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着作家头衔的贪官
当官的作家，现在很是不少。县处级官员中，作家数不胜数，就是省部级官员中，少说也得有几十位作家。作家是离不开生活的，跟群众有着自然联系，对于民情民意民生比较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来看，我赞成有更多作家当官。
这些官员中的作家，有的是先成作家后当官，有的是先当官后成作家，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区别，其实来路完全不一样。就拿加入作家协会来说吧，前一种比之后一种入会要困难，前一种可以说是完全靠笔杆子拼出来的，后一种则不然，在一定程度上职位也起着作用。再从入会的动机上看呢，前一种完全是追求兴趣，后一种难说没有装风雅成分。对文学真正有兴趣的官员，把业余时间都放在写作上，歪门邪道的事情就想得少；拿文学充风雅的个别官员，业余的时间关注在别处，写作也就成了装点门面的事。
作家这个职业或称谓，早些年还算比较神圣，曾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现在再没有人这么说了。不过也好，不然显得过于沉重，压在头上支撑不住，对于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会形成思想压力和负担。何况如今的文学，商业化、金钱化、官僚化倾向，在某些时候也有表现，再没有过去那么圣洁。
但是不管说与不说，作为拿文字给人看的人，在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上，总还是要有所担当才好。既然跟文字结上缘，首先在做人做事上，自己都要有所约束，读者才会对你信服，你写出的文字才受人尊重。前不久我们从雾灵山回来，送我们回北京的司机师傅，知道我们是文学编辑，就主动跟我们闲聊天儿。这位四十出头的年轻人，大专毕业后开出租车，现在做汽车维修保养。说到他读的一些文学书，以及他知道的当代作家，丝毫都不隐讳地说：“某某作品不错,人品不怎么好，我对于一个作家，更看重他的人品。”我们听后十分感动。
现在有个别作家，不仅是人品不好，而且灵魂也不很干净，完全玷污了作家称号。最近，中国作家协会开除五人会籍，其中一个（因贪污受贿判刑）我曾经见过，当时任山西省霍州市委书记，那年邓友梅、姜德明我们几个人去灵石县，在邻县任职的他知道后，特意赶过来找到我们，请我们去他那里看看，还给我们送了他出版的书。我是做出版工作的，他出的几本书我一看，就是自费出的书，用纸好打扮得花里胡哨，正常出版的图书讲成本，出版社不可能搞成这个样子。这就是当官的作家，比之一般纯作家的优越性，被我称之为“文路顺畅”。
何谓“文路”？即，诸如出书、入会、开研讨会、请编辑吃饭、活动评奖，在这类为文的路数上，办起来就比较顺手、方便。比如，用公款（实为纳税人的钱）出两三本书，再借助自己的职务之便，找两个人一介绍就入会了，他也就成了作协会员。在名片上堂而皇之地印上“作家”二字，甭说，会给他的身价增高不少。再把“自费”出的书，往下属单位一摊派，还会挣一笔大钱，真可谓名利双收啊。一般的写作者就无此方便了。考虑到头上还有个作家头衔，自己又无时间写作或者文才殆尽，雇枪手或者让秘书代写作品，在个别官员作家中也不为鲜。
倘若仅仅这样成为作家也倒罢了，起码还知道顾及情面，可怕的是成了作家当了官，跟其他有劣迹官员的劣迹比，作家中的贪官几乎无一例外，有用金钱打通文路的劣迹。比之不是作家的贪官，更有讽刺意味和丢人现眼。比如，还有一个中年官员作家，据说也因贪污事揭出被“双规”，只是还未见被中国作协开除会籍。其实，此人的散文、书法都很不错，如果一门心思放在为文上，即使有朝一日退了休，我想都不愁没有事情干。不承想灵魂也如此龌龊，最终丢了官也断送了文运。听说（仅仅是听说）他自己交代的罪过，其中有一项就是用金钱，到北京贿赂某项文学奖评委，想让自己某部作品获个国家级大奖。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这就是作家贪官，比别的贪官的独特之处。
有的进入官场的作家，偶尔还貌似怀念文场，如有时碰到过去同道，会轻声地叹口气说：“唉，还是那会儿好啊，无官一身轻，想写点儿就写点儿，现在没那么自在啦。”其实谁都知道，如今的社会岗位，最好的莫过于当官，不然作家不会放弃写作去当官；同样可以装门面的文学也有诱惑力，不然当官的也不会往作家圈里钻，这两者一旦运用好了身价就会增值。当官的有了作家头衔，就会显得有些文气，作家当了有实权的官员，就会大大提升知名度。我觉得这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局外人无必要大惊小怪，当事者也不必故作深沉和玩玄虚。
对于官员作家来说，关键是当了官有了权，不要忘记作家的社会责任，放弃作家应该有的尊严，跟其他有的官员一样去腐败，这就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了。毕竟文学还有着净化社会风气的功能，毕竟在道德方面读者对作家还有期许，何况不当官的作家是绝对的多数，有社会责任心的作家是绝对的多数，让成千上万的同道给你陪绑挨骂，文学还怎么面对社会、历史和读者？！作家官员千万要自爱和自重。如果实在约束不住贪欲，就索性放弃作家头衔，找个有财路的地方去混。
2009年8月27日
领导者更应该讲道德
现在一说讲道德，就是冲着群众来，好像只要群众讲道德，我们的社会风气就好了。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儿，还有更重要的一半儿，被人们多多少少忽略了，这就是领导者的道德。从人数的多寡来说，群众的比例是要大些，广大群众都讲道德，是会造就一个良好的环境。然而从对道德的影响力，以及对道德的带动来说，领导者道德观念的强弱，领导者道德行为的好坏，更有着不可低估的示范作用。
从对道德理念的解释上讲，道德就是人类行为的共同准则，它没有领导和群众之分，跟法律一样应该人人平等。如果说跟法律还有区别的话，那就是道德对领导者的规范，似乎更容易受到群众的监督。法律有时还受到别的因素制约，或者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审理，它的公正与否群众不得而知。道德的标准在群众心中，道德的行为在群众眼里，对于缺道少德的官员，群众可以直接地审视。这在规教官员的品德上，有着更为积极的作用。
几乎完全可以这样肯定，大凡贪官、坏官犯法之前，首先是在道德上败坏，群众发现后敢怒不敢言，直到他受到法律的惩处。例如，为官者经常的口头禅，动辄就说“为人民服务” ，可是，是真的这样做，还是假这样做，这并不涉及法律问题，却有个为官的道德准则。试想现在揭露出来的那些大坏官，倘若仍然没有被送上审判台，他们在主席台上讲话时，喊起“为人民服务”的口号，绝对比正常为官者更响亮，即使群众发现他的言行不一，你也只能骂他是个两面三刀，丝毫影响不了他当官升官。因此，对于正常的领导者来说，遵守不遵守为官的道德，比之遵纪守法更有现实意义。
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能够基本遵纪守法的官员不少，完全恪守为官道德的却不多。原因是道德只是个良心标准，而没有实际的死硬条款约束，许多为官者往往是在不经意中，或者是没有清醒意识到的情况下，就有可能踩在道德的红线上。为官者自己未意识到，群众却看得真真切切，在未涉及法律时也只能议论，这实际上就是从道德上谴责。真心实意为民办事的官员，听到这种议论会表示高兴，并在行动上彻底予以改正，缺少官德的人仍是一意孤行，最后必然走上犯罪的道路。这就叫德不正迟早必触法。
说起来总是让人觉得有点儿遗憾，现在光是在官员中讲遵纪守法（这当然是非常必要的），却很少或根本不讲规范道德。好像官员的道德都很完善，只要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就可以算是个好官员了，就有资格跟群众讲道德了。事情恐怕绝没有如此简单。
殊不知，有的平日里没有为官道德的人，他在遵纪守法上并不糊涂，在道德准则上却缺乏自觉，难道这就是一个好的官员吗？依我看，绝不是。不信就看看自己身边的官员，有的简直就是个“败家子”，由于为官道德的不检点，政府多年在群众中的威信，就在他的手中给败坏掉了。从某种情况上来讲，这种人比坏官贪官更可怕，因为，坏官贪官犯法会受惩处，在群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让群众出了气自然也就减少。
而这种无道德的官员他不犯法，再怎么着你都对他毫无办法，结果是恶劣的影响就像顽症似的，渐渐地败坏着我们正常的肌体。正如群众在私下议论时所说，这样的官员就像是癞蛤蟆，落在人的脚面上——不咬人却恶心人，比被咬上一口两口更讨厌。可见这种缺少道德的官，已经被群众痛恨到了何种地步，难道还不应该引起注意吗？如果等到这些人发展到不可救药，再来用法律惩处势必为时已晚，对国家对他们本人都无益处。
依我看，无论在什么时候，触犯刑律的人总是少数，而不讲道德的人总是比较多，这其中也包括那些官员，因此，当我们进行人的素质教育时，千万不可忘记道德的规范。尤其不可忽略对各级官员道德的规范。官员们位踞一方、手握重权，话可以这么说也可以那么说，事可这样做也可那样做，这样那样也许并不违法乱纪，却有个道德的标准在里边。违反了道德标准，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是同样很可怕吗？
2006年9月5日
数字背后的政治
我的小孙女刚刚一周岁，当问她几岁的时候，她就会直直地伸出食指；当问她有几颗牙的时候，她又会张开拇指和食指。这就是说，即使全然不懂事的孩子，都知道一就是一、八就是八，这就是数字的真实概念。至于数字在数学家眼中，那就更是分毫无差的了，不然数字何以会成为科学。
那么数字是否还有别的含义，它所代表的量数是否还会有变化，尤其是数字竟然还会成为政治，这是我活到这么大头次知道。这还得感谢前副总理陈永贵，否则我依然还得像个小孩子，认为数字就是无法改变的死物，更不晓得它还会成为政治。而数字含量的可变性，数字属性的政治化，这个发明家不是别人，正是这位“憨厚的永贵大叔”。他在数学上的“成就”，比他的本家陈景润教授，更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所获得的报酬当然也就更大——位居国家领导人。
君若不信，请看1999年第３期《百年潮》杂志上，范银怀文章《大寨“内参”引起的轩然大波》，虽说不像当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写得那么详尽生动有趣，但是它同样会使人有所领悟和启发。要说这道“政治数学难题”，其实并不比“哥德巴赫猜想”复杂，当时就被一些农业劳动模范解开，只是因为它有政治因素在内，没有人敢于站出来向世人宣布罢了。
考虑一般读者未读到这篇文章，在这里先把范先生的文章，作些简单概括的内容介绍，或者叫做说说这道“政治数学难题”。 1964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以较长篇幅表彰大寨先进事迹，并正式树立大寨为全国农业典型。会后毛泽东特意请陈永贵吃饭，称赞他是一位“庄稼专家”，勉励他不要“翘尾巴”，并对陈永贵寄予厚望。就在这时一篇反映大寨干部抵制“四清”运动，少报耕地面积的新华社记者写的《内参》，摆在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面前。这篇《内参》所反映的问题，最早提出来的人，是跟陈永贵一样的“庄稼专家”李顺达等劳模。这些劳模为了认真向大寨学习，在参观大寨时提出疑问，诸如：1962年灾情严重怎么还能增产13％？来大寨参观的人多，接待任务重，还要开会，怎么还能一年干300个劳动日？如此等等。因此这几位劳模对陈永贵报的大寨耕地802亩表示怀疑。有关领导和部门就想实际丈量。于是有人就说：“说大寨耕地不实是个严重政治问题”，“大寨是毛主席树立的旗帜，横加挑剔是不是企图砍旗？”为了捍卫大寨这杆旗帜，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威信，这件事也就搁了下来。数字变成了政治。陈永贵的大官照样做，大寨“经验”全国照样学，农民照样是吃不饱肚子。党的实事求是精神恢复以后，1980年11月中宣部指示，对大寨耕地进行认真核查，结果是960亩以上，比陈永贵说的802亩多了158亩以上，与李顺达等人怀疑和测算的数字接近。
这件事情的前后过程，远比我讲述的复杂，因为这中间还贯穿着毛、刘二人对“四清”的看法。这大概正是数字成为政治的所在，简单事情变得复杂的原因。详细情况请读者阅读这篇文章。
读了这篇文章以后，我一直在想：假如没有拨乱反正，假如不提倡实事求是，全国仍然在学大寨，那我们的农业会真的上去吗？继续让善于造假搞鬼的人把持政权，国家的风气会真的好起来吗？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就没必要再多评论了。值得深思并需要提出的问题是：现在还有没有陈永贵式的人物？他们新的表现形式是什么？这样的人为什么在中国会得势？这倒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社会学命题。
笔者没有机会接触官方人士，对于官场的事情也无兴趣，对于此事也就不便说三道四。不过有一点我倒是想说说，这就是干部的政治品德。我们现在任用干部考察时，看在运动中的表现多，观个人的平常品德少，这样一来的结果，往往会使个别投机分子，在政治上捞取资本，在骗得职位后干坏事。笔者认识的一个人，原来不过是个小干部，就是在两次运动中，表现得所谓积极，便连跳几级成了人物，在单位掌握了实权。结果随着地位的变化，谋私的机会逐渐增多，贪婪本性便暴露出来，在群众中造成很坏影响，所幸他在的不是个有权势单位。倘若是有个机会，或者在重要机关，即使成不了陈永贵，起码也混个更大的官。像这样的缺德之人，能指望他不说假话吗？能指望他为人民服务吗？所以我觉得，对于干部不能不看运动中表现，更不能光看运动中表现，还是要全面地看待一个干部。回想过去政治运动当饭吃的年代，有些好干部就是这么被打倒了，有些坏干部就是这样被重用了，这不能不说是个教训。
数字之所以会变得假，就是因为干部品德假，科学之所以会变成政治，就是因为政治不讲科学。这就是“憨厚”的陈永贵，用960亩耕地假冒802亩，说在灾年300天增产13％，这些政治神话给我们的启示。他的副总理头衔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不把他的“业绩”弄真实了，不把他生存的环境理清楚了，今后恐怕还要出现这样的“憨厚”人，做出缺少“憨厚”的事情。
1999年3月10日
另一种座位也该让
很有一些时日了，报刊都在议论，城市公交车上，年轻人该不该给老年人让座位。从道德角度上看，更多的言论表示，尊老爱幼是美德，当然应该给老人让座；从实际情况考虑，也有人另有看法，认为年轻人工作很辛苦，不给老人让座可以谅解。总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没有办法说服谁，让不让座全凭每个人感觉，就像那首歌中唱的“跟着感觉走”。你实在累了就不让，你良心不安了就让。公交车上让与不让座位，现在已经习以为常，绝对不会受到任何责难。这说明社会的宽容。
我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人，我知道，在我年轻那会儿乘公交车，见老年人如果不让座位，四周就会有谴责的目光，这之后许多天都要内疚。同样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那时候的老年人都非常客气，先是一而再地表示感谢，他下车时见你还在车上站着，总得叫你过来把座位再让给你。一次正常的乘车让座，折射出来的社会风气，我这辈人今天想起来，心里都是温暖如春。令我完全不曾想到的是，那时看似很平常很正常的事，如今竟然拿来重新讨论是与非，而且要跟荣辱观联系起来，真不知这是社会进步还是倒退。
后来我认真地想了想，类似让座这种事情，不能木匠斧子一面砍，光拿年轻人的行为说事，老年人做得又如何呢？不客气地说，如今我也是个老年人了，我就知道一些跟我年纪相似，甚至于比我年龄还大的人，从正式职位上退休之后，又在什么学会、基金会领导位子主政，还美其名曰“发挥余热” 。而且有的人的“余热”也真够足的，一发挥就是十几二十年，等待晋升机会的年轻人都退休了他还在“发挥余热” 。这种做法果真是发挥“余热”吗？其实只是叫得好听点儿而已。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顺耳点儿叫“发挥余威”还差不多，因为有此本事的都是过去有官职的人，在位时就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退路；说得刺耳点儿就是“偎被窝”“赖座位”，倘若跟公交车上让座相比，是老年人不给年轻人让座，这种风气更坏、更可怕、更无益于社会进步。
当然，凡事也不能完全一刀切，有的是某方面专家，给个位子指导工作；有的退休后身体尚好，在某个组织管点儿具体事，这也可以视为正常，但是，应该得有个年龄底线，总不能无限期“发挥余热”吧。何况有的都到了老太爷辈儿了，出来开会走路摇摇晃晃，坐在主席台上犯困打盹儿，足见“热量”已经渐尽，还不把位子让给年轻人干，就未免太过分太说不过去了。老年人本该受到的尊重，这些人根本不会得到。像这样占位不愿动的老年人，纵然有一百个官位头衔，也只能像个守财老地主数钱，私下里自己偷着乐。人活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意思。反之，有些老年人格外受人尊重。为什么呢？一是他们人品高尚，二是他们不讨人嫌，三是他们未“占座位”，四是他们提携后人，这种老年人谁都愿意亲近。
如今什么职位什么行业，都有个时间和年龄限制，诸如基金会、学会职务，难道就是“江河万古流”吗？总得蓄点儿新水吧。过去谈到不干事的官员，有句话叫“占着茅坑不拉屎” ，现在这些“发挥余热”的官，我不敢说“占着茅坑不拉屎”，起码不会拉得比年轻人“顺畅” ，还有什么理由不把位子让给年轻人？如果说当官也要本钱的话，那么什么是最大本钱呢？恐怕最根本最大本钱还是年龄，所以才有“干部年轻化”的提法。
是时候了，应该限定“余热”发挥者的年龄，就像公共汽车上的购票标志，不然会有更多年轻人等座等到老。对于那些退休后在群众团体机构任职的官员，不妨说一声：“老领导、老同志、老爷爷，对不起，您老人家也应该让让座了。拜托，拜托。”
2007年1月6日
胡长清的皮包之谜
男人夹着名牌皮包，出出进进各种场合，在今天非常普遍。皮包里都装着些什么，外人当然无从真正了解，倘若你知道这男人的身份，猜一猜也会八九不离十。譬如，这男人是个律师、法官，皮包里装的应该是状纸，倘若，这男人是个大学教授，皮包里装的应该是讲义；要是，这男人是个地产商人，皮包里装的应该是合同，如此等等。按照人的正常思维推论，大致是不会怎么有错的。
那么，像胡长清这样的省级干部，一个地方百姓的父母官，在没有认定他是个坏人之前，让你猜测他随身带的皮包，里边装的会是什么东西，相信你一定认为是文件，而且准会毫不犹豫地猜测，是关乎国计民生大事的密件。这也完全符合人的正常思维。常言说得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个被说成“人民公仆”的人，一个拿着百姓血汗钱的官员，当然应该日夜思谋造福人民才对。他的皮包里还能装别的什么呢？
善良的百姓，天真的百姓，我们的想法看法，这回可就完全错了。
据媒体最近报道说，胡长清那个名牌皮包里，经常装的东西是这么几样：几沓钞票，一个假护照，两个假身份证和两瓶“伟哥” ，这四样东西是如何来的，我们暂且不必多说，他作为高官想弄这些，比之咱们老百姓易如反掌。至于这些东西，他会怎么用，倒是应该大有说道。钞票挥霍享受，八成不成问题。“伟哥”嫖娼玩女人，大概也不会猜错。假身份证为隐瞒官身，好像也可以理解。至于假护照干什么用，这就不得而知了，干脆就先不必管它啦。
我想说的是，一个地方政府重要官员，随身带着这些东西，他终日想的是什么，有点儿时间都在干些什么，这不也就一清二楚了吗？幸亏这种人在高官中，只是个别的而且暴露出来了，否则就会造成更大的危害。把权力给这样的所谓高干，期望他做好工作，期望他造福一方，那简直是痴心妄想，更是对老百姓的天大嘲弄。由此也就提出了个问题，我们在使用或提升干部时，如果光是注重政治条件，而忽略道德品质的好坏，在今天这种情况下，恐怕就多少会是种欠缺。
现在中央提出“以法治国” “以德治国” ，这是相当正确的措施。然而，治国以法也好，治国以德也好，都得靠人来做，如果人——尤其是重要官员，既不懂法规又缺道德，那怎么能够担当如此大任呢？国家政权交给这样的人，能够让老百姓放心吗？纳税人的钱让这些人支配，能够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