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于道光初年完成的笔记体论文《默觚》，较为完整地展现了他在多方面的学术思想。其中《治篇》十六章，表述了他的政治、经济理念。
他申明：治国长民之术，应以儒家思想为主，“兼黄、老、申、韩之所长而去其短，斯治国之庖丁乎”！他与历代的进步学者一样，期望出现君明臣贤的政治局面，以达到国强民富的终极目的。
在封建社会里，集大权于一身的君主的言行，影响国家的治乱兴衰，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影响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因此，人们总希望君主明达事理、明辨是非、明察变故、明于决策。这既是人们的最大期望，也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人们除造反起义外的最好的选择。
如何才能出现“明君”呢？
首先，在统治术的大方向上，魏源也参与了儒家经常谈论的王霸之辩。他主张“王道不可一日熄”，同时又认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中夏之功臣”，“七雄、嬴秦者，罪在一时，功在万世”，故须王霸两手并行。
治、武治两手，乃“先王治世之大物”，魏源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王，自诸侯出则伯”，不能简单地说以礼乐治国，就叫王道，以征伐治国，就叫霸道。“王”和“霸”的分别，是看谁掌握了文治（礼乐）和武治（征伐）两手。他的这一见解颇新鲜，是有别于对“王、霸”的传统理解的。魏源强调大一统，反对分裂，故礼乐征伐须“自天子出”，“王道不可一日熄”。
如何把王霸两手交叉并行得好，在魏源看来，依然在天子。而魏源的进步处，是绝不承认王权天授说，而认为“天子者，众人所聚而成”。他说：“人所聚而势生焉。”所谓“众人所聚而成”，就是众人聚集在一起，产生出一种“势”来，天子正是凭着这股“势”去治理国家。
什么叫“势”？他说：“井田，利乎；封建，势乎；学校，名乎！”井田，这里泛指土地制度，即劳力者劳作的土地和劳心者抽取的赋役，各谋其“利”；封建，指各级封建政权，即用以统治和管理庶民的权势；学校，指各级教育机构，及可以从中获权获名的科举考试制度。他用“势、利、名”三个术语把封建制度下的政治、经济、教育等都统摄了进来，说：“治天下之具，其非势、利、名乎！”
凭借“封建”这个“势”，极少数人成为了天子，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天子又凭借“势、利、名”去治理天下。所以，在魏源看来，天子本不过“众人中之一人”，问题是，天子本人以及广大的臣民都不这样看。他希望“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这种观点，不仅隐隐约约否定了天子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而且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权观鲜明对立。魏源在19世纪的中国，还没有机会去接触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但“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命题，表明他思想中已有超越时代的成分。
从对“天子”、“天下”的这种崭新的诠释出发，魏源进一步说：“圣人以其势、利、名公天下，身忧天下之忧而无天下之乐”，“后世以其势、利、名私一身，穷天下之乐而不知忧天下之忧”。他把“公天子”和“私一身”当成君王“明”和“暗”的分野，即好君王和坏君王的分野。他认为，如果“公天下”，则“褰裳去之，而樽俎揖让兴焉”，天下大治；如果“私一身”，必“慢藏守之，而奸雄觊夺兴焉”，天下大乱。可是，“公天下”的君王，历史上有过吗？没有。
君王都是“私一身”的。两千多年的封建史证明，他这种君王“公天下”的期望，是相当理想主义的，甚至可说是幻想。然而，他的幻想却是美丽的，反映着他的蠹蠹欲动的对改革的憧憬。
魏源概括历史现象道：“历史亡天下之患有七：暴君、强藩、女主、外戚、宫寺、权奸、鄙夫也。”暴君亡国的事实，历史上屡见不鲜。但比较起来，暴君究竟是少数，多数是庸君、昏君，只有少数明君英王。魏源历数昏庸的君臣的心态说，他们“以持禄养骄为镇静，以深虑远计为狂愚，以繁文缛节为足黼太平，以科条律例为足剔奸蠹，甚至圜熟为才，模棱为德，画饼为文，养痈为武，头会箕敛为富……举物力、人力、风俗尽销铄于泯泯之中”，还自“以为泰之极也”。在一些“以宴安鸩毒为培元气，以养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的臣子的包围下，有些昏君“被其薰陶渐摩，亦潜化于痿痹不仁而莫之觉”。因此，魏源认为，英明之主必须时时吸取新鲜空气。他设譬引喻说：“受光于隙见一床，受光于牖见室央，受光于庭户见一堂，受光于天下照四方。君子受言以达聪明也亦然。或为一隅之偏听，或为一室之迩听，或为一堂之公听，或为旌本、鼓铎、朦瞽、刍荛之遍听，所受愈小则所炤愈狭，所受弥旷则所炤弥博。”君主倾听广大臣民的意见，就像接受阳光一样，倾听的面越广，接受了光的照射面也就越大。
魏源认为，不但要君明，还要臣贤。君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臣贤才，逐小人。他列举了一连串历史上的名人，来论述贤臣的作用与意义：“一介一和惠与夷，一去一奴微与箕；一生一死婴与臼，一覆一变申与伍；一荣一辱李与苏，一默一言介与狐；一亮一瑾蜀与吴，一攻一守墨与输。”各人的情况绝不相同，对国家对社会所起作用也会大小不一，故“用人者宜各因其所长”，但求他们都“以内圣外王《默觚·治篇十一》。为准鹄”。
他进一步说，贤臣的作用，“莫大于成君德，而立政次之”。“成君德”，叫“内匡”，他举例说：“成王与周公同居，故成王化而为周公，管蔡与禄父同居，故管蔡化而为禄父：此内匡之益也。”辅君立政，叫“外匡”，他举例说：“得一颇、牧，天下无难御之外侮：此外匡之益也。”他认为，明君与贤臣，相得而益彰，“人主与忠信道德之士处，若服兰芍然，久而不知其芳也；若食五谷然，久而不觉其益也”；贤臣与“公天下”的人主处，使“势、利、名纯出乎道”，便“可以治天下矣”。
但是，历史上君既明臣又贤的情况很少，因为“天下之奇士不常有，而天下之明君不世出”，故“天之降才也，千夫而一人；才之遇主也，千载而一君”。不过，总的说来，贤才总是有的，“自古及今，遗逸之贤，十倍于遇主之贤”，关键是君主要有求贤的锐利眼光。他指出，“微扬侧陋之尧，则雷泽之渔父耳；微梦良弼之高宗，则筑岩之胥靡也”，这是君臣相遇相知的典型。魏源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引出结论说：“奇才之难得，又不如明君之难得也。”故与其臣求君，不如君求臣。
什么人是魏源心目中的贤臣？他说，如果“专以才取人，必致取利口”。有些人“辨足以饰非炫听，智足以舞文树党，警敏强记，口若河悬”，如历史上的张汤、荀勖、朱异、吕惠卿一类，不能说没有才，却足以坏事败政。如果“专以德取人，必致取乡愿”，如历史上的孔光、冯道、范质等，“平时不失为贤相”，但只可佐承平而不可以临大节；还有一类人，如历史上的庞萌、林甫、杞、桧，“明主亦倾任而不疑”，但他们“以小忠小信结主知，以曲谨小廉拒物议，欺世盗誉，静言庸违”，也足以坏事败政。所以，真正的贤臣必须德才兼备，内可以匡君成德，外可以辅君立政。但，现实却不如此。清朝廷中有一批“便文畏事窭陋之臣，遇大利大害则动色相戒，却步徐视而不肯身预”。这些“嵬琐中材”，“以推诿为明哲，以因袭为老成，以奉行虚文故事为得体”。这些人“方托老成文学，光辅升平，攻之无可攻，刺之无可刺，使天下阴受其害而己不与其责焉”。魏源斥责这些人为“鄙夫”，并说：“鄙夫之害治也，犹乡愿之害德也。圣人不恶小人而恶鄙夫乡愿，岂不深哉！”这些人的病根在哪里？魏源揭露说：“鄙夫胸中，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这样的人，自然不能内匡君德、外匡君政。
君明臣贤的政治局面，是达到国强民富这一终极目的的重要条件。
关于“国强”，魏源在鸦片战争前后完成的《圣武记》。
《海国图志》及其他文章中，表达得很充分、很强烈。这，在后文中将详加阐述。
鼻息论。
魏源把整个国家视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国家观主要体现在他的鼻息论中。他说：“天下其一身与！后元首，相股肱，诤臣喉舌。然则孰为其鼻息？夫非庶人与！”这一鼻息论，是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观尖锐对立的。他认为，君主、臣相，是整个“身体”的一部分，庶民也是“身体”的一部分，而且是“身体”的重要部分，鼻息不通，整个身体立即死亡：“九窍、百骸、四肢之存亡，视乎鼻息，口可以终日闭而鼻不可一息柅。”鼻息论者，在中国历史上罕见地把庶民摆到了与君王并列的地位。这个以天下为“一身”，庶民为“鼻息”的比喻，不是魏源的发明。康熙年间，浙江钱塘人冯景写有《鼻息说》，中说：“天子，元首也；二三执政，股肱也；谏官，王之喉舌也。此见于《诗》、《书》、《传记》，天下之公言也。庶人，鼻也；其歌谣谤议，犹鼻孔之息也。此景一夫之私言，亦天下通义也。”魏源接过前人的比喻和思想资料，为自己的“重庶人”的思想立论。
不过，魏源的鼻息论并没有发展成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已有的以民为主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土壤里，还不可能产生这种思想。在魏源看来，君主仍然是“一身”的“元首”。他视庶人为鼻，是希望君主听到鼻子的“息”，即呼声。故他接着说：“古圣帝明王，惟恐庶民之不息息相通也，故其取于臣也略，而取于民也详。”至于他后来在《海国图志》中誉和平民主的瑞士为“西土桃花源”，盛赞弥利坚国之“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则是他的思想的一个新的飞跃。
魏源回顾了中国的监察制度史，认为官方的监察力量是有限的、有缺陷的。他写道：“古无谏诤之官，人人皆谏官也”；“自后世立谏官，而人之无言责者，始不得尽其言”；“天子诤臣，七人而止，诸侯诤臣，五人而止”。而且，因为“谏官不选天下英才，惟取诸科目资格”，以致这些谏官“上焉不知君国远犹为何事，下焉藉以市恩、报怨、希进，否则摭肤词琐事塞责，愈不足动人主之信”。这样的监察制度，所起作用的大小，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认为，应该继承古代的一些优良做法，通过各种途径听取庶民的呼声：“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士传言，遒人木铎以徇于路，登其歌谣，审其诅祝，察其谤议”。一句话，“瞽史、百工、庶人、刍荛皆得进言”，“不以人废言”。如果做到了这些，便会“明目达聪，元首良焉，股肱康焉”。可是，几千年来，有几个圣君明主能如此听取庶人的意见，不以人废言呢？魏源的设想，只能是主观理想主义的，是一厢情愿的。
魏源还说：“士者，庶民之首也。汉宋太学之士皆得上书，明初耆老皆得召见，往往关系国家大计，公议无不上以上引文见《默觚下·治篇十二》。达，斯私议息。”按逻辑推理，庶人还可以道路谤言，作为“庶民之首”的士人，自然更可以上书和被召见面谏。这是魏源在19世纪中叶为还没有得到一官半职的读书人争取发言权。
富民论与重商论。
国强必先民富。魏源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强调：“王者，藏富于民。”
主张“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的孟轲，也认为：“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还说：“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荀卿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裕民则民富。”“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荀子·富民》）——这是儒家主张的“仁政”、“王道”的一项基本内容。故魏源概括地说：“自古有不王道之富，无不富强之王道。”他指责那些“口心性，躬仁义，动言万物一体”的人，心则“民瘼之不求”，行则“不足苏民困”，是十足的“腐儒”。他反诘道：“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乎？”
不过，魏源的富民思想，并不是对儒家传统的简单继承，而是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
人们对于衣、食、住、行等生存和生活的基本条件的追求，魏源认为，不能看做是“好利”。他说：“求田问舍，服贾牵牛，以卿大夫为细民之行则讥之，细民不责以卿大夫之行也。”已有俸禄足可养家糊口的卿大夫，去“求田问舍，服贾牵牛”，会受到讥讽，对于“细民”，则不能这样。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故“富民”是“养民”本身的必需。
魏源又说：“帝王利民即所以利国也。”这正如《论语·颜渊》所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民与国在富足这个问题上，正是如此相辅相成的。
魏源认为，民富则国家富，不仅国家征赋有源，而且国家有重大应变时，依靠的便可以是富裕了的百姓：“公家有大征伐、大徒役，皆倚赖焉，大兵燹、大饥馑，皆仰给焉”，因为民富足可养“一方之元气”。所以，他说：“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至于下户流亡则国非其国矣。”同时，富民政策也是对剥削者与当政者的一种限制。狂征暴敛，是富民政策的最大破坏者。正如《老子》所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关于富民与赋民的关系，魏源打了一个很生动贴切的比喻：“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本根固，则枝叶茂，赋税加。故治理国家，与种柳一样，要培其本根。
为了给富民政策找根据，魏源说：“《国风》刺淫者数十篇，而刺民好利者无一焉。”又说：《周易》“曷为不言其当行与不当行，而屑屑然惟利与不利是诏？”故魏源主张“于百姓则开之于利”，“以美利利天下之庶人”，让百姓都富起来。
但是，与“于百姓则开之于利”的同时，魏源认为，对于士大夫则应“开之于名而塞之于利”，区别对待。士大夫当了官，已经有一定的“利”在，如果孜孜求利，必会以权谋利，害国也害己。故对他们应强调重名节，堵塞可能谋私利的漏洞。这是魏源富民政策中的一个闪光点。
其次，魏源把富民的“民”字作了扩大的解释。他把富户分为两类：“本富”，即“有田而富者”，指地主；“末富”，即“无田富民”，指商人和手工业业主。他反对“重本抑末”这种向有的偏见，认为“处农就田野，处商就市井，处工就官府，处士就燕闲”，各有各的社会作用。无疑，这种社会生产观是全面的。
但是，他的“有田之富民可悯，更甚于无田”的结论，却相当片面。他说：“有田而富者，岁输租税，供徭役，事事受制于官，一遇饥荒，束手待尽。”这当然符合部分事实，但不包括那些田连阡陌的大地主，更不包括那些与官府勾结或本是官吏的大地主。魏源说：“无田富民，逐什一之利，转贩四方，无赋敛徭役，无官吏挟制，即有与民争利之桑、孔，能分其利而不能破其家也。”这就不对了。商人同样有“赋敛徭役”，同样有“官吏挟制”，他们有他们的难处。
当然，就魏源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强调发展商业，确是相当可贵的，他看到了商业在“转贩四方”、促进物资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魏源还使用“食、货”这两个传统的术语，指出：“食源莫如屯垦，货源莫如采金与更币。”扩大食源，便要屯垦，扩大耕田，增加产量；货，指的是货币，要增加货币，魏源认为，办法是开采金矿和改革币制两项。至于“食”与“货”孰轻孰重？他说：“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两者相比，魏源更重视“采金与更币”这些“开源之利”。虽然他说得很具体，实际上透过这一主张，可看出魏源提倡“缓本急标”的方针，且重视货币的作用。商人和手工业者，是货币的主要执有者和流通者，所以，从这里也折射出魏源对商业和手工业的重视。他在江苏、安徽协助两江总督陶澍改纲盐为票盐、改漕运为海运，都是充分重视和利用商业资本而取得成功的。他的改革实践经验，也许正是促使他重视发展商业和手工业（包括沙船运输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后来，他在《海国图志》中盛赞英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是有他的思想根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