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6月25日）
张文奇同志溘逝，噩耗传来，万分悲痛。文奇是我少年时代的同窗好友。1928年我们十二三岁，一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阳中学。虽然不同班，但经常在一起切磋、玩耍。文奇思维敏捷，学习勤奋，成绩年年全班第一。在我的印象里，文奇当时是班上的“电光”。这是当时南阳的中学生对拔尖同学的昵称。
那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后的战乱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极为嚣张，我党在学校的活动受到压制，但革命斗争没有停止。学校有两位老师是中共党员，他们通过授课，言谈之中宣传革命思想，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种子。
1931年，我和他分别考入了河南大学附中和焦作工学院预科。时值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三省。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是借机“围剿”革命力量，对日寇则采取不抵抗政策。严酷的现实对青年人的思想冲击很大，进步青年纷纷探索救国之路。当时文奇和我还保持书信来往，他在信中时时流露出对贫弱的旧中国的痛心疾首和对国民党统治的强烈不满，立志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之路，于是更加发愤读书。在焦作工学院读预科期间他兼做实验员，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预科仅读了一年，就被破格录取为工学院的本科生，三年后又以高分数转考到北洋大学攻读。不久，各地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他和同学一道走上街头向群众宣传，反对国民党卖国行径，反对日本侵略我国。1934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在校期间加入了党组织，后来又到了延安，这段时间我们失掉了联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在老同学那里听说文奇40年代中期赴英国深造，他的科学研究取得了较大突破，学成之后他谢绝了英国北方铝业公司的挽留，毅然回国。
唐山解放后，文奇欢欣鼓舞，所见所闻，耳目一新，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全中国刚解放，文奇做了唐山市副市长，全身心投入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为唐山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我自1949年进城以后一直搞经济工作，大家都很忙，难得见面。直到1952年他调到北京钢院后，才有机会见到他。以后，他一直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为发展我国的冶金科学与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冶金科技人才。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和世界各地。
文奇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正直廉洁，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就我对他的了解，知道他很少花时间搞应酬，也从未因个人私事找过我，全部精力用在党的事业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接触过的科技界、教育界的同志，对文奇的人品学识，无不推崇、敬佩。他从小就忧国忧民，后来又立志科学救国。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由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成长为共产主义者，毕生献给了党的事业，最后倒在工作岗位上，对党和人民，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一生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光辉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