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科举考试那些事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漂泊异乡的蔡元培，总爱对子女们说起关于故乡笔飞弄的一切。笔飞弄是位居浙江绍兴山阴县城里的一条街，据说这附近还有笔架山和笔架桥。相传大书法家王羲之曾在这条街住过，因王羲之生气时扔掉手里的笔，不想毛笔竟扎进了墙壁里，由此得名。
蔡家在笔飞弄里是一大户人家，祖辈世代靠经商为生。到了蔡元培父亲蔡宝煜这一代，家族中除了六叔蔡铭恩考中秀才外，其他叔伯都靠经商为生，而且生意做得挺大。1868年1月11日，蔡家迎来蔡元培的诞生。按家族传统，蔡宝煜曾希望蔡元培继承父业，和他那几个叔叔一样成为商人。可蔡元培从小就表现出读书人天生的“痴劲儿”。
蔡元培会走路时，发生了一件趣事。有一次，家里的女佣带蔡元培和刚满月的弟弟下楼吃饭，由于台阶太高，女佣就让蔡元培在楼梯口等，先抱弟弟下去。到楼下佣人被叫去做其他事，一时把蔡元培给忘了，结果蔡元培就在楼梯口一直坐着等，专注地研究楼梯扶手的犄角旮旯，自己快乐地玩了几个小时。
蔡宝煜见状，决定让这个孩子读书，考科举，光宗耀祖。而蔡家也乐于见到子孙孜孜读书，勉力向学的情景，偌大一个家族，可不能只出一个秀才而已。
1872年，蔡宝煜聘请塾师来到家中，教授年仅4岁的蔡元培读书写字。他的启蒙老师姓周，教读《三字经》等儒家初级读物。周先生按传统的科举教学来培养蔡元培，老师读，学生跟着读，从不讲解意思，而是强调熟读到能背诵。蔡元培从不是死记硬背的乖学生，他总是在课余向老师提出奇怪的问题。起初，周先生只是刻板地答：“等你读多后就知道了。”随着蔡元培的提问越来越多，一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态度，周先生也改变了教学方式，与蔡元培进行些许交流。
除了读书，还要习字和对课。习字主要是通过描红和临帖练习毛笔字。可蔡元培总是不耐心练字，把更多的工夫花在了阅读上，熟记文章典籍的内容，研究其中含义，目的是能在上对课时，老师一出上联，他就能答出美妙的下联，博得老师的微笑点头。
蔡元培爱读杂书，年纪不大，就把六叔蔡铭恩那点藏书翻完了。有一次，他正在楼上读书，突然兄长匆匆跑上楼，惊慌失措地说：“起火了，快下楼！”蔡元培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随手翻书页，又继续看。直到手里的书看完后，蔡元培才从窗子探出头来，只见楼下浓烟滚滚，火已被扑灭，他却高兴地对楼下的兄长喊：“我终于把这本书看完了，这本书写得太好了！”
尽管出身商贾之家，但蔡元培的少年生活并不优裕。1877年，父亲蔡宝煜去世，给一向不善积蓄的小家庭带来重创。母亲不愿向亲戚开口求助，靠一些好心人的还款和典当首饰辛苦养家。塾师已请不起了，9岁的蔡元培只好到其他私塾上学。私塾的老师李申甫先生是一个非常古板的人，教学方法依旧单一，基本上是“复述”，对学生的要求也是“背诵”，背不出来就打手板。一次蔡元培向老师提问一篇文章的意思，老师就反问他，你能背出来吗？蔡元培沉默低头，老师就让他伸出手，在上面留下了三个尺印，并严厉地说：“等你哪天能背出来时，我就回答你这个问题。”求知欲强的蔡元培花了一晚上的时间背诵文章，次日早上，他如愿获得了老师的讲解。不过，李申甫先生的严格要求使蔡元培打下了扎实的儒学基本功。
1879年，蔡元培学习写作八股文。半里地外花桥的王子庄先生教授八股文有一套，名徒辈出，第二年，他就和三弟到王先生所办的私塾里去拜师。王先生的教学方法对蔡元培影响很大，后来他在南洋公学授课，所用的教学方式也多有在王先生的教学方式上加以改进的痕迹。
对于初学者来说，八股文按内容的广、窄，篇幅的长、短来划分，有大、小题之区别。王先生指导学生写小题时，不用条规来限制学生的思想，而是让他们先实践，文章出现不妥的地方也不直接用红笔圈点，而是把学生叫到跟前，说明错的地方和问题，再让学生自己揣摩、修改，直到改好为止。那时候的蔡元培为修改文章，常常挑灯奋战。一次他发现早上起来思维更清晰活跃，从此就养成了早起写作的习惯。
学八股文期间，爱读书的蔡元培还向同学借杂书来看。王先生发现蔡元培在偷看《三国演义》，当场告诫他：“别看这种书，因为将来你参加科举考试，作文只能引用《四书》《五经》中的典故与辞藻，书看杂了会耽搁你日后考取功名。”蔡元培虚心接受教诲，却不能抵御阅读杂书的快乐。此后王先生又见他读杂书，干脆装作不知道。
1885年，17岁的蔡元培考中秀才，从此他结束私塾生活，步入个人修习的阶段。当时，六叔蔡铭恩在绍兴开起私塾，添置了不少新书，蔡元培没事就往六叔那儿跑，从他那儿读到了《日知录》等经典名著，开始自学写散文与骈文。
听说田春农擅长写散文，蔡元培就把自己写的文章给田春农指点，竟得到了极高的赞扬。田春农赏识蔡元培的才华，把他推荐给绍兴富豪徐树兰。恰逢徐家兄弟在编印书籍，徐树兰让蔡元培当儿子徐维则的伴读，兼为他们校勘书籍。在徐家的四年里，蔡元培不仅校勘了《绍兴先生遗书》《铸史斋丛书》等书籍，还读遍徐家楼中的万卷藏书，但凡他认为精彩的作品中均留下了他的批注。
20岁那年，蔡元培参加乡试，他凭借“怪八股”轰动当地文坛，以排名第23名的好成绩成为举人。
蔡母去世满两年后，蔡元培迎娶绍兴的王昭为妻。这桩婚事完全是母亲生前确定，由兄长一手操办的。两人在婚礼前素未谋面，毫无感情基础，生活之初口角频发。婚姻并没让蔡元培分心，反而让他更加刻苦。1890年春天，他前往北京参加会试，以位居第80名的好成绩成为贡士。面对接下来的殿试（复试），蔡元培心虚了，因为殿试只讲形式不重内容，书法好的自然引人注意，字写得不好的，甚至连看都不看试卷就被甩到一边了。蔡元培一直对自己的书法没信心，觉得能考上的把握不大，决定放弃这次晋升进士的机会，等下次再来补考。
1892年，蔡元培再次前往北京，补考殿试和朝试。在这两年时间里，他并没花多少时间习字。当初从北京回到家乡，虞县就聘请他担任志馆的总编辑。蔡元培在编写目录时大胆创新，却遭到同事们的质疑和嘲笑，尽管说明了自己改动的理由，还是不被接受，蔡元培生气了，干脆辞职。而他这次敢来京城参加殿试，是听说了张之洞当年考殿试的经过，也打算不拘于传统格式，不走寻常路。
在审试卷时，蔡元培的书法确实遭到了质疑，一位大臣说：“怎么不写馆阁体？”馆阁体是清廷用于文书通行的一种字体，这暗指蔡元培的书法不过关，不适合做朝廷官员。这时，站在旁边的汪鸣鉴抢过卷子看了一看，赞扬道：“这字明明学的是黄庭坚的嘛，你看，很有几分山谷的神韵啊。”连当代有名的书法家都这么说，阅卷官就不再挑剔书法的问题了，继续审核文章内容，最终将蔡元培放进了“二甲”行列（清朝考试规定补考者不能名列一甲），蔡元培被录为进士。此后又经过朝考，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春天再进京参加散馆考试，蔡元培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从此步入士大夫阶层。
中进士，入翰林，这是当时多少读书人一生梦寐以求的，蔡元培却在26岁时抵达科举顶峰，由一介平民变成京官，这真让人艳羡啊。可是，18世纪末的中国不再国泰民安。蔡元培入京不久，就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海军惨败，完全将清政府的腐败暴露出来，再加上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大片国土，这让蔡元培的内心难以平静。
是什么原因让日本这个小岛国变得如此强大，竟然能将洋务派经营多年的海军打得落花流水？善于思考的蔡元培找来中国人翻译的《日本新政考》等关书籍进行研究，设法了解外面的世界，从中破解中国落后的根源。
随着新学著作阅读量的增加，蔡元培虽然身居翰林，可心已飘远，目睹了清政府的种种腐败制度和卖国求和的卑劣行为后，他满腹失望。1895年秋天，蔡元培告假回乡，在绍兴设法寻找关于西方科技的译本来读，还积极与当地一些进步人士接触。随着对西方新知认识的加深，蔡元培将自己过去的知识结构进行了检点，对翰林生活丧失了兴趣。他整日浏览西方书籍，一心研究西方的各种思想，希望能从中探索出一条救国强国的道路来。在《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的回忆录里蔡元培这样说：“回想二十岁的时候，还是为旧式的考据与词章所拘束，虽也从古人的格言与名作上得到点修养的资料，都是不深切的。”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拥护和协助下，发动维新变法。一夜之间，维新派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引来各级官员的攀附。蔡元培却没随波逐流地参与新政，而是响应文化界风潮，在同年8月与友人筹建东文书社。蔡元培这样做，并非排斥变法，中国若要崛起，必定要改变现有的制度和社会风气，而这几千年形成的老祖宗文化，不是颁布几条命令，就能够从根本去改变的。再则，蔡元培不太认同维新派一些人的心态和作为，特别是听到有人在背后辱骂慈禧后，就决心不与这些人为伍。在以研究日本文化为目标的东文书社里，蔡元培向精通日文的朋友们学起了日文，以能够更直接、更深入地研究日本的文化，研究日本崛起的原因。
三个月后，“百日维新”失败，皇帝被软禁，新派人士有的被捕，有的流亡国外，有的惨遭杀害。整个朝廷人心惶惶，个个都设法逃避嫌疑，蔡元培等这些年轻的文官也被朝廷列为监控对象。
朝廷的做法让蔡元培心寒，他更看不惯官员们猥琐的行径，坚信这样的政府和官员成不了大器，只会让中国更加落后，最终沦落到被列强瓜分的地步。也是通过对日本的更进一步研究和了解，蔡元培认为当下的中国，首先要改变人民保守的旧思想，移风易俗，社会形态变了，朝廷自然而然就会接受新的制度，而要改变人的思想必须要靠教育。同年10月，蔡元培向翰林院递交了辞职书，从此踏上了教育救国的理想之路。
第二节 投身教育，一波三折
否定了朝廷，更新了自我的蔡元培，携带家眷回绍兴后，一边继续阅读西方书籍，一边寻求实现理想的机会。很快机会来了，徐维则的伯父徐仲凡向蔡元培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到绍兴中西学堂来担任校长。
中西学堂最初由徐家牵头募集资金，得到清政府公款资助后于1887年修建，是一所旧式学校。虽然蔡元培从未当过教书先生，但由于当年在徐家当徐维则的陪读又校勘书籍，徐仲凡对他的才华早有赏识，况且他还是一位问鼎翰林的进士，因而决定聘请他。可是，蔡元培给中西学堂带来的不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而是徐仲凡闻所未闻的新式教学。
蔡元培参照日本的治校办法，大刀阔斧地将中西学堂进行改革，在保留国学精粹的同时，增加了哲学、史学、数学、物理、外语等西方学科，在学堂原有的英语、法语课程基础上再增设日语课程，特聘日本人来任教。其次，还建立了新型的课程制度。绍兴中西学堂的学生是按年龄和语文水平来划分的，共分成三个班级，文化程度相当于后来的高小、初中、高中一年级，数学和外语暂时难以根据学生的情况来划分班级，就先作为学生的选修科目。
蔡元培意识到，要提高整个学校的教学水平，就必须要有优秀的教师队伍。他四处收罗人才，聘请薛朗轩、马絧章等学有所成的老师来授课。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蔡元培还想方设法购置了一批实用书籍，创立名为“养新书藏”的学堂图书馆，并且亲手拟写《绍郡中西学堂借书略例》，方便社会人士来借阅书籍，希望以此增加社会上受教育的人数。
在蔡元培的苦心经营下，不到一年时间，中西学堂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西合璧的学堂，在当时的浙江地区极有名气。不过，只要有新东西注入，必定会与旧的形成对比，中西学堂的教师就因思想不同，日渐形成了新、旧两派，因看法不同而时常相互辩驳，渐渐地，中西学堂的食堂就成了唇枪舌剑的战场。当时的食堂是一间大厅，教师和学生都坐在一起吃饭，任意聊天，所聊话题多涉及政治、社会、风俗。由于新、旧两派看问题的立场不同，一个不服一个的看法，谁都想用自己的想法压倒对方。新派都是一批意气风发的年轻教师，很受学生欢迎，有时争到最后，旧派就剩下几个老教师在那里据理力争，多有寡不敌众之感。就此旧派曾向督办投诉，还说“新派思想只会教坏后代”。
徐仲凡是不折不扣的老儒者，当然站在旧派这边了。只是这些年轻教师基本上都是蔡元培请来的，碍于情面，他不好公开干涉这种事，再说这也不属于他的管辖范围。后来，就为重男轻女的社会风气问题，新旧两派争执了很多天，最终酿成了两派势不两立的局面，学生也跟着分成两派，在教室里打起架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