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１月中旬赴澳大利亚悉尼，参加“宪政与中国研讨会”。
４月２２日李慎之先生逝世，悲痛中写一悼念文。
９月１７-１９日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个关于政治哲学的国际学术会议，宣读论文《重新理解“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争》。
１２月中旬再赴悉尼，参加“李慎之与当代中国思想研讨会”。
一代人的使命
１９８２年春季和夏季，几十万大学生完成学业，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他们于１９７８年春季和秋季入学，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
由于“文革”，中国的大学停办十一年，期间上演着“大批判”、武斗、“教育革命”、“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闹剧和悲剧。“文革”是以“停课闹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开始的，新大学生入学，标志着对“文革”的彻底否定；他们的毕业，宣告了一代新人正式登上社会生活舞台。
“文革”的苦难和悲剧、教育文化长期惨遭蹂躏、思想解放的潮流、国门大开的惊奇与迷惑，自身境遇大起大落的变化，这一切构成了这一代人的思想底色和精神气质。这批大学生的思想风貌和“文革”前的大学生迥然不同，他们的生活态度与后面更年轻的大学生也大异其趣。他们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又给时代留下自己的印记。
大学生从来就被视为天之骄子，而这些首批大学生幸运得简直有些手脚无措。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有下乡吃苦、城中待业的经历，很少有人梦想还有“开科举考”之日，况且不少人已经结婚，有了小孩。珍惜极其难得的学习机会，是首批大学生的普遍心态。他们之中人才脱颖而出的比例，肯定是空前的，也很可能是绝后的。
对“文革”有切肤之痛，由衷地支持改革开放，能认清左倾政策和思想的危害，是首批大学生的思想主流。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左倾思潮干扰和发难既频繁、又严重，不是批判某些人，就是批判某些书；不是说这部电影在“丑化”，就是说那本小说有问题；不是要整治某种思想，就是要清除什么“污染”。凡此种种，在“文革”中和“文革”前是司空见惯，但现在在大学生中间却很难找到市场。
那宣告“我不相信”的诗句不胫而走，那针砭时弊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大受欢迎。在此期间，遇罗克、张志新的冤案得到平反，“谁之罪”的追问直逼人心；“文革”中的所谓“反动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得到肯定，“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的论断令人耳目一新。这批大学生是怀疑的一代、思考的一代，是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的一代。
七七、七八两级大学生思想之开放，探索精神之强烈，大大超出了以往的大学生，这主要应归因于时代的潮流。在５０年代，我们有睥睨神灵的北大学生谭天荣、天性叛逆的人大学生林希翎，在６０年代，我们有敏于探索的北大学生郭世英、有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来批判中国现实的华东师大学生王申酉，但他们不是被处死、害死，就是被定为异类，更不用说无数个思想、文学、艺术探索小组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其成员被定为“反动学生”。现在，诗社、剧社、各种自办的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虽然禁区仍然存在，触雷之事时有发生，但总趋势毕竟今非昔比。“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牵动人们的神经，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使人真心实意地投入一场演习，一代年轻人生活在启蒙之中，生活在力图用理性审视一切的氛围中。
二十年的历史表明，１９８２年毕业的大学生在中国现代化的事业中，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成了中坚力量。他们中不少人继续学习钻研，甚至负笈海外，成为国内和国外的科学和学术研究带头人。更引人注目的是，许多人成为大、中学教师（有些人当上了校长、院长或系主任），出版社、杂志、电台、电视台的记者、编辑（有人当上了社长或总编），有些人成为作家、画家、作曲家、导演，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志向、立场、观点、知识、情趣铸造了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活。固然，这一代人之中尚未出现国家高级领导、世界一流科学家、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无疑是对社会文化生活具有最广泛影响的力量。
时间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１９８２年毕业的大学生与其他大学生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界限越来越模糊，再过四五年，他们之中的最年长者将成为退休者，过不了多久，再谈这代人的独特经历和作用，就只有历史意义而没有现实意义。现在，是这代人对自己进行总结和反思的时候了。
“８２年人”往往自诩为解放的一代，沉湎于８０年代初思想的开放和丰富，其实，这种开放和丰富相当之有限。不论是恢复到实践标准，还是为人道主义、人性论正名；不论是为包产到户辩解，还是替按劳分配原则证明，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恢复常识的努力，中国曾经闭关锁国、脱离世界文明的差距，不能仅仅靠这种努力弥补。何况，拨乱反正的工作，往往不得不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言说和戴着脚镣跳舞的方式进行。回想当年的“美学热”、主体性学说热，许多人在性灵之学和玄虚之论中探微索隐，少有人涉足政治学、法学等有关制度安排的领域，在社会分化日趋明显，社会利益和矛盾日趋复杂的今天，这种思想上、知识上的缺陷越来越明显。
“８２年人”往往自誉为理想主义的一代，但是，这种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并未与５０、６０年代的意识形态灌输划清界限，不少人的理想不过是旧日的道德说教，他们沉湎于过去的“高尚”与“纯洁”，把苦难当风流，他们时常处于上下两代人的夹击之中而处境尴尬：上一代人指责他们心怀异志，下一代人嘲笑他们冥顽不灵。
他们的安身立命之道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自发的、朴素的、随机的。
“８２年人”往往自称为批判的一代，但多数人的反思和批判既不深刻，也不广泛。当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或民粹主义浪潮汹涌时，他们要么随波逐流，要么手脚无措。他们没有完成批判和清算“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任务，这虽然并不全是这一代人的过失，但不少人确实是以“不堪回首”、“向后看不如向前看”为口实来搪塞。他们自以为经历过深重苦难，但对苦难的渊源并无深刻认识，对如何根绝苦难并无高见。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８２年人”是当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当初，他们怀抱着对“文革”的极左、专制和不正义的仇视和为正义社会而奋斗的决心入校，由于自己的努力，由于机遇，其中不少人现在已经功成名就，但究竟还有多少人不改初衷，对当下的民间疾苦感同身受，就很难说。当然，有人矢志不渝地为当初的理想奋斗，虽然那理想可能由于深化而有所调整、改变形态；但也有不少人志得意满，当起了德高望重的说教者，一心在体制内提升地位和扩充利益。随着社会利益的分化，“８２年人”早已分化，其实更准确地说，“８２年人”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
这一代人的成就确实比较特殊，令人瞩目。但应当明白，这只能在较小程度上归之于自己的才干和奋斗，在更大程度上，这不过是全民族和同龄人的苦难和代价的副产品。没有“文革”十年浩劫，就不会有百废待兴、人才断层的局面，第一批大学生哪来那么多机会？七七、七八级大学入学新生在应考生中所占比例之小，是空前绝后的，何况还有无数的同龄人因为种种原因根本无法参加高考。现在，首批大学生中大多数人生活在社会金字塔的中层和上层，他们不应忘记处于底层的同龄人中那些自己当年的同窗或兵团战友，他们中不少人处境艰难，并非自己不努力，而是生逢乱世、社会不公、时运不济。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可以对８２年大学毕业的幸运者提出责任和义务的问题。
这一代人必定会在岁月中消逝，但“８２年人”这个概念可能会在历史上留下来。也许，这些人中会有若干志士仁人，成为民族的脊梁，使这个概念较为正面和光辉。
希望如此。
原载《八二届毕业生》，广州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
——浅议未来中国宪政原理
近年来，中国大陆思想界、学术界显现出两种令人注目的趋势，即是对宪政民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关注与倡导。一些人热心于宪政问题，是以理论形态表现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渴望与促进，为有朝一日出现的政治改革作准备；另一些人宣扬社会民主主义，是看到了某种现实的可能性：“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官方意识形态向开放、现实的社会主义转型。
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说，宪政问题都和自由主义有关，但是，有人认为自由主义与实行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太隔膜，他们把社会民主主义理解为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理解为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之间、竞争机制与全民福利之间的中庸之道。我认为，这种理解本身并不正确，按这种理解来选择中国实施宪政的原理，更不正确，宪政的思想基础和学理资源只能是自由主义。当然，这里指的是本来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而不是当下被有些人用来为私分国有资产、靠权力暴富作辩护的“自由主义”。
不应轻易超越自由主义
回顾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在实施宪政方面作了多次努力，自民国以来，每次立宪活动的指导，都以自由主义为本，那么，在自由主义被禁绝长达半个世纪的今天，当重新考虑中国未来的宪政设计时，我们还应该以自由主义为本吗？
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劣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当中国人刚认识到西方精神、文化、制度上的某些重要价值，刚开始体认、宣传，远未达到深入认识，更谈不到实行的阶段，就见到西方本土对自己的主流传统意识的批判和反叛，再加上某些具体事件的刺激，人们于是轻易放弃对那些价值的追求，拥抱更新、更时髦的价值，以图满足“迎头赶上”的心理。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中国人在“最革命”、“最优越”的梦幻中不断碰壁，吃尽了苦头，最后不得不老老实实地从头来过，但时间浪费了，机遇丧失了。
中国人对个人自由、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等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价值，就有这种从认同、宣传，但很快就质疑、抛弃的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但过了半个多世纪，历史重演：刚开始清算“文革”的蒙昧主义和个人迷信，紧接着就是对启蒙、理性、科学的解构和批判；刚开始大张旗鼓地从事现代化建设，后现代和反现代的思潮就在知识界、文化界甚嚣尘上；刚认识到打破闭关自守、走向世界的必要性，马上就有人把反全球化运动当成最新方向。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也是如此。从严复比较系统、正规地引入西方思想和学术以来，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主流在一二十年间是自由主义，但“五四”之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就接踵而至，一些着名的自由主义先驱改换门庭，拥抱社会主义，更有不少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在自由主义立足未稳的情况下作社会主义式的修正，以至于三、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阵营的政治宣言或言论自由主义色彩不浓，社会主义色彩不浅（比如对苏维埃体制的赞扬，以及鼓吹“政治上民主，经济上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在政治上、思想上摆脱专制传统至关重要的自由主义，就在一片乱哄哄的情况下失去了扎根生长的机会。而且思想左倾激进的趋势不断发展，如果说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力量既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话，那么其中较为稳健和民主的一支不断受到打击与清洗，最后是倡导暴力革命和专政的共产主义大获全胜，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近半个世纪都成了无容身之地的异端。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自由主义话语在中国大陆重新出现，与此同时，新左派思潮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日渐猛烈，社会民主主义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新左派和后现代思潮主要是从事批判与消解，正面建构性的内容不多，因此当人们思考中国未来的宪政前途和设计时，社会民主主义是与自由主义相近而最具竞争力的另一种选择。
我认为，对于中国大陆宪政前景的基本原理和价值选择来说，不论就逻辑顺序还是时间顺序而言，我们都应该把自由主义放在先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地位。
就像市场经济是不可超越的一样，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也是不可超越的。
宪政的基础和理论框架只能是自由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相似与重合之处甚多，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两者的相同之处更是多于相异之处。我们也许可以说，在现实目标的追求方面，目前两者是大体一致或平行的，它们有大致相同的理想和对立面。但是，谈到宪政的基本原理，两者的差异就比现实追求和政策考虑层面上显现的要大得多。
我认为，从学理、历史经验和现实诸方面考虑，应当选择自由主义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