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出版部谈何容易,资金就是一个大问题。创造社的骨干们一个个都是拖家带口的,谁也拿不出余钱来投资。正当大家为此发愁时,郁达夫有了奇思妙想,建议以股份集资的办法找来资金,并通知郭沫若,将集资的圈子扩大到日本去,请周全平在上海也加强活动。
1925年11月,郁达夫辞掉武昌师范大学的教职工作,来上海与郭沫若会合,着手创造社的复建工作。他充满热情,活力四射,终日为筹办创造社出版部的事奔忙,终于累坏了身体导致旧病复发,只好将手上的工作交给郭沫若他们,于12月去杭州疗养院养病。两个月后,郁达夫病愈出院回到上海,而创造社出版部的重建工作也已基本完成,《创造月刊》即将出版,眼看一派新气象,郁达夫内心愉悦,在为《创造月刊》创刊号写的《卷首语》中这样说:
现在我们所以敢卷土重来,再把创造重兴,再出月刊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人世太无聊,或者做一点无聊的工作也可以慰藉人生于万一。(二)我们的真情不死,或者将来也可以召集许多和我们一样的真率的人。(三)在这一个弱者处处被摧残的社会里,我们若能坚持到底保持我们弱者的人格,或者也可为天下的无能力者被压迫者吐一口气。
我们的志不在大,消极的就想以我们无力的同情,来安慰那些正直的惨白的人生的战士,积极的就想以我们的微弱的呼声,来促进改革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会的组成。
1926年3月16日,《创造月刊》创刊号出版,它标志着创造社已复出,从此开始进行各项活动。两天后,郁达夫和郭沫若、王独清等一行人前往广州,目的是向革命形势高涨的广州宣传推广创造社的刊物。
初到广州这座革命风气浓郁的城市,郁达夫等人充满希望,热情高涨。随着郑伯奇、穆木天等人的到来,创造社的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十分顺利。基于当前的情况,大家决定在广州建立创造社分部,首先成立出版部广州分社,慢慢再扩大阵容。广州分部的负责人,当然非十分有筹建经验的郁达夫莫属了,他全票通过当选为广州分社的主要负责人,郁达夫也欣然接受委任。此后,他就一边在广东大学执教,一边筹建与经营广州分社。
他们离开上海后,创造社总部失去了主心骨,渐渐乱如散沙。社里的活动都由周全平等人自行安排,好不容易建成的出版部无人管理,里面的小伙计们就在上海私自翻印书籍,出版内部小刊物。而他们所出的书的成本全部都由创造社负担,赚到的钱却私自分赃,结果该印的不印,账目混乱,因无钱出版而造成期刊停刊。
成仿吾对此无能为力,只好去广州找郁达夫他们,商议整顿创造社出版部的事情。在讨论会上,张资平、王独清、成仿吾等骨干都同意选郁达夫为总务理事,回上海整顿出版部,并主编《创造月刊》和《洪水》半月刊。所有人都将希望寄托在郁达夫身上,但谁也没想到,这一次因郁达夫率真的性格,造成同人们思想上出现重大分歧,最终导致十多年的朋友拔剑相向。
脱离创造社
郁达夫辞掉广东大学的工作,于1926年12月17日启程,一路且玩且行,十天后抵达上海,当即着手出版部的事。对于小伙计们的行径,郁达夫十分气愤,他在1927年1月6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有人来访,谈创造社出版部内部整顿事宜,心里很不快乐,总之中国的现代青年,根底都太浅薄,终究是不能信任,不能用的。”
五天后,郁达夫又在日记里发怒,“在出版部里,又听到了一个恶消息,说又有三人合在一处弄了我们出版部的数千元去不计外,还有另外勾结一家书铺来和我们捣乱的计划。心里真不快活,人之无良,一至于此。”
为了尽快平衡收支,郁达夫把精力都倾注在提高《创造月刊》和《洪水》半月刊的质量上,以期提高当月的销售量。他干劲很大,同时主编两本杂志,还写了《过去》、《冷清的午后》等小说和数篇杂文,作为提高销量的重磅文章。1927年1月16日,《洪水》半月刊出版,一篇作者署名“日归”的《广州事情》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影响,那期《洪水》几日后脱销,销售商连连要求再版。可是,就因这篇出自郁达夫之手的《广州事情》,引来了创造社成员们的责备和谩骂。
在这篇文章中,郁达夫将在广州的所见所闻,包括他对革命的质疑、失望、厌恶,都写进去了。文章发表后,很快就收到郭沫若和成仿吾等人的来信,均指责《广州事情》倾向不好,影响太坏。而成仿吾又在3月1日的《洪水》半月刊上发表了《读了〈广州事情〉》,严厉批评郁达夫的《广州事情》观察不实,意识不清,对革命的过程没有明确的认识,也没有除尽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成仿吾还扬言,宁愿《洪水》半月刊马上停刊,也不愿再看到有《广州事情》之类的文章再出现。
成仿吾写这篇文章的真正用意,郁达夫并不理解,他认为是朋友不理解自己,为此很气愤。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郁达夫又在4月28日写的《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同志》中毫无保留地揭露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于是首先有文章对他进行谩骂攻击,接着有人来创造社出版部对他们威胁、恐吓,5月29日,军警包围了创造社出版部进行强行搜查,还逮捕了几个职员。
郁达夫正巧前一天去了杭州,幸免一劫,但他却遭到创造社成员的强烈指责,怪他口无遮拦,行为不慎,导致创造社惨遭搜查,发表了《广州事情》还不算,还不停地写言辞激烈的文章,最终连累创造社。正由广州带了重大使命去日本的成仿吾对郁达夫说:“这都是你的不是,因为你作了那种文章,致使创造社受到了这样的惊慌与损失!那些纸上的空文,有什么用处呢?以后还是不做的好!”
郁达夫满含委屈,看到与十多年的老朋友在思想上竟然出现这么大的隔阂,在《对于社会的态度》中他失望地说:“因为这几句警告的结果,成氏的那位亲族,现在是在管理创造社的全部财产的那位亲族,本来就怨我管得太严的这位成氏,竟对我很明显地表示了反抗的态度。”他无法接受朋友们对他拔剑相向。尽管从创造社的成立、发展,到后来的复建,郁达夫都倾尽了热情和心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没有他,或许根本就没创造社,更没有当下的这片肥沃的文学天地,但是单纯真挚的郁达夫却不肯受委屈,他宁可放弃这块付出了诸多心血的阵地,也不想与这样一群人继续虚伪,互相残杀。
1927年8月15日,上海的《申报》和《民国日报》同时登出了《郁达夫启事》:
人心险恶,公道无存,此番创造社被人欺诈,全系达夫不负责,不先事预防之所致。今后达夫与创造社完全脱离关系,凡达夫在国内外新闻杂志上所发表之文字,当由郁达夫个人负责,与创造社无关,特此声明,免滋误会。
从此,郁达夫在自己同伴的误解声中,含着委屈的情绪,永远脱离了他倾注了七年多心血的创造社。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爱恨情仇
一见钟情的狂热
要论郁达夫人生中最重要的人,当属王映霞。
1927年的春天,郁达夫去留日同学兼老友的孙百刚家里做客时,见到了一名年轻貌美,聪慧活泼,又有文人教化的女子,他立刻被吸引住了,顿生一见钟情的美妙感受。在当天的日记里如此写道:
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
此时的郁达夫并非毫无感情体验的人,他年已三十,与远在北京的孙荃育有子女,不管是在安庆还是北京,出入烟花柳巷是常事,并与海棠、银弟等妓女产生过感情。面对王映霞时,他却无法控制住内心的热情。郁达夫就下定决心要爱这名女子,在第二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我想这一回,若再把机会放过,即我此生就永远不再能尝到这一种滋味了,干下去,放出勇气干下去。”
此后一连几天,郁达夫都想方设法要见王映霞,丝毫没考虑到孙荃和孩子们。这时候的他,要的不再是一个婚姻形式上的妻子,也不是一个只能满足生理需求的异性伴侣,而是为圆一个梦想。早在日本留学时期他就在呐喊:“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热白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王映霞无疑是能实现他这一梦想的合适人选,郁达夫在初次的接触中就察觉到了。他为此夜不能眠,神魂颠倒,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苦苦追寻了很多年的真正意义上的恋爱,很可能就在这名聪明美丽的女子身上实现。
几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郁达夫为王映霞疯狂起来。他的狂热多半是源于现实的阻力和不自信。尽管郁达夫身怀绝世才华,但因敏感脆弱且爱质疑的性格,他总是将成功看得很轻,把失败看得很重,对自我评价不高,最主要的是,他是个有妇之夫。
妻子和孩子是他追求王映霞初期时的最大阻力。孙百刚看在自己的父亲与王映霞的祖父素有交情的分上,不得不出面制止郁达夫,同样也是为多方的利益着想。但在这个时候,阻力只会激发郁达夫的斗志,越是得不到的,他就越认为一旦错过,将遗憾终生。因此,郁达夫激动地用日语对孙百刚说:
一到此处,只要看见她,我的灵魂似乎找到了归宿处,像迷途的孩子重复来到母亲的怀抱一般。即使她不和我说话,也觉得精神上很安慰。如果她偶尔和我谈上几句话,我全身的细胞神经,像经过熨斗烫过似的舒服服帖。……我明知道中年热恋的后果,常不佳妙,但教我如何办呢?
因为不自信,也因自知这场爱情难以顺利,郁达夫拿出了全力以赴的姿态来。相比之下,年仅十九岁的王映霞虽然缺乏经验,却显得冷静理智很多。相遇之初,她对郁达夫不无好感,毕竟她在浙江女子师范读书时曾是《沉沦》的读者,对郁达夫的声望早有耳闻,如今见到本人,她也是敬爱有加。
可是,王映霞是个出自大家族的名媛,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尽管她后来也读过新学堂,但是她的思想行为并不像郁达夫这样无视传统礼教,浪漫随性,无所顾忌。她是个十分注重声誉的人,对郁达夫已有家室耿耿于怀。交往初期,她就觉得与这样的男人关系密切有辱身份,生怕引来闲言碎语,特别是孙百刚夫妇过问她对郁达夫的想法之后,她甚至有种羞赧之感,生怕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面对郁达夫的猛烈追求,王映霞决定逃回杭州,以摆脱他的纠缠。而美人的逃避,更加激发了郁达夫的狂热,他不再隐藏自己的感情,写了一封开诚布公的信寄往杭州。王映霞回信了,郁达夫仿佛看到了曙光,他迫不及待地向她吐露爱意,同时也希望能通过直接晤谈,争取到她一个明朗的态度,以此摆脱情绪压力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和绝望。
信一封又一封寄出后,王映霞被郁达夫的真情打动了,终于来信约他面见,并悄悄回到了上海。她是出于母性中的同情而决定见他的,但对于郁达夫而言,却恰恰是他理想中的那种“从同情而来的爱情”!尽管在晤谈的过程中,王映霞一直沉默不语,多半在听他说,郁达夫却对这次见面激动得在日记里感慨:
无论如何,我总承认她是接受了我的爱了。我以后总想竭尽全力做成这一回的perfect love,不至辜负她,不至损害人……啊啊!人生本来是一场梦,而我这一次的事情,更是梦中之梦,这梦的结果,不晓得究竟是怎样,我怕我的命运,终要来诅咒我,嫉妒我,不能使我有圆满的结果。
这次见面,双方关系更进一步了,但不自信的郁达夫变得更加患得患失。在往后的追求里,他依旧执着狂热,触及妻子儿女的问题时,他又变得略微理智起来,毕竟对他们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郁达夫与孙荃的结合,虽是父母包办,可是他们不是完全没有感情。当年他在日本因与隆子的恋爱惨遭中断,而后靠妓女来排泄苦闷,孙荃的出现就像从远方吹来的春风,给他带来了无限的寄托和抚慰,两人结婚时也曾有过新婚宴尔的甜蜜光景。不过,郁达夫从来都不承认这些就是爱情,并且在回应王映霞提出“赶快把我的身子弄得清清爽爽的,可以正式地和你举行婚礼”的要求的绝交信中,他一再说明与孙荃只有旧式婚姻的关系,没有感情,更没有爱,可见爱情在郁达夫的观念中,是有着独特的标准的。
郁达夫既不愿抛弃旧妻,又要与很在乎名分与颜面的王映霞在一起,这是极其矛盾的。到了这时,郁达夫内心的不自信已完全上升到了自我否定,连他都对这场恋爱不抱希望了。而结果却非常戏剧,绝交信不但没吓退王映霞,反而让她明白出于责任,孙荃是她不可逾越的一道坎,从而更让这个缺乏经验的女子懂得了什么是爱情,并勇于选择爱情。
这对一见钟情的情侣,终于冲破芥蒂走到了一起。对于郁达夫而言,他不但有了一种人生满足感,还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热情,他戒烟戒酒,努力工作,并在信中对恋人立下承诺:
总之,映霞,我以后要努力了,要好好儿的做人了,我想把我的事业,重新再来做过一番,庶几可以不使你希望,不使人家会笑话你爱错了人。
这时的郁达夫明显了解王映霞是什么样的女人,知道她最在乎什么,因此为报答与保护这份爱情,郁达夫试图改变自己,去达到她的标准,不愿让这份爱情再遭挫折。
1927年,上海发生大规模革命政变,郁达夫借避难为由去杭州见日思夜想的恋人。在王映霞家里,郁达夫得到了热情的接待,祖父王二南对他一见如故,谈话投机,整天对酒谈诗,一顿饭要吃上四五个钟头。因此,虽然当时的郁达夫看上去有些不尽人意,创造社出版部因社会局势而陷入停滞状态,祖产未分,妻子未离异,子女赡养问题又因没钱而无法兑现,还因受到当局政府的怀疑而弄得行动都失去了自由,但王家还是认可了他。
王家的肯定让郁达夫十分振奋。他在杭州住满了一个星期才离开。回到上海的郁达夫不再心烦意乱,并且干劲十足,他暗下决心:“以后我要奋斗,要为国家而奋斗,我也不甘再自暴自弃了。”并且他充满信心,努力变成王映霞喜欢的样子,并在给她的信中不断勉励自己,立下承诺:
我索性把烟酒都戒去了……映霞,人家都说我是为你戒的,我也觉得有点是为了你,我们以后见面的时候,大约你要骇一跳,惊叹我的各种习气的改掉。
与此同时,王映霞也做出了爱的回应,由杭州转到嘉兴,在嘉兴二中附小担任教师工作。在王映霞的祖父和母亲的默认之下,郁达夫决定将他们的关系公开,定于6月5日晚上在杭州聚丰园举行订婚仪式,一本名为《艺术界》的杂志还刊登出他们恋爱的消息。
幸福并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