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原名瞿双，自己改名为瞿爽、瞿霜，后由“霜”引申为“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城一个破落的士绅之家。自幼多病，读书却非常用功。9岁入常州冠英小学，尚未毕业就考入常州府中学堂；17岁时，到北京考进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语、英语、法语，研究文学、哲学、佛学，并去北京大学旁听陈独秀等人的课。
五四运动时，还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的瞿秋白参加了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的行动。面对当时苦难的中国，瞿秋白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试想借用外来的“天火”燃烧并改变整个社会。1919年冬，他参加了李大钊倡导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
1920年，他以《晨报》特约记者的身份远赴苏俄，后撰写了《俄乡纪行》《赤都心史》等报道通讯，并在北京《晨报》等多家报刊发表文章，歌颂十月革命，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国内概况。期间，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布）党组织（翌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两次荣幸地觐见革命导师列宁，并担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俄文教习和政治理论课的翻译。
1922年11月，瞿秋白作为陈独秀的翻译再次赴俄，出席了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3年1月回国，曾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也是这三个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他一系列激情洋溢宣传革命的文字，成为引导和鼓舞群众前进的战鼓和号角。他起草了中共“三大”的纲领草案，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随后，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起草，又到上海大学任教。在党内，他是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人，也首次把辩证法与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整体来宣传。
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如何对待农民，是中国革命面对的基本问题。1927 年初，毛泽东通过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他在文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这应该是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的农民革命进行马列主义再诠释的开端，也是他后来找到一条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式革命道路的肇始。然而，这篇文章只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第191期刊出一部分，便被主管该刊的彭述之停发了。瞿秋白于同年3月来到武汉，主管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他读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对毛泽东的观点表示由衷钦佩和赞赏，亲自找到彭述之要求继续刊登，结果遭到后者拒绝。瞿秋白愤愤地说：“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一气之下，决定要为毛泽东的文章出单行本，并亲自撰写序言。1927年4月1日夜，在汉口英租界辅义里27号的一栋两层小楼上，瞿秋白为毛泽东的报告写了一篇热情洋溢而又旗帜鲜明的序言。其中写道：“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陆丰农民运动》一样。”之后，瞿秋白把写好了序言的报告改名为《湖南农民运动(一)》，交给秘书羊牧之送共产党办的汉口长江书店出版单行本。这时毛泽东正在武昌养病，不久他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单行本。
在当时党的领导层中，像瞿秋白这样以敏锐的眼光看到农民运动对中国革命的特殊重要意义而予以支持的人是不多的。瞿秋白以他当时在党内的重要地位（几个月后，在八七会议上，他就取代陈独秀而主持中央工作）对此书所作的评价，无疑对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观点和实际工作都是巨大的支持。非但如此，瞿秋白对当时中国革命进程中的许多问题的看法与毛都有相通之处，甚至为其先声。其中最重要的，应属“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党内首先实践它的是毛泽东，而首先对此作详细理论阐述的则是瞿秋白。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组织和领导问题》一文中用很大的篇幅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革命战争的问题，预言以“武装割据”这种方式在“帝国主义军阀”统治薄弱的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
八七会议是中国在大革命失败后，由瞿秋白在汉口主持召开的一次中共中央紧急会议。这次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继续斗争。会后，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他参与决定和指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及其他地区的武装起义。毛泽东正是在秋收起义之后，率领部队辗转上井冈山建立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并逐渐扩大为中央苏区。而瞿秋白则于1928年5月去了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共六大闭幕后，他虽在远方却十分关心国内井冈山上的革命斗争，想念领导工农红军开辟苏区根据地的毛泽东。1929年9月，他在莫斯科主持编辑出版了《纪念彭湃》一书，在该书的序中再次赞誉毛泽东是“农民运动之王”。 同年底，瞿秋白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由他撰写的赞扬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说朱毛红军战果累累，战功卓著。1930年1月，瞿秋白撰文发表在《共产国际》月刊杂志上，该文提出两大口号，一是欢呼“中国的苏维埃万岁”，一是“毛泽东红军万岁”。
1930年7月，瞿秋白与周恩来受共产国际的重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主持召开我党的六届三中全会。虽然毛泽东本人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但他在瞿秋白、周恩来等的关怀下，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瞿秋白又遭到王明路线的打击和排挤，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在秘密交通员的护送下，抵达瑞金。此前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议瞿秋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已获得大会通过。随后，毛泽东又以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任命瞿秋白为中央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主持苏区的教育工作。这年4月，毛泽东又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任命他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的职务。
这一段时期是瞿秋白和毛泽东接触交往最多的时期。冯雪峰回忆：“那时，毛主席对瞿秋白很有感情。有一次，他们彼此谈了一个通宵，话很投机，两个都是王明路线的排挤对象，有许多共同语言。” 瞿秋白当时的秘书在回忆中也提到，两人是当时“最接近的战友”，他们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上经常观点一致，关键是，此时又同遭排挤，所以，彼此间形成了一种亲密友谊。同是遭受挫折的诗人和英雄，彼此间的惺惺相惜，互相宽慰，总有一种心心相印的亲密、和睦的氛围。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红军被迫撤离苏区。据吴亮平回忆，在一次讨论转移的会上，瞿秋白当面向毛泽东要求参加长征。毛当场不好说什么，后来在中央局会议上提出，但“不顶事”。毛此时自身也几乎难保，若不是朱德等人的坚持，对他的安排恐怕与瞿秋白无异。另据张闻天1943年在延安整风时的笔记记载：“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苏区后，瞿秋白就这样被决定留下来坚持斗争。不久，中央分局决定进行分路突围。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敌人得知他的身份后，采取各种手段利诱劝降，都被他凛然拒绝。6月18日，他坦然走向刑场，沿途唱着《国际歌》《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达位于长汀县城西门外罗汉岭的刑场后，盘膝坐在草坪上，回头对刽子手说：“此地甚好！”随即含笑饮弹，慷慨就义，时年36岁。
1950年，毛泽东为出版《瞿秋白文集》亲笔写了一篇短文：“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撰稿熊吉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