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家》自从改版以后，办得愈来愈好了，它不像《作家通信》那样，充塞着大会发言、工作总结之类枯燥乏味的东西，而有较为充实的内容，每期都有些可看的文章。最近收到的2004年第四期上，有一篇杨扬写的《钱门求学记》，就很有见解。
杨扬这篇文章，是写他的导师钱谷融先生的。钱先生以散淡闻名，他的散文集就叫做《散淡人生》。一般人都把散淡看作钱先生的性格情趣，杨扬则进而把它看成是“成就他事业的一个因素”。他说：“钱先生的闲心，其实是一种思想的孵养，也就是全心全意完成一件有意义的工作。”“钱先生有这份闲心，坐得住坐得定，不仅没有因为闲暇而减弱其治学思考的能力，反而使得他的文章常常别有新见。”
杨扬老弟能悟到这一点，可谓得乃师之真传矣！
闲心，对于学者文人来说的确很重要，但在中国却最不易得，因为中国的学界、文坛浮躁之气太重，不易培养出这份闲心。
浮躁之气从何而来？人们常把它归咎于市场经济，其实并不尽然。试看外国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了的地方，有许多学者文人倒是能沉下心来治学、写作，而我国把浮躁之气鼓到极致的大跃进年月，却是计划经济的全盛时代——也有人说，那时的计划经济被扭曲了，已成为命令经济或别的什么经济了，但总不是市场经济罢。可见浮躁之气与市场经济没有必然联系，而是另有原因。这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就客观方面看，与体制的某些弊端有关。目前的学术体制和文化体制，就很有些是鼓动浮躁之气的。比如，上级不断地要求所属单位上报“成果”，以此来衡量业绩，评比名次，并把得奖情况和申请到的研究基金的多少作为评估指标，而评估的结果又影响到单位的地位、个人的职级和经济收入，这样就逼得学者文人要在短时间内拿出“成果”来，而且隔三差五地要有新产品，使他们无法沉下心来做学问或搞创作。
就主观方面看，中国的学者文人，功名心太重。这大概与古代的科举制度有关。在科举时代，读书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为了做官，十年寒窗苦，目的是为了高中榜首，挤进官场。现在呢，除了直接从政以外，还有许多学官和准学官的位置，如文联、作协的主席，学校的校长、院长，还有什么一级作家、首席教授、学科带头人之类。而学官与政官的不同是，他还需要作品和著作来支撑。为了做稳学界文坛的头面人物，就必须不断地出成果，也无法沉下心来做学问和磨砺作品，成名的学者作家剽窃之多，就与此有关。
现在常常听到一些高校和学术机构有培养学术大师的计划，文坛也要求有大作家的出现，这种愿望当然很好，但大师和大作家不是急功近利的机制所能培养得出来的，它需要有自由的学风和悠闲的心态，才能自然地生长出来。当然，有此条件，也未必人人都是大师和名家，但无此条件则是出不了大师和名家的。
——发表于2005年2月3日《文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