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我们继续出版《作家日记》，虽然它在精神上的成就和物质上的成绩增大了，但与每月杂志出版相联系的繁重事务，也就是送刊物、预订刊物、和订户通信等等也随之而增加。因为这件事情上我没有帮手（除了一个送刊物的人之外），故而我常常极为疲劳，这一点对我当时还很结实的身体也有影响。
由于年底将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始考虑问题：明年他是否继续出版《作家日记》？我丈夫对这份杂志经济上的成功是完全满意的；社会上对他的态度是真诚而信赖的，在与他的通信及无数陌生人的来访中反映出来，对他是很宝贵的，然而艺术创作的要求占了上风，所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决定停止出版《作家日记》两三年，去从事新的长篇小说的创作。有些什么样的文学课题吸引着、激动着我的丈夫，这可以从他死后找到的备忘录上来判断，1877年12月24日他在那本子上写道：Memento法语：记事本。——用一辈子。
1.写俄国的Канида法语Candida的俄语音译：老实人，是伏尔泰的《老实人或乐观主义》中的主人公…
2.写一本关于耶稣基督的书。
3.写自己的回忆录。
4.写一部四旬祭四旬祭指人死后四十天进行奠祭活动。的长诗。
（所有这些，除去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和原拟中的《日记》出版之外，minimum（最少）要十年的工作，而我现在是五十六岁）。
1877年11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心情十分哀伤：早就患上一种痛苦的疾病的涅克拉索夫快要死了。对于丈夫来说，青年时代的回忆，文学生涯初期的回忆是和涅克拉索夫联系在一起的。要知道，涅克拉索夫是最先承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才华，协助他在当时的知识界获得成功的人之一。诚然，后来他们在政治信仰上分道扬镳了，六十年代在《当代》和《现代人》之间进行过一场激烈的论战。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念旧恶，当涅克拉索夫向他提出把小说发表在《祖国纪事》上时，他同意了，并且恢复了他对青年时代旧友的友好态度。涅克拉索夫诚恳地以友好的态度回报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得知涅克拉索夫病危，开始经常去看他，了解他的健康状况。有时候要求不要为了他去喊醒病人，只要转告他的衷心的问候。有时候丈夫去遇上涅克拉索夫没有睡觉，这时涅克拉索夫立即念最近的诗作给丈夫听，还指着其中的一首——《不幸者》（用“克罗特”的名字），说：“我这首诗写的是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两次提及涅克拉索夫献给他的诗。（见《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23；第12卷，页33）长诗《不幸者》并非如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所写的那样，是涅克拉索夫的最后的诗作，这首诗发表在《现代人》上。（1858年，第5期）现代文艺研究中对克罗特的原型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见《涅克拉索夫2》，页631—632）这件事使丈夫深受感动。总之，与涅克拉索夫的最后几次见面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12月27日当他得悉涅克拉索夫去世时，他伤心至极。那天他整夜大声念着已故诗人的诗作，真心诚意地赞赏其中的一些诗，认为那是俄国诗歌中的真正的瑰宝。看到他极其激动，我生怕他癫痫发作，就坐在书房里，守在丈夫身边，直到天亮。我从他的讲述中得知几个过去不曾知道的、他们青年时代生活中的插曲。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参加了几次祭祷涅克拉索夫的仪式，决定去抬遗体，参加安葬仪式。12月30日清晨，我们乘车到涅克拉索夫所住的铸造厂大街克拉耶夫斯基的房子，在这里我们遇到一大群青年，手持月桂冠。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护送灵柩到意大利大街，因为光着脑袋在严寒中走路很危险，所以我就劝丈夫先乘车回家，两小时后再乘车去新圣女修道院参加安魂祈祷。我们果然这样做，正午时在修道院里。
在热烘烘的教堂里站了半小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决定到外面去。奥·费·米勒和我们一起出来，我们一起去寻找涅克拉索夫的即将下葬的墓址。墓地的寂静给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种令人慰藉的印象，他对我说：“安尼娅，将来我死了，你把我葬在这里，或者随便你喜欢把我葬在哪里，但是记住，不要把我葬在沃尔科夫公墓，不要葬在文学家栈道上。我不想躲在我的敌人中间，我生前吃够了他们的苦头！”
听着他关于殡葬的安排，我心情十分沉重；我开始劝慰他，说他身体还很健康，不必想到死。我想改变他的抑郁的心情，便开始臆想他将来的葬礼，祈求他尽可能地长久活在世界上。
“嗯，你不想葬在沃尔科夫，我将来把你葬在涅夫斯基大修道院，葬在你那么喜爱的茹科夫斯基的旁边。只是请不要死！我将去请涅夫斯基的唱诗班，请主教来做弥撒，甚至做两次。你知道，我要做到，不光这一大群青年人，而且还有整个彼得堡，六万到八万人将会跟在你后面。花圈也会多两倍。你瞧，我答应你将要为你举行多么隆重盛大的葬礼，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再活许多许多年。否则的话我太不幸了。”
我故作夸张地许下诺言，因为我知道这样可以打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此时的压抑的思想，我做到了这一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微微一笑，说：“好的，好的，我将尽力多活一些时候。”
奥·费·米勒说我的想象丰富，谈话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在涅克拉索夫的墓地，四周围绕着一群年轻人。《祖国纪事》的几个同事作了发言之后，青年人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演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深为激动，以断断续续的嗓音作了简短的发言。他高度评价长眠于地下的诗人的才华，并阐明随着他的去世俄国文学也受到巨大的损失。据许多人的看法，这是对着涅克拉索夫的尚未掩埋的墓穴所作的最诚挚的演说。这篇演说刊登在1877年十二月号的《作家日记》上，流传甚广。它包括以下几节：一，涅克拉索夫之死。——在他的墓地上所作发言。二，普希金、莱蒙托夫及涅克拉索夫。三，诗人与公民。——作为人的涅克拉索夫的普遍意义。四，于涅克拉索夫有利的证明人。据许多文学家的意见，这篇文章是对作为人的涅克拉索夫的最出色的辩护词，比当时无论哪个评论家都写得出色。关于青年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次发言的印象见本书页587柯罗连科的回忆录。
1878年的大斋期，弗·谢·索洛维约夫受沙梁城宗教教育爱好者协会的委托，举行了一系列的哲学讲座。这些讲座吸引了满坑满谷的听众；其中有许多是我们共同的熟人。因为我们家里诸事顺遂，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一起去听讲座。
有一次听讲回来，丈夫问我：
“你注意到没有，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霍夫）今天对我们的态度好生奇怪。他自己没有走过来，以前他总是过来的，中间休息时我们遇到了，他勉强打了个招呼，马上就跟什么人去讲话了。他该不是在生我们的气吧，你认为呢？”
“我也觉得他好像在避开我们，”我回答，“不过告别时我对他说：‘别忘了星期天，’他回答说：‘一定来。’”
我有几分不安，由于我嘴快，是否说了什么话惹我们星期日的常客生气了呢？丈夫非常重视与斯特拉霍夫的聊天，经常在开饭之前提醒我，要我备上好酒，或者准备客人爱吃的鱼。
在最近的一个星期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来吃饭，我决意弄清事情，直接问他是否在生我们的气。
“您想的什么，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斯特拉霍夫问。
“我和丈夫觉得，您在索洛维约夫最近一次讲座上回避我们。”
“嗐，这是特殊情况，”斯特拉霍夫笑了，“我不光避开你们，所有的熟人我都避开。列·尼·托尔斯泰伯爵和我一起来听讲座。这次讲座是1878年3月10日举行的。他要求不要把他介绍给任何人，所以我避开大家，躲在一边。”
“怎么！托尔斯泰和您在一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惊奇又伤心地高声叫道，“真遗憾，我没有见过他！当然，如果这个人不愿意的话，我不会硬要去和他相识的。但是您为什么不递一句悄悄话呢，说一声跟您在一起的是什么人？我哪怕只是看看他也好啊！”
“您从他的肖像上不是看见过的吗！”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笑了。
“肖像算什么，肖像难道能传达一个人的神采？亲眼看见就完全不同了。有时候看一眼就足以把一个人一辈子铭记在心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您没有把他指给我看，我永远不能原谅您！”
后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止一次对他没有当面见见托尔斯泰之事表示遗憾。
1878年5月16日，极大的不幸使我们举家震惊：我们的小儿子廖沙死了。不幸降临到我们头上，事先一点预兆也没有，孩子一直是又健康又快活的。死的那天早晨他还用他那不大好懂的话在那里咿咿呀呀，和普罗霍罗夫娜老婆婆大声地嬉笑，这老婆子是在我们去旧鲁萨之前就到我家来做客的。突然，孩子的小脸轻轻地抽搐起来；保姆当他是急惊风，小孩子出牙齿的时候常常会犯这种病；这一阵他正好在出臼齿。我很害怕，立即去请一向替我家治病的儿科大夫乔申，他住得不远，立即来到我家。他对病显然没有特别重视，开了药方，说是急惊风很快就会过去的。但是因为继续在抽搐，我就叫醒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极其不放心。我们决定去请教神经科专家，于是我去找乌斯宾斯基教授。他正在看门诊，约莫有二十来个人坐在他的客厅里。他接待我一会儿，说是等他把病人打发掉，立刻便到我们家来；他开了某种镇静剂，吩咐用氧气袋，不时给孩子吸氧气。回到家里，我发现我可怜的孩子处于这样的状况：不省人事，小小的身体不时抽搐得抖动。但是他显然没有感到痛苦：因为他既没有呻吟，也没有叫喊。我们待在我们的小受难者身边，焦急地等待着医生的到来。两点钟光景，医生终于来了，检查了病人，对我说：“别哭，不要担心，这病很快会过去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送医生，回来时脸色惨白，跪在沙发旁边，医生来时我们把婴儿抱到沙发上，让他检查时方便些。我也跪在丈夫旁边，想问问他，大夫说的什么（据我后来知道，他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孩子已经开始进入临死状态），但是他用手势禁止我说话。过了将近一个钟头，我们开始发现，抽搐明显地减少。刚才大夫安慰过我，我还心里高兴呐，以为孩子的抽搐渐渐停止，转入安睡，大概快要恢复健康了吧。等到孩子的呼吸突然停止，死亡来临，我真是悲痛欲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吻吻孩子，替他画了三次十字，放声大哭起来。我也号啕痛哭；我们的孩子们也痛哭，他们那么疼爱我们的小廖沙。
这次死亡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深为震动。不知为什么，他特别喜欢廖沙，几乎以一种异常的爱在爱他，似乎他预感到很快就会失去这个孩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别感到难受的是孩子死于癫痫，这病是他遗传给孩子的。从表面上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平静而英勇地承受了命运突然落在我们头上的打击，但是我深感忧虑，这样克制着深切的哀痛，宿命似的影响着他那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健康。为了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几分安慰，使他摆脱哀痛的心情，我要求在我们哀痛的这几天里来看望我们的弗·谢·索洛维约夫说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他一起去奥普塔修道院，索洛维约夫原来准备今年夏天去那里的。参观奥普塔修道院原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往已久的事，不过很难实现罢了。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同意帮我的忙，开始去说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他一起去修道院。我又以自己的恳求促成其事，当即决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六月中旬去莫斯科（他早些时候就打算去那里，向卡特科夫表示愿意把他未来的长篇小说给他们），趁此机会和弗·谢·索洛维约夫一起去奥普塔修道院。1878年6月23日至2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偕索洛维约夫去奥普塔修道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个人我是不敢让他去这么远的地方的，主要是因为当时去那里是一段很使人劳顿不堪的路程。据我看，索洛维约夫纵然不是个“善于办实际事务的人”，但如果碰上费奥多尔癫痫发作，总还是能够照应他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奥普塔修道院回来，似乎得到了很大的慰藉，心平气和得多了，给我讲了许多关于修道院的风习，他在那里待了两昼夜。他跟当时的著名“长老”阿姆夫罗西神甫见了三次面：一次当着大众的面在人群中见到他，两次单独见面，从长老的谈话中得到深刻的、动人的印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我们所遭遇的不幸，我所表现的过分哀痛告诉长老，长老问他，我是否信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给了他肯定的回答，于是长老请他转致对我的祝福，还有一些话，就是后来长篇小说中佐西马长老对哀伤的母亲所说的那一番话。
秋天返回彼得堡，我们不敢再住老房子，那里—切都充满了对我们死去的孩子的回忆；我们住在库兹涅茨巷五号，两年半以后，命运注定我丈夫在那里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