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重的民族、国家危机面前，当时统治着中国的清政府又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
应当说，鸦片战争以后的半个世纪，爱新觉罗王朝日益破败衰微,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已经从顶峰上跌落下来。使其然者，首先是资本——帝国主义多次洗劫和掠夺。对清政府来说，尊严的折辱和利益的分割，是被迫的，痛苦的，其间不无反抗，因而有其组织的五次大规模的民族自卫战争。但是，一次次战争的惨败、一项项丧权辱国的条约，记录着清政府一次次屈服妥协的过程。庚子八国联军入侵之役，清政府以极其屈辱的条件和代价，结束了战争，保存了自己，但已经到了十分虚脱困乏、支离瓦解的地步，专制皇权不得不匍匐在列强的淫威之下。
这是一个已经病入膏肓、极端昏聩的卖国的政府。它不但谈不上保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反，却大量出卖国家权益，以换取列强的原谅与支持，镇压人民的反抗，以维护它在国内已经摇摇欲坠的统治。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给清政府的打击是沉重的，并且是多方面的。这次战争，充分暴露了清政府腐朽落后的本来面目。30年来一直被大吹大擂说成可以“自强”和“求富”的洋务运动，在无情的事实面前宣告彻底破产。长期以来被清政府倚为柱石的淮军和北洋海军，在战争中一败涂地，溃不成军。战争的结局使清政府在转眼间就失掉了赖以维持自己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形成了一时难以填补的实力空白。从财政上说，甲午战前清政府虽然早已财用日竭，但在百计搜罗后还可勉强支撑；战后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其中第一年就要交付八千万两，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岁入总额，财政平衡因此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日本割占台湾，最初还要割去辽东半岛，更使清政府连“祖宗”的根本重地也发生了动摇；北京的门户洞开，清政府的继续生存遭到了直接的威胁。
甲午战后的严重局势，迫使清政府更加偏向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一心一意地投靠沙皇俄国，企图在俄国的卵翼下，苟延残喘地维持它的腐朽统治。三国干涉还辽的成功，增强了清政府的这种幻想。于是，在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一片联俄的狂热呼声，甚至连依附于英国势力的长江流域的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一时也都极力主张联俄制日。
刘坤一奏称：
凡与俄国交涉之事，务须曲为维持。有时意见参差，亦复设法弥缝，不使起衅。
张之洞更是奏请：
与之订立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
1896年，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清政府派遣李鸿章为专使前往祝贺。可是，李鸿章刚到俄国，沙皇就强迫他签订了出卖中国东北主权的所谓中俄《同盟条约》。中国被逼迫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接造铁路，直通海参崴。清政府偷鸡不成倒蚀把米。
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后，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又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根据《辛丑条约》，清政府失去了抵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最后一点能力，它不得不彻底屈服各国列强，成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最驯顺的统治工具。
1901年2月，当列强提出和议大纲时，那时还流亡在西安的清政府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立刻发出一道“皇皇上谕”，宣布政府今后的对外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且觍颜无耻地宣称：“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
《辛丑条约》签订后，1902年1月，清政府从西安回到北京。进宫那天，当西太后乘舆经过使馆人员站立的阳台时，她在轿中欠起身来，以非常和蔼的态度向他们回礼。当1月28日慈禧太后接见各国使节时，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这件事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乃是因为这是西太后第一次在召见中公开露面，而不是在纱幕后面。2月1日，她接待外国使节夫人，在问候这些夫人的时候，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这些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一些戏剧性的枝节小事，但却很具有象征的意义。它显示出了经过庚子八国联军之役，清政府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在政治关系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微妙的变化，从心理上，清政府已经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淫威之下。
1901年以后，清政府一再传谕保护外人权益，竭力镇压人民反帝爱国运动，聘请外国人担任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财政、军事等顾问，甚至连地方疆吏的任命也听任外人摆布。1901年春，归绥有外人被杀，绥远将军永德几乎被问斩。梧州英领事一电，广西巡抚于荫霖当即开缺。1903年初，俞廉三简任山西巡抚，驻京英、美、法三国公使闻讯，联名照会清政府，说山西省传教最盛，俞廉三是顽固性成之人，为该省巡抚，将来教案之起，正未有艾，请另简他员补授，以为防患未然。清政府无可奈何，不得不令俞廉三退官。经过上述事件，各地方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只能更加兢兢业业地一意媚外，竭力维护外人在华的特殊权益；外人或有所要求，如果不至过于难堪，地方官从不敢峻拒；外人即有要索过于难堪处，地方官亦必曲为设法，通融办理。
清政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将卖国面目清清楚楚地暴露在了全国人民的面前。事实说明：清政府已经是“洋人的朝廷”，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代理工具。
正因为这样，人民大众对待清政府的态度自然就不能不相应地发生急速的变化。如果说，在这以前，还有不少人对清政府存在着种种幻想，希望它能够“图强御侮”，能够保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话，那么，到此时，抱着这种幻想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江苏》第四期发表文章说：
列国对华政策，方利用其政府以压制我国民。不公然割我土壤入彼版图，起我国民之反抗力，及分利不均以引动全球战祸。乃出以至狡猾、至险狠之手段，尽网罗我国民之权利而留一地壳以居之。是将使我国民束缚于重重之压制以自相屠戮自相消灭，而满清政府为彼之功狗也。长此悠悠，暗无天日。我国民之目的，如即视政府为国家，则将实受覆亡之惨，而终其身在睡梦中，我同胞盍三思之。
《江苏》第六期更是直截了当地呐喊：
起！起！排满排满！满洲不排，则我同胞无再生之日。
既然清政府将自己的利益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利益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那么，人民大众自然也就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反对清政府的斗争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这是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