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建立，坐镇北京的清政府控制范围只有东三省、直隶、鲁、豫、甘肃、新疆八省，而南京临时政府所控制的则有14省之多，约占2/3。清政府的统治力急剧减弱。但清政府内部的袁世凯势力，握有训练有素的北洋六镇新军，军事力量强大，南京临时政府军事力量则较为薄弱。在南方革命军暂时无法彻底击败清政府和袁世凯势力，及清政府和袁世凯势力也无法镇压革命势力的均衡状态下，双方被迫进行政治谈判。这样，在1911年底到1912年初，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势力便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方势力被迫进行秘密的南北和谈。
袁世凯、孙中山两大军政势力之外，清政府内部存在着一股企图镇压南方势力并与北洋势力相对抗的政治势力。这股势力以良弼、毓朗、铁良等满洲皇室权贵为主，通常被称为宗社党。
这些清皇室权贵，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
1912年1月12日，清皇室贵族分子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人召开秘密会议。1月19日，他们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宣言，表达了既要镇压南方革命势力，又要赶走袁世凯势力的决心。这些皇室权贵，被时人称为宗社党。其成员胸前刺有二龙图案、满文姓名。他们在京津等地积极活动，企图夺回袁世凯的内阁总理职权，由毓朗、载泽出面组阁，铁良出任清军总司令，由铁良、良弼等满洲权贵统领清军南下，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并强烈要求隆裕太后坚持君主政权。
作为宗社党首领，良弼的顽抗态度非常坚决。他夸下海口，说要召集旧部，如果在三个月内不剿平乱党，情愿斩去颈上头颅。
宗社党如此嚣张，激怒了平津地区的革命党人。
在这种情势下，京津地区的同盟会将袁世凯、良弼等人视为刺杀的首要目标。1月16日，张先培、杨禹昌、黄芝萌等人以炸弹行刺袁世凯。袁世凯遇刺侥幸逃脱后，通过儿子袁克定告诉同盟会北方负责人之一的李石曾，说清摄政王召开御前会议时，清朝亲贵唯良弼之言是听，袁世凯虽是内阁总理，也没有发言权。
其言下之意，良弼不除，共和难求。
他还声言，袁世凯正在进行逼宫活动，请求平津同盟会对良弼采取严厉行动，加以配合。
李石曾得到袁克定的密报后，将良弼阻挠清帝退位的真相转告给京津同盟会。京津同盟会员闻讯后，分析了形势，认为袁世凯确实有逼宫之举，此时顽固地与南方革命势力对抗者，不是袁世凯，而是宗社党首领良弼。他们虽然对袁世凯杀害张先培等人的暴行强烈不满，但为了早日促成共和，逼迫清帝退位，乃决定暂时放弃刺杀袁世凯，将暗杀的矛头对准良弼。
良弼遂成为北方革命党人的第一眼中钉。
除掉良弼，可以瓦解宗社党，进而逼清帝退位。这是同盟会员刺杀良弼的原因所在。
谁来执行刺杀良弼的任务？
平津同盟军事部长彭家珍，自告奋勇地承担了刺杀任务。
彭家珍（1888—1912），字席儒，四川成都金堂人。其父彭士勋为清末秀才，当过清朝主事，思想激进，曾一度赴日考察，就读于日本宏文书院，返国后热衷于兴办厂矿，企图走实业救国发家之路，失败后以教书为生，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骨干之一。彭家珍从小聪敏沉着，好学深思，5岁随父亲背诵文天祥的《正气歌》，稍长又读黄宗羲等人的书。他从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及义和团的革命斗争中吸取了爱国思想养料。受父亲的影响，彭家珍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并结识了宋育仁、吴之英、廖平等新派人物，并常和父亲的门生张培爵一起研读孙中山、章太炎的反满文章，民主革命思想渐趋成熟。
1903年2月，彭家珍受父亲“非武力不足救亡”思想的影响，考入成都陆军武备学堂炮科。成都武备学堂面试是在一栋楼上举行，考官问该楼楼梯有多少级，一般考生皆不能答，只彭家珍回答无误，可见其心细如发，事事留意。1906年3月，彭家珍在成都陆军武备学堂毕业，因考试成绩列入最优等，为四川总督锡良赏识，派他赴日本考察军事，并委他从日本购买一批军火。在日本考察期间，彭家珍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秘密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为了表示反满决心，他与七名刚刚加入同盟会的青年到理发馆剪去了辫子，剃了光头并合影留念。1907年10月，他受孙中山之命回国，到四川进行革命活动。他回到四川后，任新军33协66标一营左队排长，后又升任该营左队队官，驻扎在成都城外北凤凰山。
1907年11月14日，四川革命党人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成都。因被奸细告密，四川总督赵尔丰立即调动新军入城，大肆搜捕。彭家珍立即设法通知张培爵及邱志云，转告革命党人火速转移；他又借口保卫红牌楼火药库，在四门紧闭的危急情况下，缒城出南门通知了起义部队，最后仅有数人被捕，大多数革命党人安全脱险，减少了革命损失。
1909年6月，彭家珍应张蓬山协统函邀赴云南昆明，被委任为陆军十九镇随营学堂管带兼教官，9月升任该学堂提调。次年3月，彭家珍随锡良入东三省，他由云南北上，途经越南，香港去奉天，由同盟会员刘介藩介绍，到东北沈阳任奉天讲武堂附属学兵营前队队官兼教练。在这里，他与当地同盟会建立了联系，四方联络豪客奇士，并吸收一批革命党人加入学兵营队，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加入同盟会，扩充了革命组织，使同盟会远东支部的力量遍及东北三省。
当时驻扎关外的第二十镇内有革命思想者，多为他的学生，以致袁世凯后来感慨地承认：“20镇的中下级军官，多出彭家珍之门。滦州兵变，皆其勾结，今近畿迭出暴举，足证革命党势力已及肘腋，此后祸变将防不胜防矣。”
此时，彭家珍的父亲催他回家与未婚妻成婚。他回信道：自己仍居下僚，缺乏养家的资金，必须再遨游数载，夺得将军印，否则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耶？
他断然拒绝了父亲让他回家完婚的要求。
拒绝回乡完婚后，彭家珍踏上了生死难料的革命征途。他的未婚妻在他牺牲后，仍然为他守节终身，令人感佩。
1911年春，清廷陆军部考绩，彭家珍获得一等第一名，授相当于四品的官衔，并取得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长，代理标统职位。他刚刚到天津就任，革命党人便发动了武昌起义。11月初，清政府从欧洲购置了5000支步枪、500万发子弹，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转京奉线，再运武汉以镇压革命军。彭家珍奉命将这批军火押送入关。他与革命党人、第20镇军官施从云及自己的学生商震等人联络，说服该镇统制张绍曾下令在军火经过滦州时予以截留。当军火列车通过滦州时，张绍曾率部截留全部军火，并电迫清廷停战。清廷得电后大为震惊，设法撤掉了张绍曾第20镇镇统之职。彭家珍等人谋划用这批军火发动武装起义。
遗憾的是，由于张绍曾被罢免了第20镇镇统之职，起义之事未能成行。
1911年11月，彭家珍从天津兵站搞出军米800包，军马90余匹，银元10000余元，供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之用。他又拿出清军军用免费乘车票及运送军用物资的车票，交付革命党人使用，可以通行无阻。
由于他挪出了兵站大量款项物资，清廷发现后立即通缉了他。彭家珍化名为朋嘉祯，号锡三，转入地下秘密活动。他机智地奔走于京、津、滦、奉、沪、宁之间，积极联络革命党人，密谋刺杀活动。
1911年12月初，京津同盟会成立后，彭家珍担任军事部长。他与黄复生、赵铁桥等人被派往上海联络南方革命党人，请求接济北方革命运动。他到上海后，一方面与黄复生研制炸弹，另一方面向孙中山汇报了北方革命形势和京津同盟会的工作部署，孙中山予以鼓励并指示今后工作，准备迎接南方北伐军。
尽管此时彭家珍已被选为蜀军北伐副总司令，但当闻知莫逆之交、陆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被人刺杀后，仍然决心返回北方，谋划暗杀良弼及载泽等清政府权贵政要，促进北方革命。
彭家珍返回北京后，积极谋划刺杀良弼等清廷政要。
此时，陆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被清政府任命为山西巡抚，率部在石家庄向山西转进时，被袁世凯派人秘密刺杀。袁世凯策划的这次谋杀非常隐秘，自己隐藏得非常深。彭家珍和革命党人误认为，吴氏遇刺是宗社党首领良弼所为，故在确定刺杀袁世凯后，愤然将行刺对象确定为皇族权贵良弼。
良弼（1877—1912），字赉臣，满洲镶黄旗人，爱新觉罗氏，乃清宗室睿亲王多尔衮之后，其祖父伊里布在道光朝做过内阁大学士，一向受恩深重。良弼幼年在四川成都长大，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从小接受的是正统的忠孝伦常教育，事母极孝。1899年，被公派前往日本学习军事，先入成城学校，后入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结识了张绍曾、吴禄贞等人。1903年，他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二期毕业回国，入练兵处。次年，升该处军学司监督。铁良等人对袁世凯把持北洋军权素有戒心，遂破格提拔良弼为第六镇第二十三标标统。1905年3月，他被破格提拔为练兵处军学司副使，8月，调充陆军第八标统带官。
1906年4月，他回任军学司副使，并主持保定陆军学堂校务。新军在河南彰德举行会操时，良弼担任北军审判长。1907年7月，他升任陆军部军学司司长，协助铁良振兴清室武备。1908年底，拱卫京师的禁卫军成立，他任第一协统领兼镶白旗都统，次年10月擢升禁卫军训练大臣，实际负责管理禁卫军。
良弼是清末满洲亲贵中颇有胆识的军事人才。他刚正傲骨，心存大志，自负韬略，以知兵自诩，颇有才气，参与了清末振武图强的系列活动，如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等，尤注意延揽军事人才，像哈汉章、沈尚谦、卢静远、章递骏、陈其采、冯耿光等人，均为其延纳，与铁良等人被称为清季干将。
作为满洲亲贵，良弼坚决主张对革命党进行武力镇压，反对起用袁世凯。
1911年11月，袁世凯进京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后，良弼被夺去统领禁卫军实权，同年12月9日授军谘府军谘使，兼镶白旗汉军副都统。1912年1月12日，良弼纠集载涛、载伟、载洵、毓朗、铁良等三十多位满洲亲贵大臣，组成宗社党，被推举为首领，反对与革命军议和，誓与革命党对抗到底，反对清帝退位。
1月23日，良弼为主的宗社党致函袁世凯说：“欲将我朝天下断送汉人，我辈决不容忍，愿与阁下同归澌灭。”
袁世凯阅览后，恍若芒刺在背。
良弼与宗社党还拟订了与革命党人决战到底的行动计划：乘袁世凯以内阁总理辞职相要挟时，断然解散袁世凯内阁，再由毓朗、载泽等人出来组阁，由铁良统帅清军南下，与革命军决一死战。他自己也自请随军南下作战；如果战败，则迁都热河，退保东北，内联蒙古，外结西方列强，伺机卷土重来。
良弼及宗社党这个秘密军事计划，很快为袁世凯获悉。袁世凯确认了良弼是清帝退位的阻力，也是他谋权的主要障碍，但他又不敢对良弼贸然下毒手。于是，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将宗社党的这个计划透漏给平津同盟会，以便借刀杀人。
他通过儿子袁克定告诉京津同盟会负责人汪精卫：和议不成，就是良弼作梗；要和议速成，非诛此人不可，舍此别无办法。
此时，京津同盟会专设暗杀部，由彭家珍、赵铁桥领导，在北京西河沿设置办事机关，旨在诛杀阻碍共和之元凶巨憝。在张先培等人刺杀袁世凯未遂之后，平津同盟会迅速将刺杀目标确定为宗社党首领良弼，决定杀一儆百，推动共和之实现。
此时的彭家珍，不仅获悉良弼是暗杀自己的好友、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的主谋，而且确认良弼是阻止清帝退位的关键人物，遂挺身而出，愤激地说：“有军事知识，且极阴狠者为良弼，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则此后生民涂炭，何堪设想乎！”
彭家珍决心挺身刺杀良弼，既为好友吴禄贞报仇，又为清帝退位扫除障碍。
然而，彭家珍与良弼素不相识，怎样才能认识并靠近良弼呢？
彭家珍辗转与良弼的朋友罗春田、哈满章等人搭上关系，搞到了良弼的照片，仔细观察，识别良弼的容貌。他通过观察后发现，良弼与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的关系密切，而崇恭与自己外表相似，可以假扮他去见良弼。彭家珍在奉天时已熟悉崇恭的举止习性，便决定以崇恭的名义拜见良弼，趁机刺杀。
为此，他在天津制作了一匣崇恭的名片，又购买了清军上等官服装全套，归来后穿戴上，预习了崇恭的声音笑貌，更问同人：“公等看我，如古代之大侠否？”
彭家珍派自己的学生熊斌和刘升之赴奉天，用崇恭的名义给良弼发了一个假电报，谎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愤清朝宗社即将亡，派崇恭来京密谈，商讨挽救之策。他与暗杀团成员反复讨论后认为，街头狙击的办法并不好，那样投弹准确性差，且刺杀对象易于逃脱并展开反击。因此，他提出，最好的办法是采取堵上门或直接将敌人暗杀在室内的方法。
彭家珍决定以崇恭的名义拜见良弼，直接加以刺杀。
彭家珍刺杀良弼，抱定了必死的决心。1月25日晨，他撰写的《遗赵铁桥黄以镛书》中，用极血性的文字自比荆轲、聂政及博浪投椎之张良，可见其对古之侠者、刺客的向往。他在写给同盟会诸同志的《绝命书》中，以革命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激情，坦诚地说道：自己早先在东三省时，就“欲尽个人主义去赵尔巽，不过对四川一省起见，义稍狭隘，竟未实行”。又说：“今除良弼之心已决，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不如死得荣。”
他写好绝命书后，交给仆人伍焕章500元银票，并说：“我有事他往，能否回京，尚不能定，明晨早车将余衣服用器运往天津交民意报馆，你也暂住在报馆。如果陈宪民诸先生来，请他不要住宿在我房里。”
1912年1月26日，正值农历腊八，清廷有在该日为贵胄馈赠腊八粥的习俗。宗社党魁良弼想趁此机会，与皇族贵胄商讨进击南方革命军的事宜，彭家珍亦计划于是日杀良弼。
26日晚，彭家珍探知良弼将以领赏腊八粥为名，密商镇压南方革命的军事部署，立即去隐蔽地点取回炸弹两枚，分藏于外套的两个口袋中，手枪一支插在腰间。然后，他返回寓所中西旅馆对镜进行了化装。
为了避免清政府的密探跟踪，彭家珍穿着清军标统制服，身佩军刀，拐来拐去到了前门附近的金台旅馆。他拿着印好的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的名片，让该旅馆尽快安排房间。旅馆伙计见他身着高级军官服，立即将13号房间给他居住。休息一会，他称有要事外出，命旅馆赶快替他备好马车。
他上车后，先到前门军谘府清廷贵胄聚会的地方，但未见良弼。
随后，彭家珍驱车直奔西四红罗厂良弼的官邸。守门人说良弼赴摄政王府，尚未归来，并说：“请崇大人客厅稍候。”
彭家珍在客厅等候多时，也未见良弼回家。他问道：“他是否在铁狮子胡同陆军部？”仆人称是。
彭家珍出门乘车离开，准备去陆军部寻找良弼。但当他乘车刚刚走上大街，就看见军谘使灯笼迎面而来。
彭家珍判断，一定是良弼乘驷马大车回来了。他赶紧掉转马车，先到良弼府门前，下车立于门外，挡住了良弼进门的路。
彭家珍见良弼的马车停下，立即拦车上前行礼。门丁将崇恭的名片呈上。礼毕，彭家珍将右手伸入外套右衣袋中，并口称：“有紧急军情向良大人报告。”
这时，良弼刚刚从马车中迈下一条腿，在灯光下审视了一下彭家珍，觉得不全像崇恭。他顿生疑虑，急欲躲避。
此时，彭家珍已将炸弹掷出，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炸弹触地而裂，良弼被炸断左腿，周身俱伤，倒地昏厥，奄奄一息。同时殒命者，还有良弼的几名卫兵。
彭家珍不幸被一块弹片从下马石弹回，正巧击中后脑，当场牺牲，年仅25岁。
由于彭家珍刺杀良弼的地点在红罗厂，史称红罗厂事件。
两日后，良弼伤重不治。临死前，他对妻子和女儿说：“炸我者，独不杀老萨与荫昌？聆其音确是川人，真是奇男子！”他还上奏清廷，提出了挽救危亡的建议：“尊重信条，实行宪政，以挽将倾之国势，而收已涣之人心。”
但他知道此种建议即便采用，也是为时已晚，故临终对身边人员说：
“我辈军人，生死固早置之度外，我死不足惜，唯清廷宗社从此灭亡，甚为痛惜。我见政府已不可为，始组织宗社党，刚有头绪，正要实力进行，而我遭此惨痛，我今死，清廷必亡。”
良弼临终前的哀叹，很快成为残酷的现实。
良弼被炸死后，京城中到处传说革命党已经进城的谣言，那些满族亲贵一个个都被吓成了惊弓之鸟。徐珂《清稗类钞》记述了当时清廷达官贵人之言：“革命不足畏，惟暗杀足畏。”就连之前那些誓死保卫朝廷的宗社党们，也多半在将家财入外国银行的同时，纷纷携家带口，躲进了天津、大连的租界，为自己留条后路。那位风头最劲的恭亲王溥伟，也在老福晋的严令之下，合家搬到了天津租界。
看来，清室王公被彭家珍的炸弹吓破了胆。他们见大势已去，纷纷逃往天津、大连、青岛，或匿家不出，再也不敢反对清帝逊位之事。
在京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的时节，最恐慌的其实是隆裕太后。隆裕太后优柔寡断，守在紫禁城里愁云惨淡，每日以泪洗面。被袁世凯收买的总管太监小德张，也危言耸听地对隆裕太后说：“若不答应民党的要求，则革命军杀到北京，您的性命难保；倘若能依从让位，则有优待条件，仍旧可以长享尊荣富贵。”
庆亲王奕劻对她说：“咱们已无可用之兵，除了接受退位再没有别的办法了。”隆裕太后听后，哭丧着脸对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胡惟德等人说：“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
在袁世凯的内外夹攻之下，隆裕太后和清室不得不屈服。2月3日，隆裕太后授权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谈判清帝逊位优待条件。2月9日，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达成《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八条》、《关于清皇室条件四款》等协定，扫除了清帝逊位的最后障碍。
2月12日，隆裕太后带着6岁的宣统皇帝，举行最后一次君臣朝见仪式。外务大臣胡惟德代表袁世凯，率领国务大臣包括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部大臣梁士诒、陆军大臣王士珍等14人，向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行三鞠躬礼。
这是清朝开国以来改变跪拜礼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隆裕太后将预先写好的诏书交给胡惟德说：“袁世凯世受皇恩，把这样的局面应付到今天，为国家、为皇室都出了不少力；现在按照议和的条件把国家大权交出来，交给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使天下早点安宁吧！今天颁布诏书，实行退位。”
至此，统治中国长达260多年的清王朝覆灭了。
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到这一天，只用了83天。这样迅速的胜利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胜利中也罕有其匹。彭家珍为推翻封建帝制创立共和国建立了不朽功勋。彭家珍的炸弹，对此贡献颇大。
用孙中山的话说就是：“我老彭收功弹丸。”
1912年2月22日，由于此举对促使清帝退位有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大总统令”追赠彭家珍为“陆军大将军”，其父亲被政府聘为总统府顾问。
宋教仁、章太炎等三百余位同盟会员题赠著文，评其为“歼除大恶以收统一速效”、“杀一身以救全国”。孙大总统亲率黄兴等要人为彭家珍举行国葬，追赠为陆军大将军，并在南京、北京、宜昌、重庆、成都等地为彭家珍开了六次追悼会。
1912年3月，孙中山大总统令建彭家珍大将军专祠，为全国纪念用。1938年由张群捐赠银币3000元，暂建彭大将军专祠。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彭家珍烈士光荣纪念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