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未熄灭，“海风惊鲸鳄”之时，魏源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九月突然从抗战前线浙江回到了江苏扬州。他是既怀着对侵略者的愤恨，又深存对君臣的遗憾的心情辞别裕谦幕府的。舟中，他吟诗四首，第一首说：
到此便筹归，应知与愿违。
狼烟横岛峤，鬼火接旌旆。
猾虏云翻覆，骄兵气指挥。
战和谁定算，回首钓鱼矶。
他既遗憾于时战时和，庙算不定，又遗憾于自己的若干建议不被采纳，故到裕谦幕府才几个月便筹归家，实是大“与愿违”。
他在诗中感叹道：“地怜群盗接，人似六朝馀。”人固堪哀，国更堪怜。造成这种情况，是不是国家没有抗战的将才？魏源说，不是。“忧时休浪漫，诸将岂无才！”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兵败民殃家园毁？魏源在深思中。他自述心境说：“晚侨江淮，海警飚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故自称“积感之民”。面对内忧外患重重叠加，“积感之民”何以报国？文人手中只有一支笔，魏源拿起笔参加了战斗。
道光八年（1828），魏源捐资为内阁中书舍人后，曾广泛“借观史馆官书，参以士大夫私着”，积累了大批清代史料。回到扬州后，他“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出其专涉兵事及尝所论议若干篇，为十有四卷，为四十馀万言”，成《圣武记》。当时，因“索观者众，随作随刊”，于成书的当年[道光二十二年]即有刊本。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又两次出版了增订本，光绪和民国年间均有多种续刊本，日本亦有翻刻本。据不完全统计，版本约达二十四种。魏源的“笔阵”，显现了最初的业绩。
司马迁说：“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圣武记》，则是魏源于国难当头之日的发愤之作。他特别在《叙》中标明此书“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即1842年8月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字之时，用心是很明白的。
这本纪事本末体的史书，分为两部分。前部分的十卷，以“开创、藩镇、外藩、土司苗瑶回民、海寇民变兵变、教匪”等专题，记述了清代自兴起入关，直到道光前期对内对外的种种战役。主要内容有五：
一、《圣武记》歌颂清朝廷在马背上得天下，在马背上巩固政权的事迹。
清的先祖建州女真，是女真族的一部，偏居辽东一隅。
努尔哈赤经过不长时间的征讨后，收服了海西女真、野人女真、黑龙江女真等大大小小数百部落，建立了后金国，成为了明朝在东北的强大对手。其后，经过萨尔浒大战，沈阳大战，天阳桥大战及越过长城、进逼明都的几次扫荡战，争夺关外的锦州、松山、杏山、塔山等四城的大战，山海关大战，于崇德元年（1636）改号为清国。清国兵将，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所向克捷，在顺治元年（1644）十月初一日定鼎燕京，入主中原。在此之前，清国东征朝鲜，降服了李倧王朝；西扫漠南，赶走了元人后裔察哈尔林丹汗，扩大了兵源，增加了马匹，消除了大后方之忧。《圣武记》详细地记叙了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三代夺取全国政权的上述历程，称之为《开国龙兴记》，誉清为“龙”。魏源还专作《皇朝武功乐府》，中有《王业艰》、《收金部》、《收元部》、《天助师》、《入关战》五阕，反复吟唱“神龙”之兴，宣扬“帝王天授”，“神授梦中赞”，“中外边氓，皆吾赤子”，“王业艰，贻孙子”。这些足可见《圣武记》的思想倾向。
金兵也有战败之时。例如，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努尔哈赤统军十三万，号称二十万，进攻宁远，被袁崇焕打得大败，死伤惨重，努尔哈赤亦负重165伤，于这年八月十一日在离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抑郁而死。这是努尔哈赤二十四岁起兵后四十四年中的第一次惨败。而《圣武记》却记载说：“大军进攻，戴盾穴城，矢石雨下，不退。崇焕令闽卒发西洋巨炮，一发决血渠数里，伤数百人。三日，再攻再却。太祖不怿者屡日。”一方面尽情夸大明兵炮火的威力，“一发决血渠数里”，一方面颂扬金兵于“矢石雨下”之时依然“不退”，而讳言金兵之败，只用“围遂解”三字轻轻带过，也讳言努尔哈赤负伤，而用“太祖不怿者屡日”带过。由这一事例，就可知《圣武记》作者的立场了。
《圣武记》歌颂康熙“指麾臂使于数千里之外，健行默运于八载一日之馀”，致使清军用武力于二十年（1681）平定了三藩事变，巩固了政权；并谓这是因为“天人之合发也，非一朝；圣王之制作也，非一时”。魏源又作《戡三藩》诗云：“三孽非殷顽，叛明复叛我”，我“筹饷筹兵急如火，指挥万里洞观火。百里虩震惊，匕鬯不丧堕！鄱阳湖，友谅殂；洞庭湖，三桂俘。谁言守成易，功与创业符。丕承丕显文王谟”。颂扬之热忱，溢于言表。
二、《圣武记》对清朝廷以武力经营边疆，从而促使多民族的统一的大清帝国的形成，予以充分肯定。
清廷于康熙二十年再次起用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对盘踞台湾，“请如琉球、朝鲜例，不登岸，不薙发易衣冠”，拟搞台独的郑经父子，实行武力攻剿，于这一年占领了澎湖。
接着于二十二年（1683）进驻郑氏集团割据已三十八年的台湾，完成了南方的全部统一。这正是：“非常之策，不谋于人，不然南海几与西洋邻。”此后，清廷开始向西、向北发展。是时，漠南蒙古早在清兵入关前已被征服，漠西厄鲁蒙古仍雄踞中国西北。其中准噶尔部吞并了其他三部，在天山南北各地烧杀掳抢。并暗与沙俄勾结，攻入内蒙古，其前锋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进至距古北口仅九百里的乌珠穆沁，威胁清廷北边的安全。
于是康熙帝于二十九年（1690）、三十四年（1695）、三十六年（1697）三次亲征，败退准噶尔。但准噶尔仍控制天山南、北路地区，而且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进入西藏，与当地一些农奴主勾结，继续与清廷为敌，破坏达赖喇嘛与清廷的关系，迫使清廷于康熙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1718-1720）第四次向准噶尔用兵。这才稳定了西藏的秩序。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又击破了与沙俄勾结的辉特汗阿睦尔撒纳的叛乱。至此，清廷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六十七年，才平定准噶尔部蒙古，将西北地区正式纳入版图。魏源不但在《圣武记》中详细记述了上述史事，且作乐府《定朔漠》、《荡青海》、《荡西陲》、《复西藏》多首，歌颂“准夷既庭，漠北悉宾，际天所覆，莫不尊亲”！又感叹道：
“始信为君难，乾坤非易造。”《圣武记》记述了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757-1759）平定南疆维吾尔族大、小和卓叛乱的经过。叛乱者于清大军压境之时，“崩土瓦，游釜阱，弃巢穴，逾葱岭”。自此战之后，清廷在天山南、北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措施，如设伊犁将军、参赞大臣和减轻税收等，强化了对新疆的统治。
对西方和北方边疆，清廷不但连年用兵，也采取了许多绥抚对策，文武兼施，使边疆少数民族归宿于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圣武记》不止载武事，对这类绥抚事业亦有详细记载，显示出民族和好的主张。例如，厄鲁特蒙古之一部土尔扈特，被俄罗斯征调，去与图理雅国（土耳其）作战，“兵屡败，死伤万计”。之后，含辛茹苦，辗转回到新疆的伊犁，“仅存七万馀口，尪羸无人形”，欲归化清廷。时朝中有人疑土尔扈特“有奸计”，“且我受俄罗斯叛藩，恐启衅”。
但乾隆帝力排众议，“召其酋长入觐热河”，封予官爵，赐给大批马、羊、牛和米、麦、茶叶、布匹等，且“使者劳来相望，一如康熙中抚喀尔喀四部例”。这样，土尔扈特便感到“喘息如归”。《圣武记》归结这件事的意义说：“于是四喀尔喀部与四瓦剌部之众皆抚而有之，疆域几埒明代矣。”清廷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与某些边疆少数民族的争端后，注意发展边疆的经济。据《圣武记》载，新疆“当准噶尔时，竭泽而渔，喀城岁征粮至四万八百九十八帕特玛，他税称是；叶尔羌岁征匠役户口棉花……之税，折钱十万腾格，他城称是；且不时索子女，掠牲畜……及两和卓木归归部，虽减科则，而兵饷徭役烦兴，供给稍迟，家立破；及出亡，又尽其资以行，民脂殆竭”。而归附清廷后，清廷“蠲苛省敛，二十而取一，回户休息更始焉”。
魏源指出：“西域南北二路，地大物奫，牛羊、麦面、蔬蓏之贱，浇植、贸易之利，金矿、铜矿之旺，徭役、赋税之简，外番茶马布缎互市之利，又皆什伯内地。边民服贾牵牛出关，至辄辟汗莱，长子孙，百无一反。”他认为，这是“天留未辟之鸿荒，以为盛世消息尾闾者也；是圣人损益经纶之义，所必因焉乘焉者也”。因此，他主张在“地不加增，而户口日盛，中国[按：指中原]土满人满”的情况下，应大力开发西北，“自官田外，馀地听民自占，农桑阡陌徭赋如内地”。他把开发西北的大事上升到原则上说，不“闭其大源”，而“裒多益寡者，政之经”；“于西陲军事之末，睹一支，念全体，观一隅，廑中国”。魏源对西北的经济地理的这些分析与建议，在19世纪中叶，无疑是极具前瞻性的，目光锐利，见解独到。
故《圣武记》不仅是一部军事史，也涉及政治史和经济史。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的努力，清王朝的版图，东至外兴安岭、库页岛，西至葱岭和巴尔喀什湖北岸，南至海南岛、南沙群岛，北至西伯利亚的恰克图，包括十八个行省，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统辖的东北地区，辖五十九旗的内蒙古地区，辖八十二旗的外蒙古地区，以及西藏、青海、新疆，成为了一个包有五十多个民族的、统一的、空前强大的封建帝国，“极盛于乾隆之六十年，版舆生齿倍雍正，四夷宾服逾康熙”。这也难怪封建时代的士人魏源要高唱“圣人出，东海东，如日出，扶桑红”了。
三、《圣武记》肯定清朝廷的“改土归流”工作。
我国西南各少数民族原来都由世袭的土司管理，雍正四年至十三年（1726-1735），清朝廷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大规模废除土司制度，由中央派遣的流官统治，并实行保甲制度。魏源评论道：“今日腹地土司之不可置，亦如封建之不可行。”
虽然主要掌管改土归流事的云、贵、桂三省总督鄂尔泰提出了“改流之法，计禽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的方针，实际上在整个改土归流过程中，与招抚同时，清廷普遍使用了武力。魏源记述道：“其治川边诸土司也，用兵最先”；“其治滇边诸夷也，先革土司，后剿倮夷”；“其治黔边诸夷也，首尾用兵凡五六载”；“其湖广苗接黔者，于五年……有谬冲花苗之剿；七年……有遍招楚界诸苗之役”；自乾隆十二年至四十一年（1747-1776），用兵二十九年，才把四川西北部的藏族大小金川压服下来。魏源显然带着兴奋之情写道：“自有天地以来，即有西南夷，曷尝有四面云集之王师？曷尝有万雷轰烈之炮火？”他把对少数民族的这类武力镇压，也称之为“圣武”。
清廷改土归流的目的，是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在改土归流过程中，由于连年用兵，耗费了大量财力、物力。例如：“乾隆二十年，平准、回两部，辟地二万馀里，用兵五年，用帑银三千万馀两。金川地仅千里，不及准、回两部十之一二，而用兵亦五年[按：指乾隆三十六年清将阿尔泰出兵金川，至四十一年大金川头目莎罗奔出降]，用帑银七千万。”而且，由于用武，清官兵的暴虐与掠夺，不断引起少数民族的反抗。例如，贵州台拱苗族于雍正十三年（1735）奋起抗清，清兵对苗族的“抗拒逆寨，罔不焚荡铲削”，共毁除苗寨一千二百二十四座，杀戮苗民一万七千六百多人，“其饥饿颠陨死崖谷间者，不可计数”。“改土归流”的最后完成，是以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聚流成河的鲜血为代价的。不过，从客观上考察，“改土归流”后，逐渐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的闭塞面貌，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与外地区的联系和交流，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多民族的大清帝国的统一与巩固。
四、《圣武记》记述了清代中叶镇压各族人民起义及绿营兵变的实况。
“康乾盛世”曾一度掩盖了各类社会矛盾。但矛盾的客观存在与逐渐激化，必然导致人民的起义。乾隆末季，四十六年（1781）和四十九年（1784），甘肃先后有苏四十三与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五十年（1785）又有石柳邓、石三保、吴八月等领导的湘、贵边界的苗民起义。嘉庆元年至十年（1796-1805），又爆发了蔓及湖北、四川等五省，达十年之久的白莲教起义。嘉庆元年至十四年（1796-1809），蔡牵领导的反清斗争在东南沿海不断展开。嘉庆十八年（1813），又爆发李文成、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义。道光十一年（1831），广东黎人、瑶人起义。《圣武记》对这些起义均有详细记载，对研究清代中叶农民战争史很有资料价值。
魏源称这些起义者为“奸民”、为“贼寇”、为“教匪”，甚至诬指他们作“奸”为“寇”，是他们天生的性格使然，如说甘肃回民“仇怨狼鸷”，“夺攘、越货、亡命、斗狠之事，无一不出于花门”。他把清军对各族人民起义的镇压，也称为“圣武”。这些，都是魏源这位封建时代的士子的阶级偏见。我们固然不可厚责古人，但也不能为古人隐讳。
魏源在详尽记述统治者的上述镇压活动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在激化的社会矛盾，以及官逼民反的实情。如，《圣武记》载，乾隆三十六年（1771），“山东吏讳灾不报，反加征激变”，于是爆发了王伦领导的白莲教起义。
又如，“乾隆五十六年，永绥厅勾补寨苗讼窃牛于官，而病及阖寨，遂激石满宜之乱”。又如，由于镇压苗民起义而使川、湖、粤、贵四省的军费增加，人民负担加重，且“严禁私盐、私铸”而使大批人失业，“益仇官思乱”，加上“有旨大索”白莲教徒，“州县奉行不善，逐户搜缉，胥役乘虐”，仅湖北宜昌便“株连罗织数千人，富破家贫，陷死无算”，于是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又如，对于湘、桂的瑶族，“华民欺其患，夺攘侵侮，官吏辄右奸民以朘瑶”，于是引发了瑶族于道光十一年（1831）的起义。又如，嘉庆八年（1803），大吏曾奏请将南山宁陕镇新兵“于例饷外月给盐米银五钱，俟三年后减给四钱”，是因为“南山内食粮价贵”，但至嘉庆十年六月，已“届三年减给之期”，陕西布政司突然停发四钱，“又借给包谷二千馀石抵三月粮”，于是激发了宁陕新兵之变。以上这些事例，《圣武记》虽着墨不多，却切切实实反映了“官逼民反”的缘由和过程。魏源准确地写道：“贼起多由吏饕民困”；“积怨则变，今昔一辙”。他还直截了当地写道：“教匪起事，皆以‘官逼民反’为词，及王三槐禽解至京，命军机大臣审讯，亦有此供。”连嘉庆帝的诏书中也承认：“国家深仁厚泽百馀年，百姓生长太平，使非迫于万不得已，安肯不顾身家，铤而走险？皆由州县官吏朘小民以奉上司，而上司以馈给和珅。”
虽然嘉庆帝把罪责一古脑推到和珅头上，但他还是确认了“官吏朘小民”的事实。
《圣武记》着重介绍了湖南凤凰厅同知傅鼐训练民团，建碉屯田，以对付苗族起义的经验。这一经验，后来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所借鉴。它成为在八旗兵业已腐败、绿营兵亦缺乏战斗力的情况下，曾、左、李等实行重大兵制改革，组建湘、淮军的先声。它是研究清代军事制度史的重要资料。
五、《圣武记》记载了清朝廷在鸦片战争前与周边国家沙俄、朝鲜、缅甸、越南的关系。
在叙述中俄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签订以划定疆界为主要内容的尼布楚条约、雍正五年（1727）签订以商贸为主要内容的恰克图条约以及这些条约签订前的情况以后，《圣武记》评论道：自此以后，“俄罗斯亦震我兵威，故二百载无边患”，两国使节往来不断。
在南边则不同，有多次战争发生。乾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1765-1766），缅甸军队两次入侵云南车里、腾越、永昌等边地。三十三年，清廷命云贵总督明瑞率军入缅，被缅军打败，明瑞战死。三十四年七月，经略傅恒统兵六万人，分水陆三路进击缅甸，“三路皆捷”，于是在缅境与缅甸议和，但和议拖延未执行。后又经过多次较量，乾隆五十三年（1788），缅甸国王方遣使通好，五十五年又“乞赐封，并乞开关市，许之”。从此，中缅两国长久保持和平友好关系。魏源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夫字小者，大国之仁；伐交者，上兵之智。臣是以反复于前代以蛮攻蛮之成效，而知刺虎持鹬，功在乘时，固不在勤天下之力以求之也。”他的意思是，要善于利用缅之世仇暹罗、景迈以制缅，以蛮改蛮。这显然流露出一种大国主义的情绪。
乾隆帝对待南邻安南，正持这种大国主义的态度。安南本由黎氏掌权，后黎氏衰落，阮惠掌权。清朝廷以保护黎氏为借口，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派大兵入侵安南，攻占东京（今河内），以干涉其内政。清军统帅孙士毅胜而骄，“师不即班，又轻敌，不设备”，第二年“正月朔，军中置酒张乐，被安南军袭击，提督、总兵以下官兵、夫役百馀人皆挤溺死，士毅走回镇南关，尽焚弃关外粮械、火药数十万，士马还者不及一半”，而花费的饷银在百万两以外。这也算是给侵略军的一大教训。
《圣武记》的后四卷《武事馀记》，实是多则笔记的聚合，内容很庞杂，包括清代前期的兵制、兵饷、马政、战车、户部库存与支出、粮饷转运、赏罚、捐输助饷、金川边事、屯练、驼城边事、文武臣子的事功，以及城守之策、水战之方、防苗之法、如何择将练兵、如何得地利、如何利用“莠民”“枭徒”、如何开采银矿铜矿、如何改革币制、如何屯垦及如何处置八旗生计问题……甚至史书该如何“从实”、如何详略得当，均有若干事实的记载和穿插其间的议论。这些，充分反映了魏源这位书生对军事问题的兴趣与思考；这些，因为都是魏源从历代实录、奏疏、地方志乘以及数十种回忆录、笔记、年谱等文献中摘抄下来的，保存了大量今日难以寻觅的史料，从而突显了《圣武记》“存史”的价值。此外，《圣武记》对西北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变迁、人文变化等，多有详细记载，大大弥补了过去史乘之不足。
但，正如魏源所坦述的，《圣武记》因“随作随刊，未遑精审”，内中的史料有不少不够精确，甚至谬误的地方。当时，魏源的友人包世臣在魏源请他审定《圣武记》时，复信指出：“尊着大都着官书，然亦有采自传闻者”；“仆少小留意武事，据所知闻，自入关及安南案，与尊着不无出入”；“时远路遥，诸家记载，乡曲传闻，未必尽属可信，且难缕指陈”。官方修史，以其必以官方利益为重，有许多回护，而不能得信史；私人修史，则囿于见闻，囿于偏见，也难得得信史，是无可奇怪的。
那么，魏源为什么用一人有限之力写作《圣武记》？他的目的是希望“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在内忧外患频仍之际，清朝廷重振“圣武”，熄患于内，制夷于外，恢复昔日的光辉。
为能达到这一写作目的，《圣武记》对清由盛而衰的情况作了概括性的回顾。他写道：“国家极盛于乾隆之六十年，版舆生齿倍雍正，四夷宾服逾康熙。外宁则内蘖，始衅于湖南、贵州红苗。越明年……湖北、四川教匪旋起，蔓延河南、陕西、甘肃……乘新政之宵旰，与五省环攻之兵力，且抚且剿，犹七载而后定，靖馀孽者又二载，先后糜饷逾万万金，视伊犁回部、大小金川几再倍过之。且前代流寇皆发难末造，川壅必溃，未有蠢动于庞豫之馀，劳师武如今日者。”魏源以其敏锐的史识觉察到，清代已处于“川壅必溃”的边缘了。他痛切地指出：“心腹患甚四支，内讧急于边陲，痛深者其惩切，创钜者其愈迟。”故他详述“龙兴”与镇压各族人民起义过程中的“庙算、将略、兵形、地势”，意欲“昭示起事之颠末，与终事之艰劬，俾后御民者咸知懔朽索、戒持盈，益洪延我丕丕基。”魏源的用心可谓良苦极了。
为了达到这一写作目的，《圣武记》对清代前后用兵作了不少对比。
首先，他记述了“女真兵满万，不可敌”，“起兵二十载，而国基建，又十载，而王业大定”的原因，诸如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等人的政治、军事才能，以及他们“亲御鼓桴”，“兵不解甲，马不释鞍”的劬劳，金军“上下等威不甚异”的氛围，“令简而速”的作风，“罪亲不贷，功疏不遗，令信而必”，“不宽王贝勒劳师养寇之罪，罚先行于亲贵”的严明军纪。魏源歌颂道：“炜矣哉，仗钺而出，挚俘而返，开疆敌忾，郁为功宗！炜矣哉，百馀载来，罝兔之化行矣，干城之材众矣！”魏源接着写道：“康熙、雍正中，始不尽以天潢典兵，而乾隆、嘉庆，宗胄遂无专征之事。”这一对比，巧妙地点出了天潢宗胄的重大变化。他指出：“自古及今，或以殷忧启圣，或于道谋溃成，庙算不定，而大难克削者，未之前闻。”他这些话，实是对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的一针见血的贬责，也是苦口婆心的劝告。
其次，《圣武记》在字里行间透露了嘉、道年间清军的许多弊端。例如，清军战斗力的驽弱，是因为“粮薄伍虚”，“各路官兵乡勇，饷迟不发，至令枵腹无裈，牛皮裹足，跣行山谷”。以致“提、镇、抚标，名食粮而身倚市，出应伍而归刺绣，闻征调则阖门啼泣，推饷求代”。官兵倚市经商，或从事某些手工业，自然平时很少训练，故而“伍虚”，遇征战时则请人替代。这样的军队，正如魏源所反诘的：“尚望其披坚执锐乎？”可“望其长驱敌忾乎？”关于水师，魏源记述道：“中国之官炮、之战船，其工匠与监造之员，惟知畏累而省费，炮则并渣滓废铁入炉，安得不震裂？船则脆薄窳巧不中程，不足遇风涛，安能遇敌寇？”侵略者有“坚船利炮”，而中国有的则是“脆船裂炮”。不仅军械甚差，且很少训练：“中国之水师，苟无海贼之警，即终年停泊，虽有出巡会哨之文，皆潜泊于近岙内岛无人之地，别遣小舟携公文，往邻界交易而还。”这样的水师，安能不与敌战便一败涂地？
更可耻的是，已丧失了昔日威风的清军，在乾、嘉年间经常谎报军情，冒功邀赏。魏源直率地写道：“以臣所闻，乾隆六十年湖苗之役，盖与当时奏牍颇殊云。”他举例说，是年四月，福宁带兵六千在湖南乾州与苗族起义军相遇，自己“急匿辎重中以遁”，以致“众土崩，苗乘势四面蹂躏，福宁仅身免”。但福宁却以“杀贼无算”上报，而皇上竟然“诏奖之”。这是何等臣欺君昏的事例！又如：“按察使穆彰阿驻镇筸，方日以捕汉奸为事，兵日擒良民邀赏，而苗出入横行，顾无谁何者。”这样腐败的官兵，怎能对付义愤填膺的起义之师？他们“老师旷日”，却“频以暴雨山潦涨阻”为藉口，迟迟不进兵。加上“饷道崎岖，先后益兵数万，降苗受官弁百馀人，月给盐粮银者数万人，旋抚旋叛。军士不习水土，中暑毒死日众，数省转输费巨万计”。魏源绘出的这幅上压下欺、官贪兵败、耗费巨万的“征苗图”，正是清朝廷衰败的症候。
这样的揭露，是很尖锐的。但《圣武记》没有专门的揭露与分析乾、嘉、道年间种种弊病的篇章，而是在记述“圣武”事迹和献计献策、论兵议武的篇章中，正面谈论功业和应该如何如何应对时，对比地涉及一些令人忧虑的现状，因而它的揭露不系统，也不充分。魏源意欲描绘出清代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以唤醒世人，这点，他是做到了；他也在探索清代由盛而衰的原因方面作了些努力，但这方面显然是做得不够的。由于阶级出身、社会地位、时代进程与个人识见的种种限制，他没有也很难在《圣武记》中分析出清代由盛而衰的社会根源，更难理解中国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的衰亡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魏源在《圣武记》中，颂扬清朝初期的戎马武功，揭露中期的兵事腐败，“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唯一的希望是今天的“圣人”能重新战胜于庙堂，“虩然以军令饬天下之人心，皇然以军事军食延天下之人材”，做到“军政修”、“国威遒”，“禁止令行，四夷来王”。他说，果能如此，则“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他在“武”字前加一“圣”字，极力歌颂清代历年用武的功绩与威力。他呼唤“圣武”精神，呼唤“圣武”重现，存心确是善之善者也。然而，在江河日下的清季，何时能重振“圣武”？魏源不过是“万马齐喑叫一声”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