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都叫我吴中杰，其实这是我的笔名，本名则是吴中极。为什么会有这两个相近的名字呢？并非因为好玩，倒是出于无奈。
吴中极这个名字是国民党有名的将领郑洞国先生为我取的。不过那时他尚未当上军长、司令，还不是将军，而是一个团长，按常规该是上校军衔吧。我父亲是他手下一名上尉连长，很得他的赏识，所以当我在他们部队驻地出生时，郑洞国先生就为我取名，也不知是我父亲请他取的，算是对自己所佩服的长官的敬重，还是郑洞国先生自动为我取名，以示对他所赏识的部下的关怀。据说，郑团长夜观星象，是夜以中极星最为明亮，所以就为我取名中极。
现在的青年人喜讲星相之学，总要把自己与天上的星座联系起来，以示来头不小，或者讲究的是天人感应吧。我不知道我这名字是否符合星相学的命理，但我一生遭的却都是华盖运，而且有一部分原因就与这星座的名字有关。
我于1953年进复旦大学读书，那正是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每次运动都要交代经历，交代社会关系，特别是反动关系。而且强调忠诚老实，要求毫无保留地向党交心。我虽然出身于国民党军官的家庭，但是本人年幼，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才十三岁，而且一直在校读书，并无反动经历可言，只是这名字似有点反动关系，虽然郑洞国是有名的起义将领，当时还担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的高职，但为求忠诚老实起见，还是将这事写入书面交代之中。何况，当时有过政策交代，凡是向党交心的材料，一律不公开，不算账。但后来一有风吹草动，交心的材料也就变成整人的材料了。郑洞国为我取名之事，就成为我一大罪状，经常被用来证明我的劣根性。弄得连我自己也觉得这个名字应该有所避忌了，所以后来发表文章时，就用了吴中杰这个名字，既相近，又不是郑洞国所取。杰（jié）和极（jí）的读音，在普通话里是有差别的，但在我老家浙江临海的方言里却是一样，都读成jí。
我曾经想要改名，但不获准许。虽然“文革”以前就不乏改名的先例，如在抗美援越时期，我系一位教师就改名为袁越，谐音援越，非常趋时；“文革”时期，有更多的人改名为向东、卫青之类，以示革命。但我只想过平凡的日子，不要明亮和杰出了，所以想改名为吴凡，虽然明知有一位木刻家名叫吴凡——他刻过一幅“吹蒲公英的女孩”，很流行，但毕竟不是什么大名人，重名也没有大关系。这不获批准的原因是说成年人不能改名，但别的改名者也并非都是小孩子，实在不能自圆其说。莫非就因为这个名字是郑洞国所取，可以留作批判之用吗？实在有点莫名其妙。
以前的批判，还只是在一个小范围之内进行，影响不大。到得“文革”时期，我因涉嫌炮打张春桥案，被编在一个发动打张的“反革命小集团”之内，大字报贴满复旦园，张春桥在上海的代理人还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要求各界人士来前观看，并在全市组织了四十万人大会来批斗，批判材料印发了几十万份，使我辈大出风头，于是这一“反动名字”在上海也就弄得无人不晓了。
但不知是专案组没有将我的档案材料看清楚，还是别有什么缘故，他们竟将我的笔名吴中杰当作是郑洞国所取的名字，来加以揭露和批判了。影响所及，我在复旦大学所有的材料和证件，诸如工作证、医疗证、花名册、工资单等等，一律都写成吴中杰，这个笔名几乎成了我的本名。只有户口簿和身份证上仍旧写的是吴中极这个名字。但除了复旦中文系的老先生、老同事和过去的老同学之外，很少有人知道我的本名叫吴中极的了。
“文革”结束之后，我倒很珍惜这个“暴得大名”的名字：吴中杰，索性想把户口簿和身份证上的名字改过来。但是派出所仍不同意，于是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了很多年。直到退休之前，才又到各个机构奔跑，要求将工作证、医疗证、花名册、工资单上面的名字改回为吴中极，以求与户口簿和身份证上的名字一致，以免将来看病、领退休金会引起麻烦。因为人事代变很快，能证明我这段往事和两个名字关系的人愈来愈少了。但写文章则仍用吴中杰这个笔名，因为这毕竟是与我同过患难的名字，我要保存它留个纪念。
但在领稿费时，却又带来一点不方便。以前到邮局领钱只需看工作证，我的工作证上写的是吴中杰这个名字，当然不成问题。后来只认身份证了，系里开个证明也就还可以。再后来证明也不管用了，我只好将稿费单退回编辑部，要求改名，大部分报刊都肯改，但也有拖着不改的，干脆不寄回来了，使我在经济上蒙受损失。一位好心的邮局职员给我出主意道：“你可到派出所要求在户口簿上加一个曾用名吴中杰，就可以了。”这办法果然有效，所以吴中杰这个笔名我也就准备用下去，直到我写不动文章为止。
——收入2007年1岳麓书社出版之《我的笔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