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从静谧的牛津回到喧哗沸腾的北京，时逢８０年代的“文化热”达到高潮。
我所在的思想文化山头“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我去牛津前成立的，现在风头大盛，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讨论事务、规划、宏图，与几家出版社合作，出大书、出小书、出刊物，忙得不亦乐乎，意气风发。
我受编委会委托，作为特约编委编辑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译稿，与译者沟通，非常费劲，这大概是我归国后半年内主要的工作。
牛津的哲学气氛
在２０世纪的西方哲学舞台上，英国哲学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谈起这一世纪的英国哲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剑桥的罗素、摩尔和维特根斯坦这些大哲学家，他们发出的耀眼光芒使得其他任何人都黯然失色、相形见绌。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哲学的中心却不容置疑地是牛津，而不是剑桥。这种转移是如何发生的，牛津的哲学家们在关注哪些问题，牛津的哲学研究、教学活动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的？这些，是我到牛津之前头脑中时时想到的问题。
刚到英国，我就用了几个晚上和我的好友Ｇ博士谈论“牛津哲学的各个方面”。Ｇ博士曾是英国着名哲学家艾耶尔（Ａ．Ｊ．Ａｙｅｒ）的关门弟子，在牛津念哲学并获得学位，现同时在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教授哲学。他属于近年来在英国哲坛上十分活跃的中青年一代，每年都要出版一两本着作，对英国哲学界的情况十分熟悉。Ｇ博士一开始就纠正我的这一看法：剑桥在哲学上退居次要地位和牛津在哲学上的崛起，是令人吃惊和值得研究的。他指出，牛津哲学一直根深叶茂，而剑桥在罗素、维特根斯坦时代大放异彩，盖过牛津，倒真是反常的事情。事实上，早在上一世纪，牛津就因为格林（Ｇｒｅｅｎ）和布拉德雷（Ｂｒａｄｌｅｙ）等新黑格尔主义者的巨大影响而奠定了自己在英国哲学界的领先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牛津形成了以赖尔（Ｒｙｌｅ）、奥斯汀（Ａｕｓｔｉｎ）、斯特劳森（Ｓｔｒａｗｓｏｎ）为代表的所谓“牛津学派”或“日常语言学派”，重新领导英国哲学的潮流。在今天，以牛津着名哲学家达梅特（Ｄｕｍｍｅｔｔ）教授为杰出代表的“反实在论者”，提出了当代西方语言哲学中的一系列重要而有影响的主张。
Ｇ博士的这一番议论使我记起了来英前翻译《批判的西方哲学史》时奎因顿（Ｑｕｉｎｔｏｎ）在第二十九章，即“当代英国哲学”一章中所说的话。他说，从本世纪初直到１９４７年维特根斯坦退休，牛津把哲学的主导地位拱手让给了剑桥，这是颇令人吃惊的。但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起恢复了昔日的地位，是自然的。因为在牛津，五个学生中就有一个学哲学，而牛津的哲学教师至少是其他大学哲学教师的四倍。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牛津的哲学学生不可能再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了。但牛津哲学系对于全英国乃至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哲学学生来说，仍然是有巨大吸引力的。至于牛津的哲学教师队伍，照英国的标准确实是相当庞大的。
１９８７年４月，我在南斯拉夫出席一个国际哲学会议时，遇到一位曾在剑桥念本科、现正在牛津读学位的英国学生，他对情况比较熟悉，也较客观。他说，其实剑桥的哲学系也相当不错，现在之所以不如牛津那么有名，主要是人太少：整个哲学系教师不到二十人。其中有几位，如安斯康（Ａｎｓｃｏｍｂｅ）等，还是有其重要性的。我专门去查了一下，牛津哲学系中教师共有九十五人，全系设教授席位五个。
有些牛津哲学家认为，牛津哲学系是全世界大学中最大的哲学系。当然，当他们听我说起我所在的单位有近两百名哲学研究人员时，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不管怎么说，牛津哲学在英国的中心地位，除了悠久的传统外，数量优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Ｇ博士还告诉我，与别的一些国家不同，在英国当教授难，在牛津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教授的席位是固定的，只要现在的教授不退位，别人就没有机会晋升上去。这就是为什么牛津有众多的知名哲学家，但教授却屈指可数的原因。我认识几位牛津的科学哲学家，有的出版了十多本专着，有的在世界性学术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他们都是有或大或小国际声誉的学者，但他们的头衔只是“博士”，甚至“先生”。在牛津，已有两位着名哲学家被册封为“爵士”，他们是艾耶尔和斯特劳森。Ｇ博士告诉我，按英国的礼仪，我们当面称呼他们时应为“阿尔弗莱德爵士（ＳｉｒＡｌｆｒｅｄ）”和“彼得爵士（ＳｉｒＰｅｔｅｒ）”，而不是“艾耶尔教授”和“斯特劳森教授”，因为得到贵族称号比当教授更高一筹。我为这称号之事还和Ｇ博士有一番辩论。我说，大哲学家不应看重这“爵士”称号，因为有的贵族后裔对文化科学毫无贡献，凭世袭就可得“伯爵”称号，为什么大思想家还要低他们几等。Ｇ博士含笑告诉我，在某种意义上，接受“爵士”称号已不全是个人的事。如果某个哲学家受封，这说明哲学家对社会文化的贡献已受到重视，得到承认，哲学界还是希望有人得此荣誉的。他又说，达梅特教授恐怕没有可能得“爵士”称号了，因为他近来一直严厉抨击保守党政府的政策，估计政府不会提他的名。
虽然有Ｇ博士的交代，当我在开学第一天参加哲学系举行的晚会时，我仍与大家一样，对斯特劳森称“教授”而不是“爵士”。因为许多人似乎不知道这个规矩，我当然宁愿随大流。斯特劳森是那晚到场的唯一教授，他对人亲切和蔼，笑容可掬。由于各国学生都争着与他交谈，因此我不能与他从容长谈。在我与他的交谈中，他对中国学者准备翻译他的重要着作《个体》（犐状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一书，以及在合适的时候邀请他到中国进行学术访问，表示了相当的兴趣。
其实，这并不是我和斯特劳森的第一次谈话。那天上午，我去听了他的课，题目是“哲学导论：分析和形而上学”，由于是名家执教，整个讲演厅挤得满满的，晚来的学生只能坐在讲演厅的过道上。斯特劳森身着黑袍，准时入场。他第一讲的题目是：“什么是哲学？”他一开讲就引用了密尔顿和济慈的诗句，然后引证萨特、海德格尔和赖尔的观点，用以说明不同的人对于“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他的讲授基本上是宣读讲稿，而且他显然不是第一次这么做，因而显得轻车熟路、从容不迫。据我的理解，他的哲学观最后还是落脚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治疗”的主张（即认为哲学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人们错误地理解了语言的本性，对这种“语言病”的治疗将使哲学问题消失），因此，待他讲演完毕，我就去问他道：“斯特劳森教授，我相信你还记得，在玛吉的《现代英国哲学》一书中曾提到这样一件事，罗素和波普在批评维特根斯坦和日常语言学派时说，他们主张通过研究语言来研究哲学，就像是一个人老是擦眼镜却不戴上眼镜看世界，你如何看待这个批评？”斯特劳森表示他记得这件事，但他似乎不喜欢我的这个问题，当时恰好有人找他谈什么事情，他借机没有多说就走了。
除了斯特劳森的讲演外，我还凭自己的兴趣选听了其他一些课。牛津的哲学课程以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一般性讲演，每次一个小时（实际上是五十分钟，因为这里的惯例是讲演者迟到五分钟，并且提前五分钟结束），内容十分广泛，其大类有古代哲学史、中世纪和近代哲学史、一般哲学、哲学逻辑、语言哲学、精神哲学、科学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美学、形式逻辑和数学哲学，等等。
另一种是研究生讨论班，讲演者谈一个小时左右，然后由听众提问题，大家共同讨论。当然，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课程，不受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资格限制，也没有任何课程是学生非听不可的，导师只向学生介绍和推荐一些课程。
有一个研究生讨论班，课程叫做“当代马克思主义”，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很想知道这门课在牛津是如何讲授的，以及听讲者的情绪和反应。另外，这门课程的主要主持人是柯亨（Ｇ．Ａ．Ｃｏｈｅｎ）教授，我在国内当研究生时曾翻阅过他的一本书，知道他是力图以语言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和扞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形成了所谓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这个研究生班的第一讲题目是“使马克思更像达尔文”，讲演者为赫德福德（Ｈｅｒｔｆｏｒｄ）学院的约翰·托伦斯（ＪｏｈｎＴｏｒｒａｎｃｅ）先生，主持者就是柯亨教授。这门课看来极受学生重视，各种肤色的学生把一个大讲演厅挤得满满的。托伦斯先生讲演一开始引用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的一段话。恩格斯说，就像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进化规律一样，马克思也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托伦斯先生由此就发挥说，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就类似于生物界在自然选择过程中的进化规律。听到此处，我感到这样的论证太离谱，心中已打定主意不再听这门课了。托伦斯先生论证说，就像生物界的自然选择是由对环境的适应所决定一样，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社会的选择是由再生产决定的。
他的见解显然难以得到人们的支持。待他讲演完毕，主持人柯亨教授率先发起一连串的驳议，他的犀利言辞和对马列经典的熟悉，尤其是他对马克思的基本论点和论证之间的逻辑关系的透彻理解，给了我十分深刻的印象。托伦斯先生在柯亨教授的猛烈火力之下，似乎只能勉强招架。接下来，不少学生也阐述了对他的批评意见。当然，柯亨教授的结束语还是客气的，对托伦斯先生的讲演给予了一定的评价。讨论班虽然充满了激烈的交锋，但结束得还是很和气。“当代马克思主义”讨论班共有七次，其他的题目是“马克思和道德”，“剥削和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游戏中变化着的规则”，“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市场和计划”，“列宁、党以及革命”，最后一讲为柯亨教授自己的“共产主义何以可能？”
我只听了第一次讨论，但我已经给这门课程贴了一个标签：“学院派马克思主义”。
有一次，在我选听的两门课程：“哲学逻辑导论”和“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之间，有一个小时的空隙，我走进了一间讲演厅，发现这是斯温本（Ｒ．Ｇ．Ｓｗｉｎｄｕｒｎｅ）教授的“宗教哲学”课，我一下子就看出，这门课程对于许多学生是有相当吸引力的。斯温本教授的主题是分析宗教主张的含义，并为这些主张辩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