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留日学生发起的拒俄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排满革命的思潮也在上海迅速高涨起来。这个高涨起点的标志，便是刚从日本归国的青年留学生邹容所写的《革命军》一书在上海的出版和发行。
邹容，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字威丹，四川巴县人，留学日本时改名为邹容。他的父亲邹子璠，是一个拥有巨资的富商。邹容幼年时，就很有反叛性。12岁时，第一次参加考试，他就因同考官顶撞而退出试场，用拒考来表示反抗。他对父亲说过：
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1898年，邹容13岁时，随日本人学习英、日文，开始接触到西方民主学说。
容因此得识诸学门径，习闻欧理绪余，乃浏览种种新籍时报，每有所刺激，好发奇辟可骇之论，又纵谈时事，人因是以谣言局副办呼之。无少长贵贱，如其人腐败，或议有不合，容必面斥之。
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的消息传到四川，邹容悲愤异常。他冒着危险把谭嗣同的遗像悬挂在自己的座旁，并题“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的悼念诗以勉励自己。
1901年夏，邹容怀着学习革新本领的愿望，到成都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生。他回家时，给大哥蕴丹写信，痛斥科举制度：“近国家多难，而必欲糜费千百万之国帑，以于百千万帖括、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中，而拣其一二尤者，于天下国家，何所裨益？”并劝他大哥：“其从事于崇实致用之学，以裨于人心世道也可。”当他准备留日时，他的舅父刘华廷阻挠他说：“中国之弱，乃是天运。”“汝一人岂能挽回？”“若欲为国，试看谭嗣同将头切去，波及父母，好否自知。”邹容在离家到上海后，给他父母去信时，断然表示：“人人俱畏死，则杀身成仁无可言。”只要正义所在，“虽粉身碎骨不计，乃人之义务也”。
1902年春，邹容到达日本东京，进入同文书院学习。
容在蜀时，既有所感触，及东来，日受外界刺激，胸怀愤怒，愈难默弭，思想更趋激进。凡留学生集会时，他常争先演说，言辞犀利悲壮。
那时，驻日南洋学生监督姚文甫站在清政府的一边，经常排斥和迫害留日爱国学生。马君武不能入成城学校、刘成禺不能入联队，都是他出的主意，“人言籍籍”，“多归怒于姚”。
1903年3月31日，邹容和张继、翁浩、王孝缜、陈由己五人，乘姚文甫有奸私事，夜闯姚文甫的住所，持剪刀剪断了他的辫发，把姚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并在旁写道：“南洋学生监督、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
1903年4月，因姚文甫辫发事，邹容被迫离日回国。
回到上海后，邹容住在爱国学社，和章炳麟同寓。邹容与章炳麟、章士钊、张继十分投合，遂结为了兄弟之盟。这时，正值拒俄运动开始高涨，邹容积极参加爱国学社的各种活动。1903年4月27日，邹容参加了爱国学社在张园召开的拒俄大会，后又加入国民总会。不久，邹容就奋笔疾书，完成了极富感染力和战斗性的宣传民主革命的著作《革命军》一书。
《革命军》这部著作，1903年5月，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发行。上海出版的《苏报》在6月9日刊登了章士钊的《介绍革命军》和署名“爱读《革命军》者”的《读革命军》，6月10日又刊登了章炳麟的《革命军序》。
《革命军》这部著作，在清末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历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它以通俗易懂、论事晓畅、痛快淋漓的笔墨宣传革命思想，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从而产生了空前巨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旗帜鲜明地宣传革命、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开山著作。
一打开《革命军》这本书，映入人们眼帘的就是邹容对反清反帝革命的热情洋溢的赞颂：
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我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我们不妨作一些比较：在邹容之前，孙中山自然是有明确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思想的，他所领导的旨在推翻清政府统治的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实际行动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他自己到1903年为止，一直还没有写出比较系统的宣传革命思想的著作。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日报》又因短于学理，不为人所重；1901年的《国民报》是有革命倾向的，但它这种倾向常常以隐晦曲折的方式来表达，没有正面地响亮地喊出反清革命的口号；《江苏》上《革命其可免乎》等文章的发表，已在《革命军》出版以后。因此，像这样旗帜鲜明地高举起革命的旗帜，痛快淋漓、毫不吞吞吐吐地鼓吹反清排满革命主张的著作，《革命军》应该算是开中国近代思想界之先河。它在当时许多人看来，确实有着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意义，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在《革命军》中，邹容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思想。
邹容响亮地喊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
他激情洋溢地写道：
夫人之爱其种也，必其内有所结，而后外有所排。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世界人种之公理、抑亦人种发生历史之一大原因也。
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以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思想同西方资产阶级人种学杂糅在一起而成的。
邹容把中国当前的民族问题，集中到“反满”这一点上来。并从三个方面去宣传和鼓动人们“反满”的情绪。
1.他引证《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所载的种种历史事实，提出“父兄之仇不报，而犹厚颜以事仇人”；“高曾祖若有灵，必当不瞑目于九泉”，来重新激起人们“为父兄报仇”的旧仇新恨。
2.他从现实生活中的实例，列举少数满人专有行政官之半额、八旗驻防各省以防汉人、八旗子弟有自然俸禄等事实，来说明满汉两族待遇的不平等，以激发人们的“不平”之气。
3.他从清政府的对外态度中，以上谕中的“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等语来揭露清政府卖国媚外的真面孔，以号召人们放弃对清政府的幻想，进而鼓动人们去“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用武力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恢复汉族的国家。
邹容在《革命军》中提出的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目标，鼓动人们排满，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在书中也表露了浓重的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他不分阶级地认为只要同出一族，就都应该团结在一起，共同排斥他族。他所反对的对象，不限于清朝的少数统治者，还把整个满族人民都污蔑为“披毛戴角之满洲种”而要加以“诛绝”。这些，自然是十分错误的。他甚至还认为，“我中国固具有囊括宇内，震耀全球，抚视万国，凌轹五洲之资格者也”，如果不是处在清朝统治之下，“吾恐印度也、波兰也、埃及也、土耳其也，亡之灭之者，不在英俄诸国，而在我中国，亦题中应有之目耳。今乃不出于此，而为地球上数重之奴隶，使不得等伦于印度红巾、非洲黑奴。吁！可惨也！嘻！可悲也！夫亦大可丑也！夫亦大可耻也！”当本民族自身还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奴役下时，邹容就已经想到：一旦解除了这种压迫奴役，就可以反过来压迫奴役其他民族，这正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反动一面。这个错误的思想，也在邹容的《革命军》里暴露得无遗。
邹容在《革命军》中，旗帜鲜明地、系统地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
邹容从国民的天赋权利这一观念出发来提出问题：
今试问吾侪何为而革命？必有障碍吾国民天赋权利之恶魔焉，吾侪得而扫除之，以复我天赋之权利。
“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人不平等，初无所谓君也，所谓臣也。”“后世之人，不知此义，一任无数之民贼独夫，大盗巨寇，举众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无一平等，无一自由。”
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交，实一部大奴隶史。自世界文明日开，而专制政体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
邹容得出这样的结论：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
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
在《革命军》中，邹容还进一步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
“定名中华共和国”；“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在各省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行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
邹容在全书最后，响亮地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像这样旗帜鲜明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像这样系统地提出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前无古人，后有来者，邹容不愧是中国思想界公开反清的第一人。
在邹容的心目中，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是中国革命的最好榜样。在他所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中明确地规定：“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立定。”他特别推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在他看来，法国革命也好，美国独立也好，都是卢梭等人的学说结出的丰硕果实。
邹容激情四射、欣喜若狂地写道：
夫卢梭等学说，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旛以招展于我神州土。不宁惟是，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表木。
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当时，许多革命者真诚地、丝毫不加批判地把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看做是自己学习的榜样，十分相信学了这些东西就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真正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那时放在中国人面前的最主要问题，就是要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在当时许多人看来，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正是最出色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的最好的范例。因此，法国和美国的革命模式就成为当时许多革命者心目中的最高榜样。邹容《革命军》中的这几段话，确实把当时革命者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五体投地、顶礼膜拜的崇拜心情，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
邹容《革命军》一书的发表，在当时国内思想界，有如平地一声春雷，一道闪电，让人们振聋发聩、耳目一新。它在中国民众面前树起了一面鲜明的旗帜，对于反清革命运动的开展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由于《革命军》充满着炽烈的革命激情，笔调又通俗明快、犀利深刻，使人读着它就像触到了电流一样，无法平静下来，这就更增强了此书的影响力、感染力、传播力。
《革命军》一书出版后不久，章士钊在6月9日的《苏报》上发表《读革命军》一文，指出：
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挦扯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李商隐于韩碑“愿书万本诵万遍”，吾于此书亦云。
《革命军》出版后，翻印流传极广，一时风行海内外。香港翻印的称之为《革命先锋》，新加坡翻印的称之为《图存篇》，上海翻印的有的称《救世真言》，在横滨与章炳麟《驳康有为书》并刊的称《章邹合刊》，还有将它与《扬州十日记》合刊的，销售总数当逾100万册以上，在清末革命书刊的销数中以绝对的优势占居第一位。
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以后在回忆中写道：
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1903年3月，也就是拒俄运动前夜到达日本留学的吴玉章也在回忆中写道：
至1903年夏，邹容的《革命军》出版，革命的旗帜就更为鲜明了。邹容以无比的热情歌领了革命，他那犀利沉痛的文章，一时脍炙人口，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虽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所宣扬的革命还只是基本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加上一点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其中尚有不少狭隘与偏颇之处，今天看来，当然是早已过时的了；但在当时，他这本书的出版，对人们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跃进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泯灭的。
“我在去日本途中，就已经呼吸到了革命的空气；到日本以后，又受到了更多的革命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参加了拒俄学生运动；这样，改良主义思想在我头脑中就逐渐丧失了地位。”“由于经过了这许多变化，所以当我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等文章以后，我在思想上便完全和改良主义决裂了。”
可见，邹容的《革命军》一书的问世，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点燃了人们心中的革命之火，其宣传与鼓动人们反清反专制的爱国情绪，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初年的整整一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