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方面是与之相关的基督教研究。我认为，思考中国社会文化问题，必须在思想上跳出这个社会文化，或曰必须站得高一些、远一些，可以看得宽一些、全一些，或曰必须拿一些不同的东西来比较、来参照，借一些“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或“攻玉”。
基督教研究就可以发挥这种作用，因为基督教虽然出自“东方”，却确实塑造了西方文化，我们要研究西方文化这块当代最大最亮的“他山之石”，就不能不研究它的内在精髓，或炼就了这块巨石的那一把“天火”。我相信，不但我个人，而且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都应该全面、真切而不是片面、歪曲地认识基督教，从中吸取我们所缺乏的东西。所以，我的研究、写作、翻译和编辑工作中很大一部分，一直都处于这个领域，其形式同样包括论文与杂文、自着与译着、写作与编辑、短篇与长篇，等等。其中属于姊妹篇的《汉语神学的根据与意义》、《汉语神学的方法与进路》全面论述了“汉语神学”这一重要概念，期能对中国基督教在理论方面的发展有所贡献；而《基督教与人文主义——从误解走向对话》则力图澄清国人对这两大精神力量关系的误解，使前者的宗教精神能对后者的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第四个方面是宗教对话和宗教哲学。这两个不同的问题之所以被我放在一起，是因为我天生的怜悯之心胜过了同样是天生的思辨头脑——宗教对抗对于族际国际纷争的助长作用，造成了无数人间血泪，这是令人无法释怀的，由此而有了对宗教对话的关注，因为对话是消除对抗的根本途径；但是，宗教对话的停滞或无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话者“各执一词”，即不理解对方（相异者）的宗教象征或符号体系，所以必须有某种能表达各种宗教意义的共同语言，那就是宗教哲学；这样，我的宗教哲学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为宗教对话服务了。当然，我并没有忘记，虽然“善”是目的，“真”也不能成为手段，而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不为功利而求真自有其独立的价值，所以，当我写到宗教哲学本身的问题时，我并没有为迎合宗教对话目的而忽略事物的真相。不过，我的求真结果也证实了我的这一信念：最高的真与最高的善是不会矛盾的，甚至是一而不二的。在这个方面的工作，我同样是因不同的时间、环境和事件，而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而且同其他方面的工作是重叠交叉的，许多书和文是哲学又是神学，是宗教学又是伦理学，是历史回顾又是时事评论，是社会批评又是心理劝导，很难说属于哪一个领域，也可以说属于多个领域（我发现，自己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或学者在工作中是不分畛域的，这是因为他们走到了相当的高度——在高山上看风景，阡陌山水的美是综合而成的；这也是因为他们关注着人类的生活——人的实存是将各个领域集合在一起的）。但其中确实有很多都涉及广义的宗教对话，甚至文化对话——中与西、古与今（或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至少是比较研究。当然，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译着，应该是孔汉思和库舍尔合编的《全球伦理：世界宗教会议宣言》；最重要的编着，应该是《对话：儒释道与基督教》及其导言；最重要的着述，则是在这一阶段已经完成，却推迟到下一阶段（２００８年）才出版的《百川归海：走向全球宗教哲学》。
五
２００１年８月底，我经过一年多的犹豫拖延，终于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现称哲学院宗教学系）任教。２０００年５月，人大的方立天老师向我提出后之所以一直犹豫，一来因为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多年，同事们关系不错，不忍断然离开；二来因为去留之“利弊”多少不但难以判断，而且利与弊就是同一件事，更难抉择——我想去的理由与怕去的理由，是同一个理由：教学生——教学生很重要，但会很忙碌。我本来就做事极慢，兴趣极广，面子极软，这三“极”，已经把我弄得文债如山、忙碌不堪！然而犹豫太久，风声传出去也太久，以至于同事们遇见时都这么打招呼：“什么时候走呀？”
这就十分滑稽地造成了不“走”反而不好意思的局面。当然我得承认，也许下意识中还是因为那同一个矛盾中的“利弊”考虑有了暂时的结论——方老师说“不会太忙”，我心想忙就忙吧！
实际上，到人民大学至今已是九个年头，不得不说，确如所料，是很忙——每学期都会感叹：“怎么刚才开学，就到了期终考试时间？”上课期间，要坐下来写点东西，似乎难上加难。随便举两个例子：一是五年前在英国写了十几万字关于当代西方宗教哲学的稿子，本想回国后扩充修改，至今不但没有时间做，连要把稿子找出来都觉得难（这当然也因为房间小，书太多而同文件混杂堆放）；二是多年来想写宗教学方面的教材，两次开工写了个开头，就搁浅在每日的事务之上了。写到这里，我不免由于自己的亲身感受，要对当前中国的教育与学术制度，说几句批评的话。当今的大学教师们无不痛切地感到，年复一年，时间精力过多地、似乎还越来越多地被浪费在填写表格、申报项目、评估、结项等事务之上，不但用在科研本身之上的时间大大减少，而且用在教书育人之上的时间更大为减少。一方面，科研体制中的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十分严重，求量不求质的倾向十分严重，这当然更助长了粗制滥造等学术腐败的风气——项目经费和论文数量直接关系到个人和单位的收入、晋级、排名等实际利益，所以弄虚作假、权钱交易等愈演愈烈。更为严重的是，科研机制日益行政化、官僚化，其中的官本位甚至长官意志日益占据上风取代学术因素。清史工程、儒藏工程、“马工程”……一个接一个，资金下拨动辄若干亿元，其中的“重复施工”、“豆腐渣”、“低效率”、“磨洋工”，还有官本位和长官意志，业内人都知道，不但民脂民膏胡洒乱抛，而且完全违反学术规律，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术规律——体现着个人精神特征的文科学术研究和学术创新，只需要学术自由这一条件，是完全不宜于采用中国内战中常用的“大兵团作战”
方法的！这种情况，宗教学学科领域亦在劫难逃。另一方面，与此相应，教学工作在大学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少受重视。因为教师评职称，主要的标准是所谓科研项目和发表论文的数量。这就在制度上驱使教师把大量精力投入项目申报和论文写作，减少了对教书育人的重视程度和精力投入。结果受害的当然是青年学生，是国家民族的未来！现在，中国的青年，不但进幼儿园就知道“讨好卖乖”，进小学就知道“行贿买官”，进中学很明白“你死我活”，而且到大学也惯看“钻营拍马”，及至攻读硕士博士的时候，也更对花钱发文章等等学术腐败“见怪不怪”了！呜呼，新文化运动时期学界前辈所谓作为学术基础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似乎也渐行渐远，沉入梦境了！
调入大学工作才几天，适逢“９·１１”事件，也遇到了我所谓“第二个９·１１事件”——一些中国青年和大学生对那种滥杀无辜的犯罪行为，竟然由衷欢呼！这里面反映的价值混乱、极端民族主义和麻木冷酷心态，其中包含的不祥和危险性质，的确不亚于“９·１１”事件本身！这实际上是我终于选择到大学工作的最大原因，因为各种各样的价值混乱实在太普遍、太需要澄清了，尽管我知道自己的微薄力量，不过如杯水车薪。
在最近这个阶段（２００１-２００９），我除了如上所述，有意识甚至无意识地都希望针对国人的精神或道德问题来写作或工作，也由于朋友、同事的约请或学校的要求而承担了一些工作，其中主要的有“基督教经典译丛”（２００９年开始出版）、“宗教学译丛”
（２００４年开始出版）和《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２００６年）等的主编工作。其中前一套书主要是我很钦佩的年轻朋友游冠辉、孙毅和章雪富等人的辛劳所致，我只是由于三联书店的坚持和他们的邀请而挂名，第二套书是人民大学的所谓“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
的项目，但竟然由于对宗教类书籍出版的限制而停止了出版！第三本书虽是学校“２１１项目”的子项目，但我作为主编，还是尽力要求作者们加进了对十分敏感几成禁区的中国当代宗教问题的描述和思考。
当然，上一阶段四个方面的工作，在此一阶段仍在继续进行。不过，由于教学课程和学校环境的要求，似乎在纯学术性宗教学或当代所谓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Ｓｔｕｄｉｅｓ方面投入了较多的精力。这一阶段我比较重视的作品，在中国社会文化方面，有《宗教、道德与爱的维度》以及《中国传统中的人文精神与宗教精神》、《基督宗教与儒教中的人性尊严》、《龙与鸽子：当代中国的国权主义与基督宗教》；在基督教研究方面，有关于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关系的五篇系列文章，和与杨熙楠合编的《汉语神学读本》及其“导言”；在翻译方面，有《大学的理念》（纽曼着）和《基督教神学原理》（麦奎利着）；在宗教对话和宗教哲学方面，有《文明冲突还是文化盟约？》、《宗教对话的理论探索》，当然，最重要的应是《百川归海——走向全球宗教哲学》，该书虽然基本完成于１２年前，但仍然代表着我对作为宗教对话基础的“全球宗教哲学”的系统思索。
在这个新世纪，不论是在那惊人的第一年还是以后１０年，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所有写作、翻译、编辑和演讲，都有意无意地集中在“爱”、“和解”、“对话”和“基督教”对中国的意义等相互关联的问题上。尽管现实世界上发生的诸多事件令人心痛地残酷，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残酷，我们才要，也更要坚持与之对立的“爱”的理想——正因为梦想未能实现，人才要，也更要持守梦想！
马丁·路德·金在死前的最后演讲中说：“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不断努力而梦想永远无法实现，而我们的人生正是如此。”但他又说：“令人欣慰的是，我听见时间长廊的另一端有个声音说：也许今天无法实现，明天也不能。重要的是，它在你心里。
重要的是，你一直在努力。”
所以，我仍需努力。不仅是为了好的学术，而且更为了好的人生。归根结蒂，学术，是来源于人生，也归结于人生。而信仰、希望和爱，乃是人生最后的支撑。
２０１０年２月４日（立春）完稿于中国人民大学宜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