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羽
我从天津赴济南开会，一进门口，中国美协的同志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河北的田辛甫同志去世了。”我愣住了。迷迷恍恍的躺在房间床上，仰望着房顶，“是真的吗”，“难道是真的？”
田老去世了。我们一起相处了三分之一的世纪。一起下乡，一起作画，一起办刊物，就连“文化大革命”时挨批都是在一起。但是，很遗憾地是，我因工作在外地，消息阻隔，竟没有能最后见上一面。
我，振业，信芳，润书，我们这些老头儿还都在年轻的时候就与田老在一起工作了，他是领导，但我们从没有把他看成领导，因为他一点儿架子都没有，他在我们眼中是老头儿，是长者，而且是忠厚的长者。
他勤恳，朴实，厚道，在他身上汇集着农民的好的品德。
远在50年代初，我们就经常一起到农村去深入生活，搜集素材。大家挤在一个屋里，或坐在凳子上，或蹲在炕头上，抱起画板画年画草图。我们年轻人总是坐不住，嘴也闲不住，不是跑出闲溜，就是聊天儿斗嘴。实在不像样了，田老才干预一下。他头也不抬，笑嘻嘻地：“快画！快！快！”似乎是给我们做个样子，更加快了“哧哧”声（因为他喜欢用硬铅笔。除去到老乡家吃饭，屋子里的“哧哧”声整天持续不断）。
多年来给我的印象是，除了看稿子，开会，无论何时进到他屋里，总是看到他挥笔作画。我真敬佩，他怎么有那么充沛的精力，那么浓重的兴趣，画笔似乎成了他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基于这种想象，我很早就打算为他画一幅漫画像：右手变成一管巨大的画笔。
田老到底画了多少画？无法统计，仅就我足迹所及，“田家”的葫芦，冬瓜随处可见。我设想，田老一生辛勤所得，单以葫芦，冬瓜数量计如果作为实物收拢一起，恐要列车巨轮装载了。
记不清是哪一年夏天了，我们一起上街，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好热，来个冰棍儿才过瘾哩！”走了不远恰恰遇上了卖冰棍儿的，田老一面掏钱一面走了上去。一次，两次，好多次了，我们摸清了田老的脾气。和他在一起时，碰到有什么好吃的，从不直接说出让他去买，只需“点”一下就行。我们把这叫做“旁敲侧击”。有时还为此打赌：“前边有个卖糖的，咱们‘点’一下，他准给买，信不信？”果然，一‘点’就灵。现在想来，不无惭愧，我们竟捉弄了这老人的好心。
是在1960年的时候，我和田老，振业一起到狼牙山深入生活，一路秋光山色，好不心旷神怡。兴奋过了头就出圈了，走到山村村口，一看满树红枣，手痒起来，不由得向上伸去。田老回头小声说：“可别！可别！”我们虽然急着想尝尝鲜，也只好缩回手来。心中不无遗憾地想：可惜是在村口，田老要照顾所谓“影响”。几天后，我们绕道从龙门水库回保定，需要走十数里路去搭乘汽车。这是一条狭窄的土路，两旁生长着玉米。我因过河时捡石头子儿掉了队，他二人远远的走在前面。忽然，振业钻进玉米地。一会儿，田老也进了玉米地。这时我才发现玉米地深处露出长长一排枣树的树顶。哈哈！原来如此。我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也立即钻进玉米地。这里四处无人，可以为所欲为了，而且田老不是也钻进玉米地了！我“择优入选”，摘了满满两大衣袋的红枣。出了玉米地，我紧跑几步赶上他们，大家边走边吃起来。我一面吃，一面瞟瞟田老，心想：“村口说的话还算不算数啊？”可是吃着吃着觉得出异样来了：我和振业吃枣，是最后只吐出一个枣核；田老吃枣是每口必吐，还间以用手指去挖。我明白了，也深深惭愧了。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知道凡是生了虫子的枣子就要从树上脱落。这类枣子肉已经很少而且都是虫子屎，按农村规矩，像这“废品”枣子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捡来吃的。田老吃的正是从树下捡来的这种枣子。我不敢再瞟田老了，也越吃越不是滋味了。我于惭愧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人面前自我约束容易，没人时的自我约束难。田老，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