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的拒绝让立宪派感到莫大的失望，但并没有使他们从此一蹶不振。因为：
1．他们对这一点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在24日通告各省咨议局时就说道，“兹事体大，断非一呈所能得效。”
2．清政府这次上谕的态度还比较温和，甚至还对他们的“爱国悃忱”表示“嘉悦”，从而使他们产生了更多的幻想，觉得只要坚持不懈，继续请求，是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的。
这时，梁启超于2月20日在日本创办了《国风报》。其广告中说：
本报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月出三册。
创刊号上发表了孙洪伊等人的《国会代表请愿书》，编者按在叙述了清政府拒绝这次请愿的上谕后接着说：
各国要求国会，无不几经波折，备历艰苦，甚至乃至流血，而后国会乃得成立。我国国民国会请愿，此其第二次耳【戊申夏秋之间，曾有国会请（愿）之举，然上书未达天听，则此次实为第一次国会请愿也】。虽缩短年限之请，未得俞允，而朝廷之意，固不过郑重审慎，初未尝严词峻拒也。心诚求之，安知不回天听耶？且较之各国，其难易已判若霄壤。愿我国民无以稍一失败而遽自馁也。
梁启超的这种态度，同国内立宪派是一致的。
这次请愿虽然没有成功，但代表们继续准备再举努力。他们致书各省，略言，“国会请愿，未蒙俞允，迫切呼吁，当在后援”。并且决定，“组织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草定简章，宣布实行。凡赞成请愿者，均得入会为会员。责任所在，当与全国人民共图之”。在《简章》中规定：该会“非到国会成立之日，不得解散”。
1910年2月6日，在京请愿代表共同议决数事，主要有：
1．第二次请愿定在三四月间进行，各省代表当在3月30日前赶到北京。
2．出京代表负有组织同志会和运动一般人民继起请愿的义务。直隶并认往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山西、河南诸省联络；江苏认往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诸省联络；广东认往福建、广西诸省联络。
3．通电海外华侨，请各举代表来京，与各省代表同时请愿。
4．留京代表设京师事务所，并组织报馆（这个报社后定名为《国民公报》，由徐佛苏担任主编）。
5．咨议局联合会按在沪决议，定每年农历六月开会，各省应如约举一两人与会。
第二天，在京请愿代表又开会议决：先行电告各省绅、商、学各团体，暂以京师代表团为开会总部，请各省赶设分会，举定干事，以便继续进行。不久，又致书各省团体，要求“各省以绅民之名义，自举代表上书请愿。其签名之必须普遍于各府厅州县，不可限于省城。人数愈多愈善。如第一次签名人少，即再为第二次、第三次之运动。既可以厚集势力，并可借以唤起一般国民。当劝人签名时，尤须开会演说”。
经过第一次国会请愿活动，立宪派在国内外的社会影响迅速上升。2月上旬，北京各界借西珠市口当业商会开会欢迎各省咨议局联合代表，到会之人十分踊跃。福建代表刘崇佑演说：“国会既未允准，自应再筹商请愿办法，以促其必成。”直隶代表孙洪伊的演说更为激烈，他说：“政府既未允准国会，即应停止各省国债。俟国会允准后，再行开办。”
5月初，各省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分会先后成立，请愿代表开始陆续赴京，第二次请愿的时机渐次成熟。
这时，由徐佛苏主稿的《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发表，系统地阐明了他们在请愿国会问题上的主张。这篇1万多字的长文，一开始就宣称，“吾国今日怵于内忧外患之纷乘”，“佥谓为救亡之第一策略者，非速开国会乎？”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证“吾国若能速开国会，可革一切贫弱之源。”认为，只要速开国会，就可以消除君民隔阂之弊、官僚不负责任之弊、财政困窘之弊。它特别强调召开国会可以起收拾人心的作用。指出中国速开国会，士民既有议政之权，忠爱油然发生，自当受国法之检束，断不至东奔西突，逸出范围，以倡横议；而全国人民亦觉既有代表参与政治，彼亦各安职守，不至出位代谋。是国会一开，四海归心，国是大定，人人沐宪政之福矣。第二部分论证了中国有可以速开国会的条件，批驳了反对者所持的现在国民程度不足、宪政各事筹备还不完全等论调。第三部分论证了要速开国会必须有政党的准备，并且把国会请愿同志会称作这种政党的雏形。
第二次请愿代表的社会面明显比第一次更广泛了，不仅是各省的咨议局，而且有商会、教育会、政治团体、华侨等。
《时报》在一篇社评说出了他们的心情：
第一次国会请愿代表之不得成功也，政府以为恐非国民之公意也。今第二次之国会请愿代表又上途矣。咨议局之外，又有商界、学界。如再不成功则再举代表，再不成则再举，使尽中国之民而尽为国会请愿之代表，则政府虽欲不开国会，其可得耶？
6月份，入京请愿代表已达到150多人。他们所代表的号称30万人。16日，请愿代表80多人前往都察院递上请愿书10份。计有：直省咨议局议员代表孙洪伊等，直省商会代表沈懋昭等，直省教育会代表雷奋等，直省政治团体代表余德元等，直省绅民及旗籍绅民代表李长生、文耀等，东三省绅民代表乔占元等，苏州及上海商会代表杭祖良等，江苏教育会代表姚文柟等，南洋雪兰峨三十六埠中华商会代表、澳洲华侨代表陆乃翔。
这次上书的言辞比上次更为激烈。
请愿书中说道：
夫有国会，然后可以举行宪政。无国会则所谓筹备者皆空言。
这已是在指斥清政府的筹备立宪了。请愿代表上摄政王载沣书中更说：
今日时势，主少国疑，民穷财尽，外患鸱张，饥馑四告，革命党又前仆后起，如燎方扬。民情隔阂而不通，政治敷衍而无实；弭乱救亡之策非开国会果有他术乎？
摄政王载沣得知各地请愿代表陆续抵京后，曾多次询问军机大臣：国会是否应当速开？军机大臣们都不置可否。请愿代表上书后，6月21日，都察院据情入奏。27日，载沣又召见各衙门行政大臣，议定仍需待九年“筹备完全”后方可召开国会。同日颁发上谕，申斥请愿代表说：“谓议院一开，即足致全功而臻郅治，古今中外亦无此理。”宣布：“定以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院。”并且警告道：“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
这次请愿代表的请愿决心比上次大得多，清廷这道上谕下来无异是兜头一盆冷水。各代表在接奉上谕后立即商讨对策，决定扩大代表团的组织：原以咨议局议员代表为限，今特扩张范围，凡各界代表之在京者一律加入。同时，选出职员十人，有孙洪伊、方还、黎宗岳、周树标、邓孝可，文耀等；编辑八人，有雷奋、孟昭常、徐佛苏等。要求各省设立全省同志分会，并督促各府、厅、州、县成立分会。又议定第三次请愿在明年3月改向资政院上请愿书，同时请各省督抚代奏。特别强调：三次签名，须普及于农工商各界，人数每省至少须百万以上。
8月31日，梁启超在《国风报》上发表了《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的长文。文章一开始就对清政府这次拒绝早开国会表示愤慨，指出：
国中咨议局及其他公私团体，痛国事之败坏，忧宗社之陆沉，敬谨联合二十余万人，为第二次请愿国会之举。乃以五月二十一日奉上谕，深闭固拒，未予曲从。
这时，广州新军起义、长沙抢米风潮和莱阳抗捐抗税斗争已相继发生。梁启超就在文章中使用了很激烈的语言写道：
使政治现象一如今日，则全国之兵变与全国之民变必起于此一二年之间。此绝非革命党煽动之力所能致也，政府迫之使然也。
吾敢断言曰：中国而欲有国会者，惟开设于宣统四五年以前为能有之，过此以往，吾中国永无开设国会之时矣。
金冲及、胡绳武在《辛亥革命史稿》第二卷中说：拿第二次请愿同第一次请愿比较一下，时间只隔了五个月，进展是十分明显的。
1．在国会问题上的主张更系统了；2．参加运动的社会面扩大了，除咨议局代表外已有商会、教育会、华侨等，有些省并已发动了有一定群众性的签名活动；3．态度已渐趋激烈。
这一切都预示着行将到来的第三次请愿，无论在规模和激烈程度上都将远远超过以前的两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