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尔木，蒙古语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其实，在格尔木看不到多少河流。格尔木河是格尔木的母亲河，它带着昆仑山雪水的甘洌与碧透，像玉带一样把不大的城市点缀得生机盎然。其他河流作为三江源的家族都在戈壁、山川间回旋，有的流入柴达木盆地，有的冲出高山的阻拦，或流入九曲黄河，或汇入万里长江。格尔木海拔两千八百米，比西藏拉萨的海拔高度低了一华里。格尔木的城市不大，它统辖的地域却有十二点四万平方公里，是河南全省面积的四分之三，是全国乃至世界上行政区辖面积最大的市。1952年成立共产党的机构时仅有八百多人，70年代的人口约三万人左右，大街上几乎见不到居民，而挤满眼球的全都是穿草绿军装的军人。民间把青海几个地方的特点概括为四句话：黑马河的蚊子，冷湖的风，大柴旦的娃娃，格尔木的兵。格尔木是个县级市，却驻有四个军级单位，十二个师级单位，三十八个团级单位，预计军队总人数二十万左右，仅市区就有六万军人。顺着柴达木路向南北看，可能看不见一个当地居民，顺着泰山路前后看，人更少，如果看见一辆汽车，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还是军车。走进格尔木就走进了中国首都以外的最大兵城。
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准确的叫法为“铁道兵第一指挥部”）由于刚从四川成都搬到青藏线，一切都是新建筑。我们到达的前一天晚上，夜里刮大风将新建礼堂的钢筋水泥浇筑的房顶掀翻，碎混凝土块、砖块、灰渣等废杂物品堆在路的一边，给崭新的大院添了些凌乱。新建的指挥部大院，占地面积不小。刚建起的红瓦平房、新铺的路面、新栽的杨树，处处是新的感觉。也可能是刚刚迁建，各方面尚在完善之中，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是一个有些官气的军营，咋也看不出是个军级机关，而且谁也没有想到仅在两年以后，这个指挥部即被撤销了。命令下达时，有些配套性设施还没有完成。
这次高原连队生活座谈会规模不大，我们师和7师、新线管理处等单位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在一个不太大的会议室里举行。会议室正中是毛主席、华主席的正面像，会议室两侧分别挂着周总理为雷锋同志的题词和叶剑英主席为铁道兵的题词。会议室中间是个长方形会议桌，靠背木椅围着桌子摆了一圈，红金丝绒桌布上面在每个椅子对应的位置上摆了一个带盖的瓷茶杯。会前，指挥部首长与到会人员都亲切地握了一下手。第一次和大首长握手，心里有点紧张，却也感到很激动、挺自豪。指挥部主管连队生活的后勤部首长主持会议时讲道：部队进入高原以来，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改善连队伙食，大力发展副业生产，取得了很多成功经验。为了给部队参加青新线（青海至新疆）和今后要上马的青藏线二期搞好后勤保障，专门召集部队直接参与连队生活管理的同志，总结经验，探讨问题，研究措施，制订适应更艰苦条件下的连队生活保障方案。希望到会的同志畅所欲言，重点是多提合理化建议……
首长就是首长，讲的话不多，把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都说到了。我在连队曾两次出差，也算“吃过大盘荆芥”（讥戏见过世面的人）的人，在这个场合，边听领导讲话心里又有些忐忑不安。会议要求每个人都要发言，发言时间控制在十分钟以内，而且让“连队来的同志先发言”。真正是连队参加会议的只有7师的一位同志和我。我想7师在前面，等他发言完了我再发言，听听人家是咋说哩，也好顺着大路走。正在打“小算盘”，听见首长发话：关角隧道来的同志是谁？先说。
我傻眼了！听清楚了，是在点着让我发言，一时心慌得有点发憷。坐在我一边的陈科长可能看我的表情有点惊惶、紧张，也可能还怕我走了神、忘了词，立即提醒我：小肖，指挥部首长要先听你们关角隧道施工连队的情况，你给首长汇报一下。
我红着脸像个羞答答的新媳妇一样站了起来。首长马上发话：坐下说，坐下说。真是大首长，不计较那么多礼节。其实我原来想好的是站起来敬个军礼，不让站起来也就没法再敬礼了。
发言稿是我自己写的，徐永发股长审查时没有大的改动，这两天又看了几遍，基本上可以会背了。我拿出稿子咽口唾沫润了一下嗓子准备开口，又听首长说：随便点！随便点！
人的奴性什么时候都有，而最容易表现的时候可能就是有居高临下的领导很客气地关照你的那个时候。明明听到首长说随便点，我却慌得犹如“丈二和尚……”
我还算老练吧！端起茶杯呷了口茶，稳定了一下情绪，避开首长既亲切慈祥又带着威严的目光，按照材料上的内容开始了汇报。背诵材料往往会语速过快、口齿不清，加上精神的紧张，头上冒汗了。也就是在我擦汗的时候，陈科长轻轻地提醒：慢些，不要慌！
一句话的提醒，我撇开稿子的规范、干巴的语言，自然地讲了起来。其间有意看了一下首长，与他坐在一起的几个领导都在向日记本上写着什么，我的信心更足了，但已是结尾处，说到“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不足，希望首长多多批评指正”时，首长真的又开腔了：“说说你们有啥困难，有啥意见、建议！”
刚刚稳定了的心情又有点收紧，不知有些问题敢不敢说。我看了一下陈科长，他只点了一下头没吱声，我想应该是支持我说，我把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师团领导交代的问题依次汇报：
一是过冬蔬菜尽量能早一点运进来，冻白菜实在难吃，而且不能入窖过冬，浪费很大；二是供应的肉罐头应该再多一些，菜罐头少一些（这是师里陈科长的意见）；三是水果供应量太少，能不能增加些量，增加些品种，没有水果，西瓜、哈密瓜也行（在这之前我只吃过一次哈密瓜，不知道发言时哪根神经起了作用，举例子又提到它。会议结束后的八九月份，连队还真的供应了两次哈密瓜）；四是高原养猪本来就困难，喂猪又没有饲料，能不能集中从内地采购一些猪饲料。最后又提出能不能统一在内地采购些蔬菜种子。还说些什么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发言中首长提问两次，一次是说到养猪困难时首长问：你们在关角山下怎么把猪养活了？我说我们到海东地区买半大猪回来养。首长当即赞扬：“好得很嘛！”
发言结束，首长带头鼓掌并说：“讲得好，讲得好！”我坐下以后，首长又问：“你当几年给养员了？”
“三年。”
“你们司务长干几年啦？”
“我们连没有司务长。”
首长扭过脸对一边的另一位首长说：部队要多从基层提拔一些有经验的战士管伙食，保留些骨干很重要。这句话很轻，我却听得很清楚。
会议结束，散场，首长先走。走出门外时，首长指了我一下，我立即走上前去，慌慌张张地举手敬礼。首长笑着握住我的手说：关角隧道我去过，那里的战士们很苦，搞好生活很重要很重要。首长连说了两个“很重要”，而且说话时看见了我那变形的大拇指，再次拉住我的手看了一下指甲凹下去的指头，对身边的几个领导说：“这都是缺乏维生素造成的，连队一定要保证有青菜吃。”我没敢随便答话，只是一个劲地点头、微笑，而心里在说：谢谢您首长，战士们很想听您这些话！
“这么棒的小伙子，把手指头弄成这个样子，找对象也会受影响呀！”首长笑着走了。我的脸涨红了，红里含着差，带着笑。
这次格尔木之行我算又见了一次大世面。虽然在大漠深处的戈壁滩上，虽然时间有限，见人见官不多，却很有感触，受益匪浅，最重要的是为我马上要进入的提干程序多了一些别人无法获得的力量源泉。
3.审计的“虚惊”
格尔木之行，另一个收获是得到了一些关于从基层提拔干部的准确信息。
部队自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实施精简整编以来，处理超编干部的工作也进入第二阶段。这期间提拔年轻干部的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尤其军校开始招生以后，去年军委已明确提出，为了加快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步伐，部队提拔的基层干部必须经过正规院校培养。也就是说，不再直接从基层连队士兵中提拔干部，但考虑到干部队伍建设的连续性，也不可能完全中断青年干部的提拔。当年全师选拔青年干部的工作，将从5月份开始。
回到连队后，我把这个比较有把握的“小道消息”向钟指导员作了报告。他满有信心地说，只要有指标，咱们连争取到一个应该没有问题。
参加指挥部的座谈会，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有了可以提干部的消息，更感到进步有了盼头。心情舒畅，精神愉悦，用满腔热忱的工作等待着好消息的到来。
有天下午，通信员通知我到连部接电话。电话是后勤处的战友李随志打来的，只两句话就把我说蒙了。李随志和我是一个公社的老乡，一起从哈尔盖学习结业后，由于他们连里有给养员，回连队后一直在炊事班干活，后勤处在全团培训过的给养员中挑选驻勤人员，他“因祸得福”，被选调到军需股。他当时是财务股的军费会计，全团发工资从他那里领钱、借钱。作为财务股的驻勤士兵，打电话下通知也是他的任务之一。他在电话里首先通知我下午6点前到团招待所报到，参加第二天的全团军需工作会议。然后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3连去年报销酒类数全师排第二名，师后勤部有个通报，明天要在大会上传达……
晴天响雷，惊得我冷战了几下，如一头雾水，茫然不知所措。接完电话我回到司务室陷入极度苦闷之中。
目前，提干问题已到关键时候，一切积极因素正在积累，正在发挥作用，突然“杀出个程咬金”，这个“意外”的杀伤性有多大我无法估量。当时觉得这件事尚未公开，下午先去报到开会，根据情况回来再给指导员、连长汇报。
钟传兴指导员、杜金亭连长对我关心、爱护有加，他俩是我的主心骨，不论遇到什么事立马想到的是怎么给两个领导汇报。这一次我选择了“等等再说”。
1977年8月15日关角隧道通车，连队搞庆祝活动，为每班发了酒。这一年全连有两位干部调进，一位干部调出，一位连领导转业，而且又承担了一次接待铁道兵文工团的任务。这些迎来送往的活动，都少不了礼节性的接待，都要喝酒。这两年连队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团里营里都很认可，上级领导来连里调研检查的也很多，加之连长指导员都是重感情、爱交友的“性情中人”，平时以酒待友的机会也不少。喝酒多是肯定的，没有想到会喝出来个全师第二。
当天下午到团招待所报到之后，我想先去见见张洪峰司务长，想把情况了解得详细些，晚上再找徐股长做个检讨。
张洪峰司务长绝对属于“自己人”这样的领导，他听了我的想法后说：“你咋能去找股长？找了还不就说明我们几个泄密啦！那样反而会把事情弄‘日塔’（陕西土语：弄坏、弄糟糕）。”最后提醒我：“也不要太紧张。”
不论从哪方面说，我都必须听张司务长的话。只是当晚躺在床上咋也无法入睡。
第二天召开的全团军需工作会议，由各营的管理员、各连司务长及后勤处各股室的同志参加，在团后勤处也算规模比较大的会议。一年一度这样的会议，后勤处领导都非常重视。戴尚勋处长、罗忠副处长等几个领导都坐在主席台上。我们连没有司务长，我是属于代理司务长的那一类，坐在会议室的后面。
参加会议的人员中，我的心情可能是最复杂的。我没想这个会议有多重要，只想着能开得范围小一点，时间短一点，领导到的少一点。可今天的会议到的人员多，处领导参加的又特别齐。我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那天的会议我记录不多，主要精力在注视主席台，在看着每个领导的言语表情、一举一动，似乎在接受审判前对法官言行的关注。
徐永发股长做年度工作报告。总结去年的工作成绩讲了好几个方面，当然还是往年的常规性内容。第一个问题是贯彻全军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落实抓纲治军方针，推动后勤工作向革命化、现代化迈进，促进全团各项任务的完成……这些内容是必须要讲的，只是没有几个人能记住。第二个内容是后勤业务工作。当讲到军费管理、粮秣供应、被装管理、生活管理、副业生产时，不知是原稿上写的，还是徐股长即席发挥的：我们团1营3连……他们的小作坊能生产十几种酱菜，塑料大棚里七八个月有青菜，猪圈里经常有几头大肥猪，干部战士说每天吃的饭比“病号饭”都好。生活管理、副业生产都创造出很好的经验。这个连没有司务长，只有一个上士主持伙食管理工作，最近代表全师参加了指挥部高原生活管理现场会（是座谈会，可能徐股长有点激动，把会议名称说混了）。这时坐在正中间的戴尚勋处长扭过脸问了一句：“这个上士叫什么名字？”
徐股长立即说：“肖根胜。”
本来心跳得有点慌，一直在担心害怕的我突然听到徐股长破例把一个连队的伙食管理工作单独响亮地讲了一番，我那沉不住气的泪水挤满了两个眼角。我深深理解徐股长的用意，感激之情让体温一下增加了很多，觉得浑身暖烘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