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峻草原的思念
离开天峻县之前，烈士墓要移交县民政局，按照惯例，移交前需要把烈士档案做一整理。组织股的工作细分起来也有一二十项，平时忙一些，紧一些，加个班，熬个夜；工作干不好挨个小批评，查处违纪案件遭受被处分人一些埋怨甚至仇视，觉得都很正常，唯有办理有关烈士们的后事会让人思绪难平，内心难受。
组织股的公用物资相对比较多，移防前收拾捆绑物资专门找了3营15连的几个战士到股里帮忙，而清理烈士档案的工作，必须我们自己干。烈士的档案是生命记录，是血泪史料，无比珍贵，极其重要，祥君我们两个用半天时间全部做了个整理登记。在组织股工作四年多，没有哪一项工作让我心情那样地复杂，没有哪一件事情让我那样地刻骨铭心。那个上午是我离开高原前最悲郁的时光。
47团自1974年6月进驻青藏线后，先后有四十七位同志（其中干部七人，战士四十人）因公牺牲，或意外伤亡，或患急病医治无效死亡。安葬在天峻县烈士陵园的共三十八人（撤编以后，1984年2月23日又增加我本县的老乡叶建庄，共三十九人），有三位同志（查世雄、李全兴、汪长其）在师医院死亡，葬于乌兰县烈士陵园；有一位同志王基轩去青海民和县拉菜途中遭遇车祸身亡，就地安葬；有三位干部（何木新、李玉麒、杨忠明）出差和探亲休假途中患急病，在本籍不治身亡，分别在本地安葬。另有两位干部（团政治处副主任徐玉水、装备股工程师刘秉仁）因病在四川乐山休养治疗，其间去世，葬于乐山市。
关角隧道是青藏线一期的控制性工程，由于地质情况复杂，施工难度大，第二次复工后调集了十六个连队（其中两个民工连）两千二百余名官兵大会战。人员密集，施工方法简单，基于“抓革命、促生产”的紧迫形势，战士们冒着严重缺氧和高度污染的环境威胁，挑战生存极限，把“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安抚慰藉当做战斗动员的誓师号令，在生命禁区中冲锋陷阵，拼命坚持。1975年4月5日隧道出口大塌方，一百二十七名指战员有幸逃出死神的魔掌。在此后的三年中，先后有二十六位同志被夺去了鲜活的生命。咽喉工程成了吃人的生命工程。
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宝贵、宝贵，无以可比的宝贵，二十六位热血青年的生命，却被死神无情地夺去，造成万劫不复的悲憾。
在隧道施工中，由于石质松软，岩石易碎，塌方死亡相对较多，但也有不少因机械操作不当造成的事故，还有一些很意外的情况酿成惨剧。
2营8连战士贺二斤断面爆破后清运碎石，竟有哑炮爆炸造成腹部内伤不治而亡；9连战士姜广波乘电瓶车上班途中不慎从车上摔下来，轧伤后抢救无效死亡；7连战士彭信柏在二号斜井用斗车拉水时，因身体冻僵活动不便，摔倒后竟被斗车左轮压伤头部，以致死亡。
死亡、死亡，千奇百怪的死亡，不少缘于环境条件，不少出于人的无惮无知，却也有些匪夷所思的扼腕痛叹！
2营8连战士孙应学，十九岁，上班还不到一个月，1975年4月21日上午，他休大夜班，连队在隧道进口施工放炮，一块石头飞了三百多米，落在他班的帐篷上，穿透军用帐篷把他在睡梦中砸死。
1976年11月21日，2营10连小作坊的自制火炉因炉温过高引发火灾，炊事班战士陈昌华、尚金福、陈喜贵三个年轻人瞌睡大，睡得深，竟不可思议地被烧伤致死，时任团长国波看到惨状后痛哭失声，要求严肃追究领导责任。责任肯定要追究，连长、指导员每个人都给了一个不小的处分。多大的处分还能换回三个宝贵的生命？
热血青年立志报效国家，建功立业，应征到部队学本领、作贡献，却有七名生龙活虎、青春年少的战士到部队后第一套军装还没有洗过几水，部队的生活还没怎么熟悉就命染关山，与世长辞。他们是：王尕乃，二十二岁；查士雄，十九岁；张巨平，十九岁；陈永新，十九岁；孟光明，十九岁；刘忠强，十九岁；孙应学，十九岁。“誓死打通关角山”成了他们的“谶语”，铸成了这些青春男儿的终身遗憾。
副团长王连清，1948年入伍的山东老兵，对工作认真，对战士和蔼，1975年5月13日他到关角隧道进口检查工作，在6连门口碰到曾在一次表先会上认识的1973年陕西临潼兵刘改过，扛着工具上班去的刘改过跑到他跟前敬了个军礼，问一声好就跟着队伍上工地了。当王副团长从隧道工地上下来时，听说刘改过在隧道口撬危石时被砸死了。他听后不相信会是真的，即刻让随行人员带他跑到营卫生所，看到躺在担架上的刘改过，头上的血刚被洗掉，身体还是热的，但心脏已停止跳动。他拉着刘改过的手悲伤地说：“刚才还在给我敬礼，还是活蹦乱跳的，现在就死了？我们是怎么做工作的？！”老团长泣不成声，干部战士无不以泪洗面。
那天王副团长护送刘改过的尸体直到团卫生队的太平间，他含着泪为刘改过又细细地洗一遍脸，换上新军装。临走前王副团长给组织股和卫生队负责同志提出要求：战士牺牲送到卫生队后要通知我，我要为每个牺牲的战士洗脸、穿衣、送行……
王连清副团长在47团的领导班子中年龄最大，资格最老，也是从不食言的一位好首长。在参加施工牺牲的二十六人中（其中一位葬于乌兰），他为十三个牺牲的战士洗最后一次脸，穿最后一次衣服，亲手为死去的战士装殓、抬棺、送葬、培土。他曾深情地对身边人员说：“我们干这些活仅仅是一时的伤心、悲哀，而烈士的父母将会伤心一辈子，我们做得再好仍然是愧对他们的。”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这是比钢铁还硬的道理，也是人人共知共识的。然而，一旦生命不在，一旦生命成为一张纸、一行泪、一个花圈、一座坟茔时，这种宝贵即变成一种悲哀、一种伤痛、一种遗憾！
根据财政部、民政部1979年1月8日颁布，经国务院批准的《革命军人牺牲病故优抚办法》规定：从1979年1月1日起，提高革命军人牺牲病故的抚恤金标准：军队师职或十三级以上高级干部牺牲，一次发放抚恤金七百元，病故者六百元；团职或十四级至十七级干部牺牲，一次发放抚恤金六百五十元，病故者五百五十元；营和连排职每个级别少五十元，牺牲比病故多一百元；班长、战士牺牲，一次发放抚恤金五百元，病故四百元。民兵民工少于军人三十元，也就是说军人与民兵民工有三十元的区别。
生命是宝贵的，宝贵得无以价论。而一个战士的宝贵生命失去以后所得的补偿就是五百元钱。五百元钱在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市场上可以买一千五百斤小麦，可以买两千二百斤玉米，在河南农村可以盖两间面积不大的土坯瓦房。当时我们的征兵政策规定——独生子女不当兵。有关部门想到了一个儿子当兵如果“光荣”了，儿子的父母靠那一千五百斤小麦去养老可能要“一日三餐饭，早晚两顿风”。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年代，国家制定的政策还真考虑到了中华民族“多子多孙能养老”的传统习惯。
组织股的同志基本上都参与过牺牲战士的后事处理。不少战士牺牲以后，其父母看中的并不是那五百元钱，而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为国捐躯、光荣牺牲的那种荣誉，要享受“革命烈属”的尊荣，要一个“革命烈属”那种受人尊重的名誉和地位。然而，这些可爱的心情被一些人、被一些权力部门无情地拒绝、肆意排斥。1980年4月颁布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现役军人在施工中牺牲一般不再批准为烈士。估计起草这个条例的秀才和批准这个条例的官僚没有经历过伤夫丧子的哀痛，没有亲历过儿女为国捐躯的伤悲，绝对不是铁道兵出身或对铁道兵无所了解。和平时期军人的牺牲更伤心，而且牺牲最多的是铁道兵，只有铁道兵才更多地经历过战友牺牲的那种肝肠寸断，见证过战友牺牲后其家庭的悲伤与惨痛。
新条例公布以后，感到最难办的就是我们这些直接负责牺牲战士家属抚恤工作的组织干部。不过，这种“难办”在当年参加天津引滦入津工程的铁道兵8师除外。天津引滦入津工程开工以后，引水隧洞施工中时常发生事故，不断出现人员伤亡。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同志出于对人民战士的尊敬与热爱，向参加施工的官兵宣布：凡是在引滦入津工程施工中牺牲的官兵，国家不承认烈士，天津市人民承认，一切应有的待遇天津市政府补足发齐。遗憾的是李瑞环不是民政部长，青海也没有李瑞环。让我们牺牲战士的家属多流不少伤心的泪，让我们身临其境的人增加了更多的伤感。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与生命一样宝贵的还有精神。据有关资料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最多的陵园是党和国家为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解放军官兵修建的革命烈士陵园，排在其后的就是铁道兵为自己的烈士修建的陵园。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战争打到哪里，我们就把铁路修到哪里。和平时期是铁路修到哪里，我们把烈士陵园建到哪里。秦巴山区、云贵高原、八闽峻岭、雪域戈壁，在最险恶、最艰巨、最荒凉的穷山恶水、崇山野岭之间，铁道兵烈士陵园成了铁路沿线雄伟壮丽的“风景线”、新中国铁路建设的里程碑。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铁道兵卷〉》统计（应该是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组建铁道兵纵队到1983年铁道兵撤编的三十五年间，有八千一百四十三名铁道兵指战员为国捐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平均每年二百三十七人。其中朝鲜战场牺牲一千一百三十六人，援越抗美牺牲三百九十二人，国内铁路建设牺牲六千六百一十五人，铁道兵改工后又补报一百四十一人，共计八千三百一十四人。另有五万九千多名干部战士受伤致残造成终身痛苦。
铁道兵在三十五年的艰苦奋斗中，为祖国抢修铁路一千六百多公里，新修铁路一万两千多公里，约占全国新建铁路的三分之一。铁路大动脉为祖国带来了繁荣，铁路交通为沿线地区发展注入了活力，推动了文明和富强。铁道兵精神鼓舞激励着亿万人民。从江南漠北到东海之滨，从兴安岭到海南岛，长城内外，大河上下，无论站到哪道山、哪条河呼唤铁道兵的名字，都能激起强烈的反响。铁道兵的历史功绩已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铁道兵的不朽精神已镌刻进人们的记忆，烈士的英灵已化作春风细雨滋润华夏大地。近几年来，不少有铁道兵烈士陵园的当地政府把陵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纷纷用铁道兵精神教育人、鼓舞人。四川乐山市金口河区政府还在成昆铁路经过的大渡河大峡谷的金口坝隧道（六千一百零七米，是当时全国最长的铁路隧道）出口处兴建了铁道兵博物馆。烈士在天之灵有知，当会欣喜宽慰、含笑九泉。
2.再见啦，天峻
1983年6月30日，师司令部下达调令：47团机关率直属分队自青海移防陕西省白水县北井头村，组织指挥1、2营参与罕东运煤专线施工，团属第3营继续留青藏线担负新增工程项目收尾施工。
根据师司令部要求，团党委研究决定即日起全体投入移防准备，争取一个月内到达新的驻防地点。
6月中旬，我从河南出差返回部队，到机关后唐道华股长已抽调几个战士把股里的公共物资捆绑就绪。团党委决定我们组织股由唐股长带领郭祥君留守青海（当时唐股长拟批准转业、杨青龙正在休假），由我负责把全股应带的物资随军列运至白水新区。
铁道兵部队常年流动形成了一顶帐篷四海为家，一双铁脚走遍天涯的生活特点。公共物资随用随购，必需物品可以有选择地保留。低值易耗品、用处不大的就地销毁，“文革”中的一些手抄、油印资料，包括邓小平同志给毛泽东主席的检讨材料等焚烧了一大堆。现在看不该销毁的是那两大桶毛主席纪念章，当时认为是时过境迁的无用之物，后来却成了价值不菲的“文物”，想来也挺可惜的。最后一天是收拾私人物品，其实大家都没有多少行李家当可收拾，属于我个人的东西就是两箱子书籍资料和身上的衣服、床上的被褥。那天是个星期天，吃过早饭，后勤财务股的李随志、修理连的张金殿和机关小车班的李顺卿三位老乡帮我捆行李，几个人一起动手，三下五去二很快就收拾完了。结束后闲着无事，不知谁提议，快走了，到布哈河逮一次鱼吧！
6月正是布哈河的湟鱼产仔的季节，也是逮鱼的最好时机。到青海几年，还没有去过布哈河，当即都表示赞同。由李顺卿开车，我们几个很快到了河边。
布哈河是汇入青海湖的各支流中水量最大、流程最长的一条河，全长三百多公里，流域面积达一万六千多平方公里。发源于祁连山支脉疏勒南山曼滩日更峰北麓，蜿蜒曲折，盘山绕岭，汇集了雪山清泉、草地细流，每年向青海湖补给水源四十亿立方米。可以说，布哈河是青海湖的母亲河，是它孕育了碧波万顷的“高原明珠”青海湖。“布哈”蒙古语为野牛，据分析有两层意思，一是布哈河两岸水丰草密，曾是野牛出没的地方；二是布哈河发源地海拔四千三百五十米，出境海拔三千二百六十米，一千多米的落差，夏秋季节水流暴涨后汹涌咆哮，声如野牛。县城距布哈河直线距离约两公里，夏季的晚上，在团机关院里可以听到布哈河水流哗哗啦啦的美妙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