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写作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写小说确实更需要艺术感悟和大量的知识储备，更需要不断更新观念和改变创作手法。在小说的构思上，宋先生主要依靠感悟和阅读进行创作，他认为“感觉、见识更接近文学创作的本质，学养只是起帮助作用，但不是决定因素”。“我认为首先是观念、其次是语言、最后是手法。我自己的语言功力基本上没问题，文学性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其实，任何模仿、嫁接、脱离情感和心灵的小说文本，都只能使叙事成为庸俗经验的文学表达，是没有根底的形式变换，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探索和创新，也注定会因自己观念、思想和语言的局限性而影响到自己风格的形成，甚至会弱化自己的创造力。形式固然是为内容服务的，但叙事却未必成为故事的附庸。尽管他坚持认为“情感、心灵和现代、后现代技巧两者有机结合很重要，如果两者发生冲突，我会淡化技巧”，但他更会像所有作者一样，在经过初期的写作实践后，注定要不约而同地探询写作的内在奥秘，而尝试新的技术手段几乎是作家们共同的宿命，而且文学的艺术性、创造力更多体现在语言的独特性上。同时，只有广泛占据生活素材，具备深刻思想和独特感悟，掌握符合艺术规律的内在手法，形成自己个性化的语言模式，才能写出更异于别人和最大限度超越自我的文学作品来。
先构思后动笔并以激情写作为主、理性写作为辅的宋先生，在看重心理描写和注重语言效果的同时，依然对写作技巧丝毫不敢小觑，说到底，他创作中的最大障碍还是技法上难有新的更大突破，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从不在浅层次的为技巧而技巧而伤神费力。这在《城市的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叙述低沉、孤傲，透着生活的悲凉，他那一波三折的递进、跌宕起伏的心理描写，形象准确地描述了人们面临诱惑的浮躁、拼搏竞争的无奈等复杂心态。他对事物本质的挖掘和执着于艺术的个性化，既不因传统而落后于时代，又因他文本承载的鲜活内容使他小说的现代感有了明确、具体的指代，这种真实的存在和存在中的真实使故事在情节的推演中漫溢出人文的情韵风致来。
其实，城市未经沉淀的现实题材，对于一个骨子里充满农民情结的农民儿子来说并不很好驾驭，现实铺张在他头脑中更多的是农耕文明的断裂和希冀回归，潜意识里蕴涵的是传统文明和都市文化的冲突，它时刻无所不在地影响和左右着宋先生的思维。所以，改弦易辙、标新立异谈何容易。
文学说到底是人学，是对关于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心向往的一种呈现，只有表现出人们最常态下精神的内在性，才能直抵存在的内核。如果没有自觉的批判意识去审视并着力表现这个世界，作品就很难掘进到文化和人性的层面而失之于肤浅和表面化。
基于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宋先生才能够在作品中艺术地表现存在，他说：“对于文学来说，人性和审美欲望应该是永恒的诉求，其他都是附庸。”作品的个性化只有与人性巧妙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文学的深刻本质，表现出主体的“存在”意识。如果说从作文到文学创作体现的是写作者在写作层面上质的飞跃，那么把故事写成存在和存在的文学表现形式，则是一个作家心灵在智慧上的升华。这不仅是作家在写作层面更是在思想境界上的超越，甚至是超验的感受。因为描述平凡而又持久的存在本身，远比停留在典型环境下典型人物的遭遇所揭示的东西要丰富、深刻、厚重许多，当然，这需要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城市的狗》所表现出的主体的强烈干预性为夹叙夹议提供一种便利条件，它把人与钱、物与欲、人性与狗性的置换，以及追求理想与现实实际力量对比的天平悄然无声地推向了理应“存在”的一方，这就把难于把握的“存在”本身从抽象返原到小人物的具象生活中，使解构呈现出理性主义最具普遍意义的真实存在，于是“存在”的本质便也显露无遗。
正视存在，首要的是探寻人的精神存在。宋先生小说所表现的那种精神失落、人格沦陷、生存渺茫、孤独无奈都显示和验证了他所理解的极富个人色彩的“存在”意义。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说：“人就是精神，而人之为人的处境，就是一种精神的处境。”尤其在人类精神成果如此丰富的今天更应如此。应该说宋先生的小说代表了精神抚慰的一种理念，本质上是精神皈依的一种认同。尽管深受东方文化影响的我们并不习惯直面上帝，但现实和良心同样拷问着我们的灵魂，精神家园依然是我们赖以存在的勇气、尊严和最后归宿。
对于当下难以出现文学大师的现象，宋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因为进入经济社会之后，人们更看重物质，精神幸福放到了第二位，这使得文学的处境变得艰难，文学由大家的都来关注变成边缘化的东西。另外，如果作家要写出好的东西，应该像虔诚的宗教徒一样，全身心去追求它。当下语境下，有些外在的名利诱惑太大，大家都是物质第一，对文学不再痴迷，真正冷静思考文学、社会、人生的人太少，文学只是一种消遣、一种寄托，这造成原创动力不足。”同时他还说：“引领文学潮流的东西未必能够成为经典，这些作品一般以技巧见长，其思想内涵未必最好。只有那些最大限度地涵盖了当下社会的整体风貌，并且被尽可能多的受众所接受，才有可能经得起时间的淘洗，最终成为经典的东西。”基于这些认识，他才能够在创作实践中扬长避短，力图使自己的作品向着经典方向打造。
为此，他试图从形式探索与伦理深度结合上打开缺口，使自己的语言、思想、情感融会出更强烈的时代感、独特性，这是他现实主义批判意识的重要表征和个人风格最为鲜明的个性体现。他在《城市的狗》中的一些篇什对题材的多样性选择和谋篇布局便自觉应用多视角、多角度的切入方法，来反映小人物的命运被搅进官场中的难以自持和不可名状的烦恼。他的故事铺垫恰到好处，情感宣泄和情节推进贴切自如，先抑后扬的张弛既不滥情又不造作，很有分寸感，使官场之争有了生活的底蕴和情感的力量，人物情节的丰富血肉也因此找到了“存在”的基石。他文笔流畅、疏密相间、行顿有致，善于从一个看似不相干的事情切入另一个人事纠纷中，然后推向高潮后再突然跳出，引导读者的惯性思维逆转。这种始料不及和意料之外既没有断裂后的牵强附会，又没有大起大落的难以衔接，平滑顺溜而一派自然，使表面分属两个或多个范畴的矛盾，在冲突的演变中有机内在地贯通事理和文本，更利于深刻地表现人物在生存现实中的身不由己，使文本的可信度和可读性顺应了客观发展的需要。
宋先生不断超越自我的努力方向是在观念、语言、手法上综合地下功夫。他自认为写作最顺畅的时候是一旦进入人物、情节时，作品中的人物会帮助开启他的灵感，他设置和书写人物、情节，反过来人物的命运走向又牵系着他，在互动中与人物同悲共欢。所以，他对语言切入人物的关节点更为看重也把握得很准。尤其对题材的思想性、社会性绝不掉以轻心。不仅如此，他偶尔为之的文学评论也是以关注社会性作为切入点，他不是那种学院式的引经据典和理性分析的概而化之，也没有那种海阔天空、云天雾地式的使用超前理论，而是以一个作家实实在在的创作实践为视角，通过深入浅出的感性认知和理论归纳，对青年作家们的创作视诊把脉，以使大家扬长避短、互相借鉴、共同提高。他参与编写的文学评论集《走进南阳作家群》一书，就集中地体现出这种平实、朴素、言之有物的评论风格。
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尝试一些更为宽泛的话语形式向社会发言，如他所编著的文学论著《情爱物语》也与这种风格一脉相承，只不过是将情爱更宽泛化地延伸到社会、政治、人生、宗教等诸多领域去作理性解读，它对于南阳文学作者视野的开拓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宋先生评论、小说、散文、文论都搞，迄今创作的不少文学作品分别在《鸭绿江》《奔流》《热风》《佛山文艺》《作家摇篮》《北京青年报》等杂志上登载，并多次获得各级各类奖，而且还因编辑工作突出，曾被南阳市政府授予“优秀园丁奖”。目前，他正在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全面的梳理，以图有更大进步。尽管他说“‘文革’后期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以及新时期以来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贾平凹的《废都》都对自己影响比较大。当然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作品对自己也有影响，但是这些影响都不能抵消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虽如此，但奉现实主义为圭臬的他却也在无意间接受了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影响，他那种“作家的创作是通过阅读得以完成，如果拒绝阅读，创作意味着只进行了一半”的理念，其实就是“使读者参与到创作中去”的现代派的观点。所以，当写出了《疯狂记忆》《城市的狗》后，他表示以后写作要以长篇为主，努力开拓社会领域，加深对人性的挖掘，争取在整体上达到更高层次。他最近创作的长篇小说《蓝色寓言》就代表了这种新的尝试，而且在《蓝色寓言》中，他大量靠意识流形成叙事的主干，希望这种改变，能够成为他今后创作的有益借鉴。
现在依然还主要写小说的他，明确表示以后“如果有精力写一点文化随笔，向文化随笔类方面转变，不再愤世嫉俗”。相信他还会有新的更大的艺术创造空间，在不远的将来他的作品一定会有一个更大飞跃，世界将会越来越艺术地呈现在他为我们勾勒的图景中，显现出他作品更加复杂的面孔和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