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5月25日）
1941年春，我由延安中央党校调到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工作。不久，科长王鹤寿同志交给我一份一位老党员的政治历史审查结论稿，要我看看，实际上是要我学习如何做干部审查工作。这位老党员就是匡亚明同志，他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多年从事党的宣传工作，也几次被敌人逮捕入狱，经历相当曲折。王鹤寿同志亲自和他谈话，向有关人员做了大量调查，广泛收集证明材料，对每一个历史关节都进行研究分析，认为他是一位经过艰苦工作和监狱斗争考验的好同志。后来，他被安排给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做政治秘书。
当时，我是一个25岁的青年，党龄不足5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才离开学校，虽然做过几年党的地下工作，但经历简单，经验缺乏。到延安后，对于苏区长征过来的和白区监狱出来的同志满怀着钦敬和仰慕之情。虽然我和匡亚明同志当时还未谋面，但对于这样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也正是怀着这种心情。
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到了中央组织部，我们住在一起。住室是两个窑洞，后面有门相通，我和他各住一边，朝夕相处半年之久。他比我年长十岁，入党比我早十年，当时他不过三十七八岁，但在我的眼里，他俨然是一位长辈，我对他很尊敬。他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文化素养，有较高的思想和理论水平，又有着江南人少有的高大身材，戴着近视眼镜，有学者风度，说话喜欢引经据典。他也很健谈，常谈起监狱的生活和斗争，我听得津津有味。我们常常一起学习，一起开会，一起纺线，有一次还一起在中央大礼堂登台演出合唱节目。一直到1944年他离开中央组织部，这一段时间我们相处很融洽。他讲原则，遇事认真，待人诚恳，也很热情，因而在我的眼里他又是一位可亲的兄长。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到东北工作，他又回到山东做新闻工作。1953年我到北京工作，听说后来他也到了东北，以后一直做教育工作。多年来，由于工作性质不同，天各一方，音问遂稀。
1989年春，我到南京开会，他和丁莹如同志一起到703所来看我。当时他已83岁，谈起社会风气和腐败现象，犹痛心疾首，激愤不已。后来，他先后以他的力作《孔子评传》和汇集他多年写作精华的《求索集》相赠，多次捧读，获益匪浅。
匡亚明同志是一位当代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为党的事业奋斗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人民的极大损失。他逝世的次日，我曾发一唁电。几个月来总想写点东西，以寄托哀思。今天终于提起笔来，实现了这个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