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永远的怀念——缅怀李先念同志

（1993年6月3日）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了，我一直深深地怀念他。他高度的全局观念和大无畏的气概，他机智灵活的策略思想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和亲切关怀爱护干部的感人作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到先念同志是1954年春在湖北武汉，当时先念同志是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我陪同苏联贸易部第一副部长专程到湖北落实苏联援建钢铁厂项目的选址问题。设计组经过多次踏勘选了许多厂址都不满意，最后认为武昌的青山，就是现在武钢的所在地较为理想。可是在这之前，这个地方已被选为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厂址。在当时，二汽的建设对于湖北省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建厂筹委会由先念同志亲自兼任主任。两个厂址的选定产生了矛盾后，那位苏联副部长倾向于将青山厂址让给钢铁厂，因为钢铁厂选址的所需条件比机械厂要难得多。“官司”打到先念同志那里，他就这个问题谈如何决策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省委、省政府的许多领导同志，如王任重、刘西尧等同志都参加了。会上，先念同志先让我把情况给大家做了介绍，对此，与会有的同志反应很强烈，对让出青山的方案有顾虑。先念同志在仔细听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认为苏联专家的想法是有道理的，钢铁厂要求的条件比汽车制造厂复杂，厂址选择要慎重，应尊重专家们提出的意见，二汽厂址可以另做选择。他要求与会同志顾全大局。经过先念同志耐心地做工作，大家的思想统一了。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这之前，我曾听人讲，先念同志办事原则性强，不讲情面，选厂址又是一个技术性极强的工作，担心这一关不好过。万万没想到先念同志如此地尊重知识，尊重客观事实，尊重技术人员的意见，实事求是，顾全大局，把问题解决得这么顺利。实践证明，先念同志关于武钢厂址选择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1960年，我到国家经委，并兼做物资总局的工作。当时，少奇同志提议要成立物资部。为此，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李富春同志召集冶金、机械、铁道、煤炭四个部的负责同志讨论。当时，参加会议的几位同志都不太同意，因为在管辖范围上物资部与各专业部会有交叉，这就意味着有关部的一些职能要转给物资部。少奇同志的这个建议未能被大家接受，只得先成立一个物资总局挂在国家经委。1962年初，少奇同志找我去汇报工作，先念同志也在座听了汇报。当谈到成立物资部问题时，先念同志表示赞成并主动提出把商业部有关生产资料的业务移交给物资部。这件事再次证明先念同志在重大决策问题上有通观全局的战略眼光，有博大的胸怀和魄力。少奇同志要求把物资部办成第二个商业部，先念同志非常支持。1964年物资部成立，应该说先念同志是主要决策者之一。

在三年经济调整时期，一些基本建设项目差不多都下马了。因此，1962年上半年，钢材积压情况严重，鞍钢的几座高炉面临着停产的危险，形势非常严峻。我找到了先念同志，建议国家先拿点钱收购部分生铁与钢材，作为国家储备。那时由于“大跃进”的影响，国家财政非常困难。但先念同志听到这个情况后立刻说，财政再困难也要支持，不能让鞍钢停产。在先念同志主持下，财政拨专款购买了200万吨生铁和50万吨优质钢材，救活了一批钢铁企业。这一批生铁和钢材，“文革”期间发挥了作用。在“停产闹革命”的年代，国家有了这部分重要储备，使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念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7年2月，他被诬为“二月逆流”成员，多次受到批判。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他忍辱负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尽最大努力处理国务院的日常经济工作，以减轻周总理的负担。他团结同志，爱护干部，敢讲话，敢负责，保护和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如姚依林、吕东、陈国栋等同志都是先念同志多方努力才解放出来的。党的九大以后，国务院除了周总理，只有先念同志留在政治局。余秋里同志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保护下，留在国务院同先念同志一起协助总理抓业务组工作的。为了工作方便，先念同志和秋里同志住在一个院子里，并在生活上给秋里同志以无微不至的照顾。1967年春天，我“靠边站”之后，有一次打电话给余秋里同志，希望能到他那里看看文件，秋里同志立即派人把我接到国务院。我一到他们住的院门口，看到先念同志也在那里，他看到我，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对我讲了一些当时国内的形势和问题，听了以后，感到心里热乎乎的，使人在困境中看到希望，提高了信心和勇气。有一次我到国务院开会，会后先念同志关照一位同志说，机要室有一份总理讲话给宝华同志看看。我一看，是总理关于突出政治一定要落实在业务上的讲话——这在当时是犯忌的。在会上，先念同志不好传达，就采取了这样的做法，目的是让我们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后来，我把总理讲话的精神同一位同志讲了，这位同志很兴奋，又在另一个会议上讲了。不知怎么，这件事被纪登奎知道了，他一再追查，最后当然查到了我这里。先念同志得知后，对纪登奎说，“总理讲话是我让他看的”，这才解了我的围，免却了许多麻烦。值得一提的是，粉碎“四人帮”后，先念同志对于纪登奎等人不计个人恩怨，处理得十分公正。先念同志非常讲原则，“文革”期间他同“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做斗争，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总是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1976年初总理逝世后，“四人帮”采取各种手段阻挠人民群众对总理的悼念，妄图淡化总理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要派出一个代表团去坦桑尼亚参加坦赞铁路的通车典礼。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是由方毅同志主持起草的，讲稿中有一段话，说这条路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决策修建的。而那位团长竟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将总理的名字划掉了。方毅同志回来后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先念同志，先念同志对这位团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文革”后期，先念同志协助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苦撑危局，为落实干部政策、整顿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维护安定团结而费尽心血，特别是对铁路、钢铁和煤炭等战线的整顿，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1976年，他同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几位老同志一起，又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为从危难中挽救党、挽救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先念同志和叶帅从国家的未来考虑，坚决支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并同其他一些老同志一起协助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促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改革开放以来，先念同志对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给予极大支持，对少数同志所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给予坚决的抵制。他始终和小平同志站在一起，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对改革开放抱有满腔热情，特别是对借鉴国外的经验十分重视。早在1977年冬，先念同志就对我说：英、法两国邀请外贸部长李强同志去访问，你也去。你一天到晚忙于具体工作，思想不开阔，应该出去看看。我同李强同志从西欧访问回来后向他做了汇报。后来先念同志又要我去日本看看。根据先念同志的意见，1978年，我又组织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回来后，我们向中央汇报时提出学习日本企业管理经验的几点建议，先念同志说，经济要搞好，首先是企业要搞好，要扩大企业自主权。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先念同志指示国家经委提出对企业放权让利的十条意见，形成了我国第一批企业改革文件。多年来，先念同志对企业工作是十分关心的。

先念同志勤于调查、思考和学习。在战争年代，只要有点时间他就用来学习。建国以后，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这是他能够做出正确决策的基础。毛主席曾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称赞先念同志“多谋善断”，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先念同志一生为党和国家的事业鞠躬尽瘁，就在他病重住院期间还在关心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和改革开放。先念同志的光辉形象和伟大精神将永存于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