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血腥的战争中走出来后，汉朝的皇帝们名义上是天下的共主，但皇帝的意志和命令实际上并不能在全国通行，一些诸侯王从开始就对皇帝极度不信任，总觉得皇帝整天在憋着坏心眼儿，想把自己嘴里的好东西抠出来。大家都知道，诸侯王们的怀疑和担心并不是无中生有。比如，实践表明，刘邦就以各种借口，消灭了韩信、彭越等异姓诸侯王，用不太要脸的方式，把以前说好的地盘，重新拿过来。然后，刘邦拉着大家共同发誓，以后只有姓刘的皇族才能封王，只有立军功的人才能封侯，谁敢不同意、不满意，且违反这个誓约，大家都可以打他（如果愿意的话）。从此以后，从道义和法理上讲，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比如，嫉妒和看不惯），揍这种人，不犯法，不缺德。那时候，大家思路很乱。在长安坐在金銮宝殿上的那个人，不管他是谁，时刻觉得诸侯王们都是捣乱分子，哪怕是自己的亲叔伯堂兄弟，哪怕是和自己共享一个爹。而在地方上的诸侯王们，也不傻，对此是门清得很。
以后，虽然被封王的刘氏子孙都有着血缘关系，有着一个祖宗，按说大家应该都消停了，从此手拉手过上其乐融融的好日子，地方上诸侯王们一起维护在中央坐龙椅的那个刘姓子孙，中央的皇帝以老大的姿态关心和爱护这些诸侯王的福祉和幸福。但正因为大家都姓“刘”，都感觉自己掌控天下也很合法，也很合理，这些刘氏的孙子对中央的态度并不是大家主观认为的那样，始终能够真心实意地拥护，死心塌地地跟随。吕后驾崩后，齐国来的诸侯王就以极大的主人翁精神，投入诛杀吕氏集团的战斗中，这当然是让已经变鬼成魔的刘邦欣慰的，但杀完吕氏宗族之后，这些立功的刘氏子孙就很自觉地表达出要在长安城长居不走的意思。而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功臣集团觉得他们实在太彪悍，撺掇他们搞窝里斗还很好使，但这种人一旦称帝，还指不定会闹出多少让大家提心吊胆的事，功臣集团当然不会答应。从这点看，刘氏诸侯王们确实是时刻准备翻身做主人的一群人，是那时和谐社会的定时炸弹，一不留神，这些人就要爆炸。
文帝即位后，如何处理与这些王爷的关系，如何让王爷们既老实又听话，真心实意地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是一个让皇帝头疼的问题。汉中央里的能人贾谊看出来了，他告诉皇帝，虽然这些诸侯王还很乖，表面上很恭顺，是因为他们都还小，没发育好，但“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到那时，想天下大治，就是皇帝变成尧舜这样的帝王，也是没啥用的。而要想真正长治久安，就是让这些有能力找事的诸侯王，变得很弱小，最后都变成有贼心没贼胆的货色，这样看，应该“众建诸侯”。
贾谊的意思很明确，如果天下是块大奶酪的话，在一定时期内，奶酪的大小不变化，那么参与分这块奶酪的人越多，每个人得到的奶酪就越少，也就意味着参加分配的人实力就越小。如果这样的话，皇帝再拿着刀分奶酪，即使有人不满意，说皇帝偏心，光想着自己拿大份，让别人拿的奶酪都不够塞牙缝的。但是，因为这些人地盘小，实力弱，一旦表达不满，皇帝给小鞋穿，根本就没能力反手一击，甚至龇牙咧嘴的表情都不敢显露，只能干瞪眼，没咒念。文帝听了觉得很在理，落实了贾谊的建议，比如，把齐国砍成六块，把淮南国劈成了三份。
不过，把火腿肠砍成数段，这一段段的火腿肠还是火腿肠，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在汉朝的封建制度下，诸侯王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和皇帝的权力是一样一样的。尽管汉朝为了防止诸侯王们“上房揭瓦”，干出太出格的事，也为他们送去了辅佐施政的国相，但这些人一般都是外乡人，身份是中央派来的特务和眼线，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这些国相是“死心眼儿”，对诸侯王们指手画脚，严格按照汉中央的指示办事，对诸侯王们的不守规矩的行为追着不放，且下手太狠，诸侯王们也会明里暗里使绊子，甚至放黑枪，把他撂倒后，还要设置现场，布置出他被好人报复，或者自己吃错药死了的假象。如果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安逸，这些国相对诸侯王们温柔，假装自己眼瞎，皇帝也不会饶他们，往死里整他们，也不是不可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些心眼儿坏、脸皮厚的诸侯王不但不觉得皇帝在杀鸡吓猴，还会在旁边抱肩、跷腿看笑话。实践表明，这种往诸侯国里掺沙子的做法，除了让大家堵心，真正起到的作用很有限，不做也罢。
汉初的政治架构实际上是半封建、半专制。皇帝当然想搞彻底的独裁、专制，但是这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始终是让他恶心的苍蝇，或者是让自己肚子疼的蛔虫，不除去，总是不好受。从方便搞专制的角度看，皇帝其实喜欢的是郡县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那些在地方上当县令和郡守的人，都是皇帝按照一定标准选拔上来的人，这些人手中的权力也是皇帝亲手给的。在制度构建上，县令和郡守受到中央的直接控制，皇帝派个检查工作的官员（那时候叫刺史）来到这些人地盘上视察，这些人也都是跪接、跪送，如见圣颜，比见亲爹还亲，比见神鬼还惧。皇帝还用虎符这种东西，遥控郡县地盘上的军队，任何图谋不轨的行为一旦被风吹到长安，皇帝拿出一根指头一戳，这些人立马就彻底完蛋。更关键的是，这些人既不是皇亲，更不是国戚，一旦有一天不好好干活，甚至动心思想搞独立王国，皇帝不答应还在其次，老百姓也会觉得你算老几，也敢消极怠工、称王称霸，俺们都没想过，还在当着低眉顺眼的良民呢，仅仅出于嫉妒、不忿，这些不老实的郡守和县令也不会有好日子过。更何况，这些县令和郡守自己出身一般都很“白丁”，正常情况下，很少想着从“走狗”变成“牵狗的”。对他们而言，能得到皇帝的宠爱，得到皇权的安抚，就是自己一辈子最幸福的事。如果最后能搏一个封妻荫子的下场，这些人感动得为皇帝去死的心都有了。
可惜，汉景帝即位后，其老师晁错是个暴脾气，而皇帝也是“一根筋”。在消除诸侯国、推行郡县制的改革大方向上，晁错唆使皇帝赤裸裸地颁布“削藩令”，使出了直奔出题的笨招，出招如此生猛，谁吃了这样的果子都不容易消化掉。诸侯王们消化不了的后果是，闹出了“七国之乱”这只硕大无朋的“幺蛾子”，差点把汉帝国掀翻在地。汉景帝的削藩计划虽然失败了，但也是有价值的，最起码为汉武帝的成功积累了失败的教训。
在武帝时期，曾经受过儒家、法家和术家等多学科训练的主父偃为皇帝提出了一个叫“推恩令”的削藩策略。大家都知道，这个策略的做法就是，打破各个诸侯国长子继承王爵的铁律，诸侯王的儿子们都可以继承诸侯国内的一片土地，但这些非长子继承的地盘只能是侯国。而侯国和王国在基因构造上是存在本质区别的，按照汉朝制度的规定，侯国要归郡守管理，也就是说，非长子继承的侯国实际上要归中央直接管理的。侯国们因为对地方没什么管辖权力，没钱没粮，没人追随，造反连想都不用想了。
当然，这个制度的核心还不在此，而在于如何为王爷们的儿子分家产和地盘。“推恩令”提出，对诸侯国如何分、分不分、分多少，诸侯国的君主自己看着办，只要诸侯国提出方案，皇帝就批。与文帝时期相比，皇帝并不直接出手分割诸侯侯国。主父偃打着儒家所主张的孝悌理论，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削藩，对此谁都不好意思公开反驳。他长期修炼术家理论，精准地把握了人心中最隐秘的自私本性，知道兄弟之间为了绿豆大点的利益都会打得鸡飞狗跳、狗血喷头，更何况是分家这种大事，继承王业的老大一定会在弟弟们的压力下，主动出手分割自己的王国，否则弟弟们不答应。如果老大死顶着不干，弟弟们马上就会去都城上访。当然，弟弟们也不傻，不会说老大不厚道，想吃独食，让中央帮着他们抢，而是说老大不爱兄弟，没有当长兄的样儿，父亲尸骨未寒，弟弟们就衣食无着、度日如年了（这是相对于老大而言，不是相对于老百姓的），这样的人不配做一个诸侯国的表率。顺便表达一下老大有不臣之心，中央自然会顺水推舟，拉下脸，下个敕令，没效果的话，中央军肯定会做出准备杀过去的姿态。实践表明，还真没有哪个不识时务的王国敢顶着“推恩令”就是不执行的。
一般而言，诸侯国的国王们有钱、有实力、有精力，娶老婆很多，生的孩子也很多，据说，中山靖王刘胜就生了100多个儿子。如果这些儿子和儿子的儿子们都被封侯的话，大家一定会被一个个地封成乡侯、亭侯，当个县侯想都不要想。依此类推，他的孙子们最后都应该变成土里刨食的老百姓。这样看，他的后代刘备（如果刘备没瞎掰、乱攀祖宗的话）从小卖草鞋求生，自力更生打天下，也就很合情合理了。因此，从实际效果上看，“推恩令”确实不错，很多小王国和侯国很快涌现出来。这些王爷和侯爷即使有想法搞串联造反，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这种联合做事的成本如此之高，每个人的收益却很小，让人想想都泄气。
削藩大政顺利实行，郡县制度真正成为汉帝国版图上主流的行政管理制度，面对那些谨守皇令的郡守、县令，汉武帝和他之后的皇帝们可以安安心心地搞起专制独裁了。搞独裁自然离不开申不害、韩非主张的以术治国的套路，可是这时候，大家即使都看出来了，觉得被皇帝忽悠，很不舒服，但也没几个人敢反抗，甚至出来说几句怪话、发几句牢骚都没胆。大家往往还会非常配合地做些皇帝喜欢看到的表演，特别是帮助皇帝运用儒家提出的那些让老百姓听起来很入耳、很在理、很贴心的说法，把术家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包裹起来，使皇帝在牧民施政过程中把权术耍得更艺术、更玄妙。
在皇帝支持、官僚配合的大好局面下，中国政治从此走上了“儒术融合、阳儒阴术”的新时代。因为在战国时期，术家也曾钻到法家壳里示人，比如，商鞅和韩非实际上遵从的以术为主、以法为辅的治国理念，但他们都叫嚣着以法治国，所以，后世也说中国从此进入了“儒法融合、阳儒阴法”的时代。“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们因此没少骂法家净干些为虎作伥、祸国殃民、贻害千年的坏事。说实在的，纯的法家主张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不会同意皇帝随着自己的兴致胡来。法家在近代被大家群殴，显得很无辜。不过，即使法家感到很憋屈，也没什么办法。术家这种东西因为是皇帝们的最爱，也一直以来把儒家当衣服穿，想想孔子、孟子这些顶级圣人都被术家把玩了两千多年，法家们其实在心理上也应该平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