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三十二年艰难 赐同进士出身

道光二十五年（1845），魏源终于考上了进士。

这年，他已五十二岁。功名何姗姗来迟？可据魏氏族谱和他家乡的方志说，他曾是“神童”。嘉庆七年（1802），九岁的魏源第一次到县里参加童试，知县指着茶杯中画着的太极图，出上联说：“杯中含太极。”魏源此时正揣着两个做中餐的荞麦饼，立即对下联道：“怀中孕乾坤。”考官大惊。——这些，是他的后人传出来的，可信，也不一定可信，无非说明他“少年聪颖”。

他十五岁时，即嘉庆十三年（1808），农历二月，第二次参加县里的童试。知县王承启将他与同县人石昌化“拔置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附录。前茅，赞为双璧”。

同年四月，魏源参加宝庆府的府试，与同县人石昌化、何上咸同进入前五名，因而被时人称为“邵阳三神童”，得到湖南学政李宗瀚的赏识。

嘉庆十八年（1813），刚满二十岁的魏源，正好碰上十二年一次的拔贡考试，全湖南取八十九人，他是其中一个，算是顺利的。

可是，往后的道路便很艰难了。

在封建社会里，一个读书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以及随着社会地位的高低而变化着的金银拥有的多与少，取决于他在科举考试中的成败。《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从二十多岁开始应考，考了二十多次，到五十四岁才勉强中了个秀才，又经过多次乡试，到六十岁才中了举人。他如此执着，便是因为科举考试紧密联系着功名富贵。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载有闲斋老人写的《序》，序中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这话不仅是对《儒林外史》的最准确的评析，也是对“儒林”中人物心理的最准确的概括。

青年魏源自然也免不了要走这条“儒林”老路。他于贫中力学，就是因为“饥寒还与名利牵”，总希望于秋闱后“还家慰母慈”。

可是，他在科举考试中的遭遇，虽然比范进好得多，没李伯荣《魏源师友记》“宋大荣”条云：“县试得默深及石昌化文，欣赏之，拔置前茅，赞为双璧。”按：同条称，宋大荣“嘉庆十四年三月任邵阳县知县”，而魏源参加童试在嘉庆十三年，故李伯荣所记有误。而王承启“于嘉庆十年来知县事，连任五年”。

有范进那样典型，但是，他的入仕之途以及入仕后的道路，却跟范进一样，很不平坦。

嘉庆十九年（1814），他上北京求学，便是要去捞取功名富贵。可是，嘉庆二十一年（1816），丙子，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参加奉天乡试。

到嘉庆二十四年（1819），己卯，参加顺天乡试，却只中了个副贡生，没有被正式取录。

道光元年（1821），新登基的皇帝旻宁举行恩科考试，魏源又只中了个副贡生。第二年春天，他的朋友、湖南道州人何绍基写诗为他叹惜道：

蕙抱兰怀只自怜，美人遥在碧云边。

东风不救红颜老，恐误青春又一年。

魏源虽有蕙兰般的怀抱，但是，科举考试却使他只能遥看碧云天的“美人”，可望而不可即。科举考试阻碍着他的入仕之途，又耽搁了他的一年青春。

道光二年（1822），壬午，又是三年一次的乡试之期。

魏源这回中了奉天乡试第二名，当上了举人，可已是二十九岁了。据记载，道光帝看了他的试卷，手批“嘉赏”二字，因此他一时“名籍甚”。他的朋友们自然为他高兴。他第一次上北京的同行者邓显鹤在《寄赠唐镜海太守鉴兼简陶元汀方伯、魏默深孝廉》的诗中歌颂道：“魏子举京兆，褒然《柬魏默深》。《清史稿·文苑传》及《清史列传·儒林传下》。作南元。”在这首寄给湖南前辈唐鉴和陶澍的诗中，邓显鹤特别提到魏源中举，用意是友好而深长的。消息传到魏源的父亲那里，父亲更加高兴，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他的同事、湖北松滋人谢元淮。谢元淮兴起，作一诗相赠。

举世轻小吏，科名重出身。

多君有令子，使我忘风尘。

楚泽储材大，京华旅食频。

淮留青眼待，望此眼中人。

诗写得不怎么样，却道出了“举世轻小吏，科名重出身”的世俗。他希望自己的“眼中人”魏源会成为从科举考试中涌现的“大材”。这，后来的事实表明，只能使他失望了。

经过多次乡试，虽然魏源获得了一个举人头衔，但距走完科举考试的全部路途并得到一官半职还很远，而且他此时对“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的制度，已开始产生怀疑。他在道光初年写的论文《默觚》中，已明确指出，这种制度使养人与用人严重脱节：“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而遍责以六宦之职，或一岁而遍历四方民夷之风俗。”概括地说，就是“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他用“无益”且“无用”四字彻底否定了科举考试。魏源第一次参加奉天乡试的考题为：

“君君臣臣”二句，“君子素其”二句，“是故试者”一节；赋得“心清闻妙香”，得“心”字。第二次的考题为：“上长长而民兴弟”，“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夫仁人之安宅也”；赋得“谦受益”，得“谦”字。第三次的考题为：“居之无倦”二句，“是故君子戒慎”二句，“国君进贤”一节；赋得“询于刍荛”，得“询”字。这种以四书五经文句为题，以程朱理学家的注疏为根据，以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末股为固定格式的制艺文章，不正是魏源所说的“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吗？让被这些思想禁锢的“书蠹”去掌管国计民生，不正是魏源所说的“所养非所用”吗？后来，魏源进一步揭露清代官僚的情状说：“释褐登朝十馀年，而试文衡，试言职，试枢密，无非衡书艺之工敏，声律骈偶之巧丽，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其部曹观政，无非胥吏文例是求，罔知漕、盐、河、兵得失何在；有奋志讲求、抱负宏远之人，反群笑为迂阔。此造士储才大巽于昔者也。”这种情况，不正是“所用非所养”吗？

况且，清代文网甚密，忌讳甚多，科考中有很多极不合情理的规则和潜规则。试卷中稍有不慎，违反了这些规则和潜规则，重则下狱，轻则落选。魏源第二次参加奉天乡试时的同考官光聪谐，有段记述魏源落选的文章，很具体。文章说：“道光辛巳（元年），余与胶州张曹霭铁桥为奉天乡试同《默觚下·治篇一》。考官。首题《上长长而民兴弟》，张得一卷，卓荦奇肆，荐之戴可亭相国，极为推赏。旋因内用‘尺布之谣’四字，嫌系汉事，抑置副榜。逮填榜，知为湖南名士魏源，大为懊惋。”魏源的试卷既“卓荦奇肆”，主考官又“极为推赏”，却因为试卷中的四个字，成了“备取生”！[按：《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淮南厉王刘长自以为与文帝最亲，“骄蹇，数不奉法”，后文帝听从张仓的进谏，将刘长囚禁于辎车中，发配到蜀郡的严道邙楚山去，路上，刘长绝食而死。后来有民谣歌唱这件事说：“一尺布，尚可逢；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汉书音义》解释这段民谣说：“尺布斗粟犹尚不弃，况于兄弟而更相逐乎！”魏源在试卷中用了这个典故，考官惧怕有影射皇室之嫌，而把他“抑置副榜”。]一位已有多种学术着作的人，就因为在一篇制艺文中犯了忌讳，被排斥在仕途之外，有志不得伸，有才不得展。后来，魏源对科举考试抱消极态度，是有他在情感上和理性认识上的多方面的原因的。但是，魏源毕竟生活在科举时代，他厌恶这个制度，却又不能摆脱这个制度，依然要屈从这个制度，想由举人进而成进士。

道光三年（1823），癸末，京城举行会试，魏源是否参加了，各种资料都无明确的记载。

道光六年（1826），丙戌，魏源入京参加会试，不第。

道光九年（1829），己丑，参加会试，不第。

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参加会试，不第。

道光十五年（1835），乙末，参加会试，不第。

道光十二年的会试，魏源是否参加了，黄丽镛的《魏源年谱》未载。先年（道光十一年），魏源因父魏邦鲁去世，正在守制。按礼制，魏源似不能参加。但李瑚《魏源事迹系年》道光十二年篇云：“至北京应礼部试，未中。”道光十五年的会试，魏源是否参加了，《魏源年谱》亦未载；《魏源事迹系年》云：“至北京，应礼部试，未中。”魏源之婿陈善圻于《重刊〈海国图志〉序》中，明确说：“壬辰、乙未，外舅应礼部试，皆馆于余家。”可证魏源参加了道光十二年和十五年的会试。

魏源由于多次参加会试不第，甚为灰心，绝意仕进，故道光十八年、二十一年的会试，他没有参加。

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十一岁的魏源，已做了多年的幕僚，编着有《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海国图志》多部着作，赫赫名世，突然接受友人的劝告，又去北京参加会试。可是，考官认为他的试卷字迹潦草模糊，罚他停殿试一年。山东曲阜人孔宪彝就此事作诗叹曰：

晚达遇仍穷，着述良堪补。

一个着作等身的思想家，连个进士也不及第、起码官也捞不上。早在道光六年，刘逢禄任奉天乡试分校时，见“邻房有浙江、湖南二卷，经策奥博，曰：‘此必仁和龚君自珍、邵孔宪彝：《怀人》，《对岳楼诗续录》卷二。阳魏君源也。’亟劝力荐，不售。于是，有伤湖南、浙江二遗卷之诗”。诗名《题浙江、湖南遗卷》，共二十八句，寄托自己“路见不平”的情思。中云：“更有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尤精选理跞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侍御披沙豁双眼，手持示我咨嗟频。（自注：湖南九四五策冠场，文更高妙，予绝其为魏君源。）翩然双凤冥空碧，会见应运翔丹宸。萍踪紧影亦偶尔，且看明日走马填城！”正是在这首诗中，魏源被戴上了“无双国士”的桂冠。

可是，从获得“无双国士”的美誉之后，又过去了十八年，魏源于道光二十五年参加殿试，才中了第三甲第九十三名（第三甲共一百一十六名），赐同进士出身。

这时，鸦片战争已经过去，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略，已使国人振聋发聩，而自己仍处在科举的樊笼中，无能展翅！这年，他已五十二岁了，家中人口不少，连孙子魏玺也出生了，家庭负担使他不得不重新踏上极其厌恶的科举老路。他在致老友邓显鹤的信中凄苦地说：“自海警以来，江淮大扰，源之生计亦万分苦匮。同人皆劝其出山，夏间当入京师，或就彭泽一令，或作柳州司马矣。中年老女，重作新妇，世事逼人至此，奈何！”“老女新妇”，是这位“无双国士”为五斗米而折腰的自我嘲讽。

总计魏源自嘉庆十八年（1813）获拔贡生开始，到道光刘承宽：《先府君行述》。承宽，刘逢禄之子。

二十五年（1845），花了三十二年才“走马填城”，走完科举考试的漫漫长途。如果把拔贡前的求学时间，包括县试、府试计算在内，魏源的这条通过科举而入仕之路，便走得更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