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尽管它还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的成立，终使中国革命运动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从而把中国革命推到一个新阶段。而创建共和国的道路是崎岖的、充满荆棘的。为此，革命派曾进行了诸多努力。
1. 革命与立宪之论战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革命的实践中发现，革命启蒙十分重要，要唤醒民众的革命意识，就必须进行舆论宣传。为此，革命党人纷纷著书立说，宣扬革命救国的合理性、合法性、必要性及必然性。
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的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得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再加上孙中山革命斗争的鼓舞，民主革命思想不断高涨。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公开发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口号的提出，则是这种高涨的重要标志。
邹容的《革命军》对清政府的内政外交进行了全面的、淋漓尽致的抨击。他坚决反对改良派的保皇立宪主张，认为要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就只有革命，推翻清政府。《革命军》在当时影响极大，陈旭麓先生是这样评价《革命军》的：“犹如暴风雨前的一道闪电，给人们以强烈的震撼。它摇撼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划清了革命派与保皇派的界限，使革命派阵容更加整齐。它那烈火一样的文字，奔放的革命情感，激励着人们的心弦。因此一出版就不胫而走，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尤其为广大热血青年所喜爱，总发行量达一百多万册，成为清朝末年最畅销的书籍。”（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5页。）革命影响的进一步扩大，使清廷感到异常恐慌。为了遏制革命风潮，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章太炎、邹容被捕，1905年4月3日，邹容不堪忍受监狱的折磨，病死狱中。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继续战斗。清廷的高压并没能阻止革命思想的进一步高涨。
革命报刊的纷纷建立，革命宣传家的广泛宣传，各种革命读物的广泛流传，使革命潮流汹涌澎湃地向前推进。面对如此猛烈的革命风暴，清廷为了消弭革命，应付舆论，大搞新政，进行各方面的改革。1906年后，将改革延伸至政治领域，打出预备立宪的口号。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顺应这一要求，支持清政府的改革，鼓吹立宪是中国的唯一出路。革命派为了扫除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迅速做出对策，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同他们进行了激烈的论战。革命派的主要论战基地是《民报》，还有《中兴日报》、《中国报》、《民生日报》、《大同报》等。改良派的主要基地是《新民丛报》，还有《南洋总汇报》、《商报》、《岭海报》、《新中国报》等。这次大论战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三个问题。
第一，要不要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问题。康有为在《法国革命史论》一文中说：“我国久废封建，自由、平等已两千年，与法之十万贵族压制平民，事既不类，倡革命言压制者，已类于无病而学呻矣。”并进一步指出：“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民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葬耳。”他们还威胁说，革命必将造成“天下大乱”，“血流成河”，而且还会招致帝国主义的干涉。革命派则用大量的事实，对改良派进行一一驳斥。他们指出清政府是一个投降媚外的卖国政府，顽固守旧，不思振作。如果不推翻清朝政府，中国不会富强。革命派指出：“革命者，救人救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吾因爱和平，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痛苦而已。”“满洲政府实为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扬汤止沸，抱薪救火。”对于革命可能会引起社会秩序混乱，革命派指出，历代王朝的灭亡，都是人民革命的结果，所以应该利用“民气”去推翻清政府。革命派还指出革命不但不会招致帝国主义的干涉，反而是挽救民族危亡，避免列强瓜分的唯一途径。他们说：“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末由。……外人之所以敢觊觎中国者，以中国政府之敝败也。颠覆政府，当以兵力，去其敝败，而瓜分之途塞。”当时，革命派把满洲贵族同一般满族区分开来，推翻清朝政府，只是使满洲贵族不再掌握政权，“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满人；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这样一来，革命的目标就更明确了。
第二，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问题。中国将来政治前途的走向，是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这是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又一个根本分歧。当时康梁极力主张继续维持清王朝的统治。康有为说：“以中国之政俗人心，一旦乃欲超越而直入民主之世界……其必不成而堕溺，乃必然也。”意思是中国不可能像美国、法国那样实行民主共和制。康有为拿出“三世说”，指出现阶段中国最适合的即是君主立宪政体。梁启超亦说：“共和立宪之万不能行，行之则必至于亡国……然则为今日计，舍开明专制外更有何途之从！”梁启超甚至认为中国人“既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而且大多是“家无担石，目不识丁”，根本不配享受民主权利，所以“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革命派以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作为理论依据，抨击了“国民恶劣”的谬论，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并不亚于其他民族，尽管被压制了两千多年，潜在的力量仍然存在，短期内即可恢复。也同时具有能力实行民主共和政治，因为政治革命的任务除了人民是没有谁能承担起来的。中国人民既然能进行革命，就必然能实行民主共和，既有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在建立共和政体之后，也就一定会有实行议会政治的能力。
第三，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改良派认为中国不必实行，也不能实行社会革命。在梁启超看来，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贵族制度，所以不必要像西方那样进行社会革命，只要进行一些社会改良就行了。针对同盟会提出的“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民生主义，进行攻击。他说私有制是“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旦土地国有，无异于掠夺，极不利于国民经济，且必然妨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他威胁革命派说：“敢有言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皇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革命派批判了改良派的荒谬论点，同盟会的激进者朱执信根据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指出“社会革命之原因在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也”，而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制”，以致造成“贫富悬隔”。“贫富已悬隔固不可不革命，贫富将悬隔则亦不可不革命。”而消除贫富不均现象，就必须进行社会革命，“夫救治贫富之不均，端赖提倡民生主义；而提倡民生主义，首在施行土地国有制，而实行土地国有制，则不可不向唯一之土地而赋课租税”。“民生主义也，土地国有制也，单税法也，即建设新政府唯一之行政方针也。”（自由：《录中国日报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4号。）革命派还指出通过社会革命，生产既不会停滞，也将消除“贫富悬隔”现象，整个社会还能较好地运转与发展。
客观地说，这次论战，革命派、立宪派双方都不甘示弱，充分展露，也各有优劣和长短，不能说谁胜谁败。但革命派的主张无疑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推动了革命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2. 发动系列武装起义
在同改良派论战的同时，革命党把武装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放在革命的首位。从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党人利用会党和新军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不懈努力奋斗。主要活动的地点大多集中在粤桂滇、两湖、江浙、赣皖等省。但是，组织武装起义，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盲目，由于同盟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成员几乎遍及各省，这就要求必须从全局通盘考虑武装起义的战略。1906年秋冬，孙中山亲自主持，与黄兴、章太炎等制定了指导全国武装起义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革命方略》反映出革命派初期革命的战争观和建军思想。《革命方略》制定后，各地纷纷学习并按照其所体现的精神，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
萍浏醴起义?湖南浏阳、醴陵和江西的萍乡，处于湘赣交界地区，向为湘赣两省哥老会聚会之渊薮。1906年春，长江流域发生严重水灾，米价昂贵，不少地区人民流离失所，惶惶不知所措，清政府救灾迟缓。同盟会总部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派刘道一、蔡绍南回国，准备组织起义。刘道一在长沙负责全盘筹划，负责与东京同盟会总部联系，蔡绍南首先前往萍乡联络会党，在魏宗铨的帮助下，后又与会党首领龚春台等一起将萍浏醴一带的各派会党力量联合起来，组成六龙山洪江会，推举龚春台为大哥。他们积极活动，发展会员，入会者必须有人介绍，而且要宣誓，誓词为：“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洪江会形式上接受了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但其组织形式、活动方法却仍保有会党固有的形式和习惯。10月初，蔡绍南和魏宗铨到达上海，准备东渡日本，向孙中山报告筹备情况，请示起义的具体日期。由于洪江会人多言杂，起义的风声为清吏察觉，龚春台急忙去信告知，蔡和魏不得不立即返回湖南。此时，清吏已经开始采取行动，缉拿捕杀嫌疑人员，11月下旬，形势越来越紧张，12月2日，龚春台、蔡绍南等不得已召集各路首领商讨对策，大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龚春台当机立断，决定起义。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起义得到广大农民和安源煤矿工人的支持，12月8日至12日，各地会党纷纷响应起义，起义军多达3万余人，并在湘赣边境迅速扩展，控制了江西萍乡、宜春、万载和湖南浏阳、醴陵五县。声势之大，为历次义师所未有。清政府十分恐慌，电令两江总督端方、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岑春蓂、江西巡抚吴重熹合力围攻。起义终因领导不得力，指挥又难做到统一，在清军的重兵镇压之下而失败。刘道一、蔡绍南和魏宗铨等被捕牺牲，龚春台逃亡，不久也被逮捕。
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尽管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失败了，但是同盟会的政治影响进一步扩大了，它振奋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革命精神，对各地的武装起义起到了促进作用。
1907—1908年间的粤桂滇起义?萍浏醴起义发生后，清廷受到很大震动，下令在全国大肆搜捕革命党人。由于认定孙中山是罪魁祸首，清政府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1907年2月底，孙中山不得不离开日本。但这并不能阻止孙中山前进的步伐，3月下旬他到达越南河内，在河内甘必达街61号设立革命的总机关。随后在河内、海防、南圻等地相继成立同盟会分会，在华侨中募集资金，准备继续发动起义。在一年期间，孙中山共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分别是1907年5月的潮州黄冈起义，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的钦州防城起义，12月的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的钦廉上思起义和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其中潮州黄冈起义受到了广泛关注。香港的《中国日报》给予报道：“此次会党起义，旗号大书革命军字样，又遍贴告示，内载游手好闲者杀，强买强卖者杀，奸淫邪盗者杀，吸食洋烟者杀。尚有多款未详，并令各生理如常交易云。又闻该党头目居住协台衙两天，到黄冈城里人众拥挤，有人到衙口游观，即问尔要入会否？如要即入内挂号，领取衣械，如不入会，即去谋生理，不可游闲。”这些起义，在当时虽有一定的影响，但多因准备不足，冒险从事，把会党作为起义的主要力量，结果都归于失败了。起义的失败促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重新审视失败之原因，1908年夏秋季间，在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时，孙中山认为仅仅利用会党是不够的，开始认识到寻找新的革命力量的重要性，这就为以后利用新军做了铺垫。
与此同时，光复会也在浙江开展武装斗争。1907年7月，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等在安庆率领巡警学堂学生起义，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由于缺乏准备，在清军的反扑下，很快失败。女革命家秋瑾准备联络会党响应，由于劣绅告密，不幸被捕，英勇就义。1908年11月，安徽新军炮营队长熊成基率新军马炮营起义，也因寡不敌众，归于失败，熊逃亡日本，1910年1月在哈尔滨遇害。
1910、1911年两次广州起义?1908年4月河口起义失败之后，接连的失败考验着孙中山的革命毅力，他在致宫崎寅藏的信中说：“自河内以后，已决不再轻举，欲暂养回元气方图再发。”这也不无表达了孙氏之颓唐。但是时间到了1910年，中国社会淤积已久的矛盾不断得到释放，统治阶级内部钩心斗角，立宪派连续发动3次大规模的请愿速开国会运动，民众抗捐抗税斗争和抢米风潮此起彼伏。据统计，全国民众自发的反抗斗争，1906年为199次，1907年为188次，1908年112次，1909年149次，1910年266次。（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页。）这表明清廷的统治危机进一步加剧，孙中山认为再次举行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再次发动起义。
1909年10月，同盟会在香港建立南方支部，由胡汉民担任支部长，作为领导南方革命的总机关，并立即着手筹备发动广州起义，决定1910年正月元宵节前后举行起义。这次起义由赵声主持，因为赵声在广东新军中颇有威望；倪映典担任新军各营联系工作，倪长于煽动，又精力殊绝。起义制订了较为完备的计划，且筹有较为充足的经费。但由于起义领导人遭到清军的算计，起义失败。清广东地方政府侦察到革命党人的新军起义计划，派人假借商谈反正，倪映典信以为真，被诱骗入清军营中，遭到杀害。倪映典被杀，起义军群龙无首，失去了指挥，造成整个队伍的混乱，广州新军起义失败。胡汉民总结了失败的教训，认为：这次新军的失败，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便是有了好的军队，还要有好的指挥，若完全靠军队自己去指挥革命，是不行的。广州新军起义的失败，致使少数革命党人心灰意冷，一些革命党人满怀愤懑，走上暗杀的道路。孙中山则愈挫愈勇，先是着手整顿党务，再就是振奋大家的精神，不要灰心，要再接再厉，以利再举。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商量卷土重来的计划。参加者除同盟会的重要骨干黄兴、赵声、胡汉民以外，还有当地代表黄金庆、吴世荣，怡葆、芙蓉等，各地同盟会代表李孝章、邓泽如等。会上，孙中山针对大家的消沉情绪，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其进行一再鼓励，并说：“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于是，大家精神复振，一致同意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广州起义。鉴于以往历次起义失败之教训，会议决定：先选500（后增至800人）名革命党人为先锋，担任发难之责，领导新军响应。计划占领广州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入湖南，赵声统率一军趋向江西，谭人凤、焦达峰在长江流域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南京，进行北伐，直捣清廷。为了保证起义的胜利，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方面派人在国内从事组织和联络，一方面派人去筹款，在日本、越南、香港等处购买军械。可谓“倾全力为最后之奋斗”。结果仍归于失败，而且是历次起义中失败最惨烈的一次，因为牺牲了大量同盟会的骨干力量，同盟会精英人物。孙中山评述道：“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总计此次起义，被捕后就义者29人，其他战死者无法知道确数，殓收牺牲的革命党人遗体72具，葬于广州郊外的红花岗，并将红花岗改为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了纪念他们，这次起义也被称为黄花岗起义。关于黄花岗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后来孙中山曾指出：“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慨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黄花岗起义失败半年后，武昌起义胜利的号角就吹响了。
以上的一系列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革命党人缺乏正确的思想作为指导，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没有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仅仅依靠会党和新军，且在战略上采取速决战，而速决战必然导致战术上的消耗战。革命派的武装起义往往将主力组成敢死队，对敌人的重点目标进行突然袭击，即使受挫也不回头，结果常常主攻失利，全局皆输。孙中山的“十次革命”从第一次广州起义，直到最后一次的黄花岗之役，毫无例外地都采取了拼消耗的战术。毋庸置疑，革命派这种急于拯民水火、不怕牺牲的精神，值得后人钦佩，但作为战略构想，尤其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对政治形势的估计，却是脱离客观实际的。当时，清王朝虽说已经腐朽透顶，行将就木，但相较革命派而言仍居于优势地位。清政府不仅控制着全国政权，面对全国发号施令，可以从各地调兵遣将，补充给养，而且有一支庞大的正规军。据统计，辛亥革命前清军总兵力达一百万零三千八百六十七人，其中装备精良、驻守要地的新军就达二十六万六千人以上。尽管，由于革命派的努力宣传，新军虽有一部分倒向了革命派，但效忠清王朝的仍占大多数。对比之下，革命派的武装力量就显得极其弱小了。不容否认，在军事指挥、政治组织和威望方面，清政府较之革命派是大为有利的。而革命派的领袖们企图通过几次小规模的起义，就摧毁清王朝的军事和政治制度，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未免过于天真。
但失败是成功之母，以上起义的失败，则为后来武昌起义的胜利奠下了基石。
3. 掀起暗杀风潮
革命党在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还展开了一系列的暗杀活动。
暗杀风潮的出现，在当时并非偶然，是当时革命派军事冒险和悲观情绪相辅相成的结果。具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革命党人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同时，也把外国革命中使用过的个人恐怖主义的暗杀手段学过来了——主要是俄国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所宣扬的极端个人主义。中国历史上本来就不乏关于刺客的美谈。于是，他们把外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暗杀活动与中国古代的刺客游侠行为联系起来，糅合中西，形成暗杀风潮。严昌洪先生曾指出：“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革命党人不能正确认识阶级斗争的本质，不能正确把握斗争的方式。他们对封建社会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只看到它的表面现象和外部联系，而不可能认清它的本质和规律。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使中国贫弱落后的是满族清王朝，阻碍社会进化的只是一两个反对头目，因此他们以为推翻了满洲贵族的统治，宰掉一两个大人物，汉族就解放了，人民就觉醒了，社会就进化了，革命就成功了。”（严昌洪《辛亥革命中的暗杀活动及其评价》，《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1981年。）所以这促使暗杀风潮的出现，分析得有理有据，可谓一语中的。
正是由于革命派有这样的思想认识，于是就大加宣传暗杀思想，以用暗杀的手段取得革命的成功。其主要思想认识有以下几条：1. 他们认为暗杀是“排满”、“革命”的方法之一。蔡元培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军国民教育会决定用三种方法进行革命：鼓吹、起义和暗杀。吴樾亦认为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宋教仁也认为革命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二：一为暴动，一为暗杀。2. 他们认为暗杀具有必要性。他们看到革命的困难：革命断非一次就可以成功的，非得群策群力不能奏效，而当时人民尚未觉醒，人心不齐，要使人民觉醒，进行革命，莫若行此暗杀主义。3. 他们认为暗杀有许多好处。第一，容易成功；第二，名誉光荣；第三，可以保人类的幸福，促进社会的进化；第四，可以使下等社会人民觉醒；第五，可以引起大规模革命。4. 他们认为暗杀不过革命实力之一端，是武装起义的辅助手段。正是基于以上之认识，革命派极力组织暗杀团体，积极从事暗杀活动。于是暗杀团体应运而生。如军国民教育会、北方暗杀团、同盟会东京总部暗杀团、支那暗杀团、成记洋货店等。这些暗杀团都是作为革命团体的下属组织建立起来的，它们的一系列暗杀活动，都是为该革命团体政治上或军事上的需要服务的。整个辛亥时期，革命党人的暗杀事件和暗杀预谋，此起彼伏，次数频繁。据统计，从1900年史坚如谋炸署理两广总督德寿算起，到1912年彭家珍炸死良弼止，大概不下五十来起。
关于暗杀的评价，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有人认为暗杀的消极作用很大。方志钦就说：“辛亥革命时期，暗杀之风是很盛行的。诚然，暗杀作为一种配合武装起义或惩办一些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刽子手的手段，可以起到一定的震慑和扰乱敌人的作用，但这种手段不能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如果滥加使用，就会干扰革命斗争的大局，给革命带来不良的影响。有的人对革命事业失去信心，放弃艰苦的革命工作，企图用暗杀来逞一时之快，不顾大局。这种盲目的暗杀活动像无政府主义者、保皇党人所主张的暗杀，实质上没有多少区别，对革命事业不利。”（方志钦：《辛亥革命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7页。）也有人肯定暗杀的作用。“应该看到，辛亥革命时期暗杀风潮客观上对革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东南地区革命党人起初仅仅进行革命宣传和准备工作，几次暗杀的失败，逐渐认识到非武装革命无法推翻清政府，在从事暗杀活动的同时也进行了武装起义。尤其应该看到，前仆后继的暗杀活动配合此起彼伏的武装起义，造成了大规模革命‘山雨欲来’、一触即发的客观环境。武昌起义实际上就是在这基础上获得全国迅速响应的。”当然，暗杀在当时既有消极作用，又有积极的一面，就现在看来，消极作用远远大于积极作用。
暗杀活动尽管曾经风靡一时，对清廷的统治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胁，使一些顽固官僚因此而胆战心寒，惶惶不可终日。但它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主流仍是武装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