的题目。有一封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以这样的话结束的：“请给我这样的荣幸，把我当作许多深深尊敬您的人之一。”（《书信集》，第3卷，页208）另一封信中他写道：“您对我们的善意的同情使我和妻子深受感动，如果您是我们的亲爱的亲姐妹那该多好，或者更进一步，我们是这样地爱您，器重您。您是个罕见的聪明善良的人。像您这样的人现在到处需要。我和妻子正是像亲人那样爱您，一颗诚实的、真挚而聪明的心。”（《书信集》，第3卷，页211）
涅克拉索夫的葬礼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墓前的演说涅克拉索夫的葬礼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墓前的演说〖3*5/6〗
（摘自《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
费·迦·柯罗连科
1877年底，涅克拉索夫死了。他病了很久，那年冬天他溘然而逝。不过最后几个月他的诗作还在《祖国纪事》上刊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说，涅克泣索夫的最后的一些诗歌丝毫不比他的全盛时期的作品逊色。见本书页101。很容易想象这些诗歌在青年中的作用。大家都知道诗人不久于人世了，各方面纷纷向涅克泣索夫表示真挚的、深切的同情。
等到他去世（1877年12月27日），举行他的葬礼的时候自然不会没有庄严的示威游行的。在这件事情上，青年的感情和整个知识界的感情是合拍的，彼得堡还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情况。上午九时开始出殡，新圣女公墓人群如潮，直到天快黑时才散去。警察自然伤透了脑筋。普希金在《埃尔兹鲁姆之行》中讲到，在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边境的某条道路上，他遇到一辆普通的大车，车上载着一口木头棺材。格鲁吉亚人的车夫们对他说：“我们运的是格里鲍耶陀夫。”《埃尔兹鲁姆之行》第二章。大家知道，普希金本人的遗体也是被用同样的办法卑劣地秘密运出彼得堡的。这种时代早就过去了，当局已经无法阻遏社会人士表示同情。涅克拉索夫的葬礼举行得十分隆重，墓地上有许多人发表演说。我记得有巴纽金列·康·巴纽金（1831—1883），诗人。朗诵诗，后来扎索季姆斯基巴·弗·扎索季姆斯基（1843—1912），作家。以及还有几个人讲了话，但是真正的大事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