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严格限制对外贸易，实行严厉的禁海政策，将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不许擅自出海，清朝统一台湾以后，开放四个港口，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后下令只开广州一处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关闭了其他港口，并规定由政府特许的“广州十三行“统一经营管理贸易。并对出口的商品种类和出海船只的载重量作出严格地限制。
闭关锁国政策是一种消极落后的政策，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政策，最终导致清朝脱离世界潮流。进一步导致了闭塞、停滞、倒退。因为闭关政策并不能削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反而阻碍了自己的发展，使中国丧失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统治者愚昧无知，妄自尊大，隔断了东西方科技文化的交流，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拉大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造成近代中国被动挨打的局面，让中国不断错失走进世界文明的机会。
今天中国的版图主要就是在清初打下的，这个时期被某些人称为是“康乾盛世”。但鲁迅先生认为，康乾盛世只不过是文字狱吹嘘出来的盛世。
1712年4月4日康熙五十一年清廷下诏的“永不加赋”是在经历近百年的屠杀，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后的所谓仁政。雍正即位后对西北镇压，财政上的困窘就算是靠抄家所得，也无法完全因应。也就不顾什么所谓的永不加赋的虚妄手段，于是就祭起类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改革，将田赋和徭役合并，统一折银征收，把丁役摊入地亩的方法。
康熙一朝征收税款的基础是按人头收税，人口愈多，则地方上缴的税愈多。这种设计造成的后果，是地方官吏不愿意据实上报人口，因为报得愈多，税就得缴得愈多。康熙永不加赋的政策就是把各地方按耕地面积上缴固定的税金，与人口数无关，借以鼓励地方据实上报人口——因为人丁兴旺是所谓太平盛世的表征。以这种方式来彰显盛世不过是满清稳定民族奴役的手段。造成的是土地赋税不均，富者勾结营私，虽坐拥千亩田产而不需缴税，贫者无立锥之地，却有劳动之责。
清朝人口的增加有人将此归结为清朝统治者勤政的结果；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是明末引进欧洲人带来的南美的番薯、玉米等高产粮食作物在全国农村推广，导致“人口膨胀”。人口太多并不是什么好事，这就给后来的工业化埋下了祸根，使得中国后来的工业化时期人口失去了增长的空间，从而严重制约了工业化进程。
历代王朝都把控制言论自由当成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正常、普遍性适用的手段，从而使“言论自由”丧失了作为群众监督、揭发、约束政府机构和官员失职或腐败行为的最有效的民主手段的功能，使得政府各级官员都能有不受挑战的绝对权力，这也是专制社会的特点。名副其实的盛世应该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文都达到顶峰的时代，而满清文字狱是专制制度达到最顶点。
雍正八年，徐骏因诗文集内有“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照大不敬律斩立决。乾隆执政六十三年，文字狱一百三十余件，比全中国其他皇帝搞的文字狱总和还多。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国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康熙朝编写了康熙字典，王锡侯出于好心，认为康熙字典存在有不足，于是花费十七年心血编写出字贯，意在读康熙字典有所补益。不想乾隆得知以后，居然兽性大发将王锡侯立刻处死，还把字贯彻底禁毁。
由此事看出乾隆其实并非真正热衷文化，而是要夺取文化上的最终解释权，最终方向权，也就是要彻底控制人民的思想，尤其是汉族人民的思想，所以他要四处搜书烧书，所以他不准西洋传教士来中国，所以他不准别人注解四书五经，所以他要编写四库全书，所以他要杀王锡侯，所以他要兴文字狱。终乾隆一朝文字狱来得比自古以来的任何时候都猛烈都深刻，这绝不是乾隆心血来潮的暴戾体现，而是满洲封建统治阶层挖空心思弱化人民的长期国策，或者说长期阴谋。
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乾隆三十九年命各省查缴“诋毁本朝“之书，尽行销毁。乾隆四十年令四库馆臣对所收书籍“务须详慎决择，使群言悉归雅正“。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部还多，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
《四库全书》名义上是为了综合古今典籍，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一次彻底的清洗。企图以中国人对血泪史的集体失忆和奴化来维持其罪恶统冶，所造成的文化破坏是空前的。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历史就是这个民族集体人格的记忆主体，假如重大的历史事实受到严重的扭曲与压抑，就会产生可怕的民族整体历史失忆症，这种历史的失忆症当然会造成整个民族集体人格的变形。物质财富可以快速创造，但拨除一个民族的奴性，恢复一个民族的人格、尊严与自信，则是长年累月的艰难。而奴性的遗留与不断地恶性泛滥，比如后来的“文革”，正是真正阻碍当今中国进步的最严重的精神桎梏。
对于盛世卢梭这样说过:“盛世”中的人们可能会生活的很太平，但官僚的腐败和君主为所欲为的专制很难让人感到幸福。天下太平不等于人人幸福，监狱里的犯人生活也很平静，但你不能说他们很幸福。
满清乾隆的1740年，在所谓“康乾盛世”，东南亚的荷兰人在没有任何理由，就勾结土著人对华人进行大屠杀，华人的鲜血染红了河水，史称“红河屠杀”。
荷兰此时尚未摸清满清对华人的态度，因为需要与中国通商，也担心有所妨碍，所以派人到满清朝廷为自己开脱。但没想到乾隆的表现让荷兰人明白了满清对华人的态度，乾隆说海外华人“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
满清欲杀之而不能的海外华人，被荷兰人所杀让乾隆非常痛快。有了满清的赞许鼓励，荷兰人越发肆无忌惮。在东南亚地区大规模屠杀华人成了一项传统，而且愈演愈烈。
正当满清专制发展到高潮时，外面的世界可没停止前进的脚步。1792英国政府精心挑选了人员组成一个大型使团，即马嘎尔尼代表使团，涵盖了当时多个行业中的专家，包括植物、动物、机械等各个方面，并且带着600箱礼物，包括大部分工业革命的成果来到中国，主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
马嘎尔尼从小就深爱中国文化。受大哲学家们的影响，欧洲上流社会对遥远东方的中国充满了好奇和崇敬。欧洲哲学家对儒家文化大力推崇，其目的是把中国塑造成一个理想国来推动西方文化的进步，起到的是批判本国现实的作用。
等英国人一到中国，马上发现中国人远不是传说中的那样，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他们发现中国人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对公众事物漠不关心。英国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接触过中国人，那些人看起来都很正常。然而，生活在自己国家中的中国人，却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同时也更冷漠、麻木和残酷。
中国社会长期封闭，所以中国人长期生活在这个环境下自己感觉良好。在中国人看来，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中国皇帝是天的儿子，所以是天子。天子的王朝最伟大，所以叫天朝。而天朝周边的国家都是野蛮人，都是蛮夷。这些蛮夷见到天朝大国的皇帝三拜九叩是应该的。英国人认为与天朝没有从属关系，不进行三拜九叩，乾隆大为不悦。
本该简单的事情，却变得复杂起来。英国人没想到天朝完全没有对外交流的想法。这些英国人满怀希望地来到中国，又满怀失望地离开中国。他们希望能够同这个古老的国家建立现代外交关系：签订条约、互设使馆，同时也希望能够同她拓展双边贸易关系：开放港口、自由贸易，但是，这些在今天看似合情合理的要求都被清朝统治者一一拒绝。
消息传回去，不止英国，整个欧洲对中国都有了清醒的认识。拿破仑的那句中国人感到很骄傲的名言：中国是东亚睡狮，她醒的时候将会震惊世界。这只是上半句，后面半句是：幸好她还没有醒，那就让她永远睡下去吧。拿破仑本意并非是赞扬中国而是在嘲笑中国，而中国人却把这句话奉成了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