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这一年是读书年，决心把以前零散、断续读过的西方政治哲学经典着作集中、连续地读一遍。首先在书架上排开阵势，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打头，中间是洛克、休谟，亚当·斯密，押后的则是康德、黑格尔以至托克维尔。完成这次阅读，基本上是一气呵成。读圣贤书，其乐无穷。
为纪念顾准，随社科院经济所一些老学者赴河南息县，参观当年的五七干校旧址。在座谈会上，被点名发言谈顾准思想在当代的现实意义。
继承巴金和超越巴金
巴金逝世后，有多篇评论说，这意味着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已经彻底离开我们，他们已经成为过去，成为历史。同样一句话，却有不同的含义，不同的指向，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有人（比如提倡后现代主义的张颐武）说巴金是“五四”时代的最后一位大师，他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精神自由是一种“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而我们当前面临的是一个全球化和消费文化的新时代，我们不能躺在他的思想和价值上，而应该面对新的现实，超越他。
另有一种意见认为（比如评论家谢有顺的观点），讲真话、反奴性的事业并没有完成，谎言和虚假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必须自问：他的文字和精神还有多少能被现实中的我们继承。
我是持后一种观点的。巴金晚年一再表示的是忏悔和遗憾，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他的理想仍然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巴金之所以格外引起人们的尊重与怀念，与他晚年的态度和立场有很大关系，不然，人们固然会敬重他早期文学创作的成就，更会为他半生蹉跎遗憾。巴金晚年提倡讲真话是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后半生的唯一亮点，我认为更有亮度的是，病榻上的巴金公然说，有人对他提倡讲真话表示不满，但他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态度。这说明，对真实的追求，在中国是一项尚待争取完成的、艰难的事业。
人们把巴金的“讲真话”当成他几乎唯一的思想财富，这一点的价值绝不仅是过去时，而且是现在时和将来时。
我们确实应该超越巴金，如果巴金晚年的认识和境界已经是我们只能景仰而无法逾越的高度，那只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和精神水准是可悲的、令人遗憾的。
巴金是一个善良、真诚的普通人，而不是思想巨匠。他在晚年提倡说真话，除了对自己的一些经历表示忏悔，并没有为揭示历史真相做出多大贡献。要做到这一点，除了道德勇气，还需要思想的勇气和能力。巴金是少有的提倡反思和批判“文革”的人，他对于“文革”中自己和亲人惨遭迫害有痛切的感受与言说，但由于与社会生活脱节，大部分时间在体制的金丝鸟笼中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他除了反复提醒过去的悲剧之外，完全无力揭示、甚至无力探讨悲剧的根源，只能泛泛地说“文革使人性变成兽性”，“那时没有人性，变成了兽性”之类的话。
巴金基本上局限于只用道德眼光看问题，他晚年的忏悔是托尔斯泰式的，顺着这种思路，他体现和提倡的是托尔斯泰小说《复活》中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道德自我完善”，他无力追问制度的不完善，考虑如何使制度完善。显然，使得“人性变成兽性”的原因，除了在人格和道德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制度方面。
巴金的忏悔是真诚的，但缺乏历史的维度。他的反思起因于他个人和家人在“文革”中的惨痛遭遇，他没有从头思考自己自从投身于左翼文化运动以来的一生和那一段历史。相比之下，另一位文学前辈韦君宜的反思就更彻底、更有力度，她在《思痛录》中发出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感慨。巴金留给我们的，大体上是迷茫、疑惑和问号，而非有价值的内容或思想线索。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于巴金。时代在进步，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经验和可能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话说回来，在当下，要像巴金那样善良和真诚，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对自己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比如，我们应该更自觉、更有勇气，从投身于生活、投身于社会的开始就坚持直面真实，对自己真诚无欺，绝不随流和随众，绝不受任何口号和力量的蛊惑、胁迫而作恶。我们应该把张爱玲的“出名要趁早”改为“讲真话要趁早”，与其到晚年来忏悔，不如一生始终坦荡无憾。严格地说，在功成名就，成为无害的偶像之后再来提倡讲真话，其实际作用是很有限的，前人的人生遗憾，应当是后人的警诫。
我们在痛苦历史和荒唐岁月这个背景下感怀和尊崇巴金，我们以大智大勇的标准要求自己。
原载《新京报》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１日
文明冲突是否来临？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既深深地卷入到全球化过程中，与世界发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世界上其他力量发生这样那样的冲突。
研究和认清冲突的根本性质，对于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未来，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文明冲突的时代已经来临？
进入新千禧年前后，中国人逐渐感觉到自己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冲突日益明显和频繁。中国申请主办２０００年奥运会失败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人们的信心之足、期望之高与失败后挫折感之强、悲愤之深形成鲜明对照，许多人开始感到，中国是处在一个有敌意的世界中。
申奥的失败很容易使人想到这是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冲突，因为这不是经济利益的争夺，也不是军事力量的比拼；如果说北京代表了古老的中国文明——我们的申奥宣传一直这么说，我们也一直认为北京的优势和打动人的地方正在于此，那么申奥竞争中，中国面对的是西方世界的坚固联盟，它运用强大的影响力，以微弱优势战胜中国在非西方世界组成的支援队伍。
紧接着，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发表了在世界上有很大影响的论文《文明的冲突？》，把冷战后全球范围内的基本冲突归结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并且把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看成是最主要的冲突之一（另一最主要的冲突是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当时华文世界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持否定态度，强调儒家文明的核心是重视和谐，不会与其他文明发生冲突。
时隔十年，情况有了变化。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持续增强和在地区及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增加，我们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讳言我们与其他人的区别和冲突。
由于我们还不太习惯于正视经济冲突，不太愿意谈论政治冲突，于是议论得最多的就是文明或文化的冲突。这样做比较安全，可以在文化相对主义的概念中回避掉一些敏感问题。另外，中国人似乎特别热衷于文化决定论，把物质层面或制度层面的问题放到文化层面来说，似乎会达到某种深刻性。
但是，在文明冲突论可能在中国甚嚣尘上之际我们应该自问，中国面临的与外部世界的冲突真是文明的冲突吗？再以申办奥运会为例，时间只过了八年，我们的第二次申奥轻松获胜。文明或文化是相当稳定的，其变化发展十分缓慢，如何解释两次申奥结果的巨大差别？其实，不要自我欺瞒就可以发现，第一次申奥失败与文明的冲突没有多大关系，竞争中胜负是常事，决定胜负的因素有很多，不然怎么解释最近一次申奥伦敦与巴黎、纽约的竞争？如果正视现实，我们应该老实承认，中国第一次申奥的时机非常不合适。由于在此之前发生的巨大风波，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处于最低点。八年的时间对于文明或文化的改变毫无意义，但对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却不算太短。
从两次申奥的例子可以看出，以文明的冲突来解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不协调是似是而非的。
当代中国属于什么文明？
不论是亨廷顿还是中国的文明冲突论者，都预设了一个前提：当代中国属于传统的儒家文明，文明的冲突是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这个前提正确吗，符合实际吗？
人们怎么可以忘掉这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实：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起，中国的社会性质、政治制度、文化形态、教育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形成了历史性的断裂？正像以前最流行的说法：“新旧社会两重天”，这种状况至今并没有改变。
中国的传统文化被宣布为“封建主义文化”，成了批判对象，青少年再也不能从大、中、小学的语文教育中学习《大学》、《中庸》、《论语》、《四书》、《五经》等典籍，了解传统文化和学术。当然，也有“暮投石豪村，有吏夜捉人”之类的少量古代诗文，但这偶尔的点缀完全改变不了几代人与传统文化隔膜的事实。
不要说一般青年，连文科教授、知名学者和作家也对中华文明的基本内涵所知甚少，前不久发生的清华大学校长、人民大学校长在欢迎台湾亲民党主席、新党主席的仪式上表现出来的对中国文化基本常识的无知与出丑，就很说明问题。中国最着名的高等学府的校长尚且如此，遑论广大群众？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兴起了一阵国学热，但由于主流意识形态阵营中有人指责和追究国学倡导者的动机，这股热潮只冒头几个月就无疾而终。到了新世纪，国学热再度出现，人民大学开办“国学院”在媒体上炒了一阵，但终归是吆喝声大，埋头苦干者少，而实绩更是看不到。就算作最乐观的估计，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在可以遇见的将来也是无法期望的。因此，现在谈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少说也提前了半个世纪。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属于什么文明形态，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说不清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