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宗元皇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
帝征戴渊、刘隗入卫建康。隗至，百官迎于道，隗岸帻（zé）大言，意气自若。及入见，与刁协劝帝尽诛王氏；帝不许，隗始有惧色。
后世评说司马睿，批评他重用刘隗、刁协，用事急躁，激反或逼反了王敦。中国历史总是找“小人”做替罪羊，千错万错，小人的错。能把皇上说成伟大光荣正确就厚着脸皮鼓吹，实在不行，也要来瓶“洁尔阴”把皇上洗干净，洗洗更健康——体制永远是健康的。
“七王之乱”的时候，倒霉蛋是晁错，名字里有个“错”字，他不错谁错；王敦造乱，倒霉蛋是刘隗和刁协，一个名里有鬼，一个偏偏姓刁——根据样板戏姓名学，姓刁的不仅够坏而且是阴坏。
刘隗和刁协虽然都是官宦后代，刘隗还是汉宗室，但是他们和琅邪王氏比起来，“干部子弟”身份只是一个入门资格，要做大官还得靠自己的本事，没后台的更拥护皇帝。
历朝历代，要破除官场既得利益集团和保守势力集团，皇帝必须联络和重用新晋的下层官吏甚至太监，这是皇帝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一个重要原因。既得利益集团不敢明着和皇帝掰扯，就把怨气恨气和一肚子腌臜气全部倾泻在皇帝身边的红人身上，轻者是“激进”，重者是“奸险”，一朝天子一朝臣，相互攻讦没完没了。
前面讲到刘隗好弹劾同僚，和谁都能拉下脸来，这类人光讲原则，头上长角，浑身长刺，所以得罪人太多。这种人往往下场不妙，卸磨杀驴是经常的事，被人找后账更是难免。
刘隗对王敦的威胁见机较早，所以建议司马睿“出腹心以镇方隅”，谯王司马承镇湘州就是他的主意，还有戴渊出镇合肥。司马睿也没什么可靠的人，最后连刘隗也派出去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都是侨置州郡）。
刁协是熟吏，行政能力很强，对典章制度也很熟悉，建康草创，规章制度皆出于刁协。刁协有一个政策得罪巨室最甚，《资治通鉴》只记了这么短短一句，大兴四年（321年）五月，“诏免中州良民遭难为扬州诸郡童客者，以备征役。尚书令刁协之谋也，由是众益怨之”。
所谓童客者，就是丧失自由的奴隶。北方有权有势的士族南渡，继续有权有势，北方不愿意接受民族压迫的爱国老百姓南渡，继续没有工作没有房子，连原来的自由民身份都没了，只好到巨室之家做奴隶。刁协建议把他们解放出来补充军队，我不知道奴隶们乐不乐意，反正奴隶主是坚决反对。
王敦逼近建康，元帝司马睿任刁协总督六军。但打仗不是刁协的强项，王敦又从最薄弱的石头进攻，石头的守将是周札，周札是江南第一士族周处的儿子。我们说朝廷和江南士族有斗争，黑脸都让刘隗、刁协出面唱了，同时也有合作，红黑主要是王导领衔主演。周札内心倾向王敦、王导，所以开门揖敦。
石头在建康西北，当是建康城的要塞，石头一失，建康也就没有防守意义了。
王敦的军队取得了军事上的绝对胜利，刘隗、刁协失败而归，司马睿拉着他俩的手，流涕呜咽，劝他们逃出去避祸。
结果，刁协因为年纪大，平常也不团结群众，也没人跟随，出城即为人杀害，并将首级献给了王敦，要说司马睿也还真够意思，“密捕送协首者而诛之”；刘隗跑到了石勒那里，官至太子太傅而卒。
平灭王敦后，一起和王敦作斗争并牺牲性命的戴渊、周“皆被显赠”，后人也有官做。
刁协是“出逃”性质，所以既没法平反，子女也享受不了应有待遇。后来有人上书给成帝司马衍和实际当权的外戚庾亮，这才算是落实政策，不过还是“留了尾巴”。成帝的诏书说：
“正是因为刁协做得不好，所以让王敦找到了借口，进而让元帝蒙羞。看在刁协同志生前勤勤恳恳为国工作，所以按原来职务的标准享受祭奠吧。”
刁协的子孙后来也做官，但不拘名行，也就是不爱惜名声，专心致志地做生意，有田万顷，奴婢千人。想想老刁当年一心想着朝廷一力主张解放奴隶不惜得罪巨室，后代人算是活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