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卫威海卫北岸炮台的陆路清军统领戴宗骞早年追随李鸿章,建立不少军功,是李鸿章的嫡系,李鸿章对他很是信任,被李鸿章评价为“胆识坚定,志节皎然”。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海军曾多次扰袭威海,均被南北两岸炮台所击退,戴宗骞也算是表现不错,恪尽职守。
旅顺失陷后,戴宗骞提出:“敌无论何处登岸,以抽绥巩军队驰往剿捕为重”“准其因地审势,自酌战守”“扼外险,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
戴宗骞的这些战略思想,自有其合理性。
首先,必须围堵消灭日军的登陆部队,这是很有见地的。
但是,山东巡抚李秉衡却一再开出空头支票,致使日军1895年1月20日在荣成湾轻松登陆。
基于对日军登陆的担心,戴宗骞“越界”(本来应该是李秉衡的责守)派出约300名士兵,带着4门75毫米口径克虏伯行营炮,前往荣成湾巡视。
遭遇战戏剧性地开始,当日军发现这300名士兵后,立即调用日军舰队用重炮对他们进行无情的轰击。这一天,大雪纷飞,这支孤弱的小部队只能心带冬日的寒意,无可奈何地败退。
接着,对于威海南、北两帮炮台的防务问题,他却又被山东巡抚李秉衡忽悠和误导。
守卫兵力不够,戴宗骞正在为此头疼,李秉衡却意外主动提出由他派出援军“助守”南、北帮炮台。
戴宗骞以为真的会有兄弟部队的援军支持,所以调度绝大部分兵力去守护南帮海岸炮台(相比而言南帮海岸炮台更是前线,日军的进攻正是先从南帮海岸炮台开始),而随北帮炮台只留下少数驻守,他以为李秉衡派出的援军可以前来填补空缺,协助防守。
戴宗骞这样的安排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兵力不够,他也没有办法。
但是,当戴宗骞的主力部队在南帮炮台与日军血战拼尽老本的时候,李秉衡许诺的“援军”却并没有来到。这样致使最后退守北帮炮台的防守力量,连戴宗骞在内也不过18人。这样的几个人谈什么防守!
还有,戴宗骞提出“威海台坚炮利,敌由海口来犯,自难逞志,北岸虽绵长,尚有烟台防兵,闻惊可以援应,所虞者成山一带空虚,将来敌必由此蹈瑕而入耳。……御敌于境外,尚可以战为守,若纵贼入腹地,彼则尽锐环攻,我则势成坐困,与其束手待毙,曷若先发制人?”“扼外险,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这一主动出击寻找战机的思路,却是不知审时度势的蛮干行为。
李鸿章也指示戴宗骞固守威海炮台,并严令说:“旅失,威益吃紧,湾、旅敌船必来窥扑。诸将领等各有守台之责,若人逃台失,无论逃至何处,定即奏拿正法。……戴道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
被山东巡抚李秉衡一再误导的戴宗骞,以为真的会有大量的有生力量部队前来进行支援,这种错误的形势判断之下,拘泥于陈旧的兵法,缺乏现代军事的知识素养。所以当日军登陆后,戴宗骞不顾李鸿章一再来电反对,派出北帮炮台守军前往截击,使北帮炮台几乎是处于无人防守的状态。
舍弃要塞炮火的优势而让那些火炮操作手们去当步兵,和敌人进行野战,完全没有考虑到我方轻武器的绝对弱势,戴宗骞的那些勇敢的士兵们太容易就败下阵来。
《香港每日通讯》记者坎宁汉为此叹息道:“不过即使士兵缺乏训练和纪律,昧于枪法,假使军事长官有一些现代军事的知识,中国陆军……也会……予敌方以有用的损害。但是它的军官们否定了它一切成功的可能性。”
与戴宗骞相比,丁汝昌的见识自然是要高出不以里计。
1894年11月29日,丁汝昌致书戴宗骞,反对其不守炮台而出战的意见,指出:
“尊意倭逆万一登岸,吾仲已选锐卒,以备亲率迎剿前路抵御,固为得机得势,惟兵力过单,恐后路不足为固,诚以为虑。委以鄙人照料,临事在海分调船艇,犹惧不能悉当,岂有余力指挥在岸事宜?伏念威海陆路全局系于吾仲,卓宜持重,总期合防同心,一力固守,匪唯一隅之幸也。”
李鸿章也不同意戴宗骞率队远出,向戴宗骞提出警告:“戴道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
大战当前,我方海陆军统帅却不能意见统一,实在是一件不祥而可悲之事。而且,戴宗骞“年幼负志略,喜读书”,历来自视甚高,对于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是并不买账。
同样是将帅,海陆军的差别是难以想象的大。丁汝昌最看不惯的是,大战在即,正需鼓舞士气,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重赏不要谈,戴宗骞却还在克扣兵饷,这引起他手下的士兵极为不满。
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山东篇》载:“自甲午九月,绥巩两军勇丁即索压饷银两大哗,欲溃者屡矣。压饷者,勇丁初入营,须扣饷三月,存统领粮台,以为军米购价底银,俟勇丁离营日,始补给令去。于是将领利勇丁逃亡,其压饷三月可不给,而续补之勇,且仍扣压饷也;恒以苦工责勇丁,勇丁怨次骨。及军事阽危,南帮巩军给压饷两月,绥军益噪,宗骞终不给。”
虽然有学者解释说,克扣新兵3个月军饷在当时这个行为乃是陆军军队的普遍做法,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士兵逃亡。但是后来,戴宗骞的部队在失利之后军心涣散,士兵纷纷逃离,不战自溃,不能不说与戴宗骞克扣兵饷有关。
据说戴宗骞自带的绥军正营,因为吃空饷,缺少名额将近一半,还不足300人。
丁汝昌苦口恳劝戴宗骞发给压饷,以稳定军心,甚至主动示以高姿态,从海军军费中挪款为刘超佩的巩军垫饷两个月。
但是戴宗骞并不明白丁汝昌的担忧和用心,反而意气用事,经常与丁汝昌唱对台戏。据登莱青道刘含芳禀称:“前因丁劝戴发压饷,并挪垫刘饷,彼此均有意见,遇事多不面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