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抽签，还是算卦，蒋介石认定1962年至1963年是他“反攻”的决胜年，不能错过机会。他在新竹召集国民党军队将领开会，具体商讨“反攻”部署。他的具体措施与步骤是：
第一，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筹措反共经费。1962年4月27日，台湾“立法院”根据蒋介石的旨意，通过了《国防临时特别捐征收条例》。该条例规定，为完成“反攻圣战”，征税金额：各类货物税30%，娱乐税50%，筵席税50%，地价税40%，铁路、公路票价的30%，电报电话价的30%。4月30日，蒋介石明令公布此一条例。5月1日起该条例生效。
尽管台湾各界人士对征收此捐表示不满，并且根本不相信蒋介石的“反攻”神话，但都怕被扣上一顶红帽子吃官司，故被迫上交。据台报统计：14个月内共征收6000多万美元的“国防临时特别捐”。
第二，设立“反攻”机构，全力进行“反攻”准备。1962年初，国民党当局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最高五人小组”（又称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反攻”大陆的决策机构。
1963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召开“九大”之际，大力鼓吹“反攻大陆”，提议筹组“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他在大会上叫喊：
“本党中央前后筹组反共联盟及拟订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之议，当以审虑未周，延未施行，现一切反攻准备，既已新近就绪，而在复国建国整个过程中，尤复经纬万端，非举国意志更加集中，才智更加发挥，行动更加一致，不足以迅赴事功，加速胜利。九全大会，允应掌握时机，恢宏襟袍，以兴海内外仁人志士才智俊贤，推诚合作。中正盱衡全局，深觉此时筹组并召开反共联盟，实为符合全国愿望之举措。”
蒋介石提交的议案无人敢违，自然为大会通过，并决议“遵照总裁指令积极贯彻”。
翌年4月30日，“行政院”成立“反共建国联盟”筹委会，由一生反共的谷正纲挂头牌，其他成员均多为蒋介石的准嫡系与忠臣。
第三，纠集军队、特务准备窜犯大陆。在筹集“反攻”经费与建立“反攻”组织的同时，蒋介石还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下半年的“现役征集”。蒋还下令各部门将台湾的各类轮船、渔船和车辆，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为了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蒋在“反攻”前不断对部下进行“反攻”政治教育，开设战地政务班，为未来登上大陆培训党政干部。
美国对蒋介石的一意孤行，越来越不安。他们认为对大陆采取大规模的战争过于冒险，可能会使中苏重归于好，甚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从切身利益考虑当然要求台湾不要轻举妄动，肯尼迪总统警告蒋介石：“台湾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无异于自杀。”“台湾如出兵大陆，将违背‘台美协防条约’。”
蒋介石一看后台老板真急了，只好强按下心头之怒，在凤山一次军事会议上，以美国不赞同和信守“台美协防条约”作为借口，宣布暂缓军事反攻，改由情报机构派遣特工人员偷袭大陆。
经蒋介石批准，特务头子、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兼“国防部情报局”局长的叶翔之具体部署代号为“海威”、“班超”等的派遣任务，将大批武装特务驱往大陆沿海，企图配合大陆所谓“抗暴”运动，扰乱社会，颠覆人民政权。可悲的是，这些从海上或空中派往大陆的特务，无一漏网地被大陆沿海军民捕获。许多人惊魂未定，就被缴了械。
1963年11月5日，《人民日报》为此发了社论：《祝再次全歼美蒋武装特务的重大胜利》。文中说道：“窃据台湾一隅的蒋介石集团，在凶恶的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再动员它的特务机构，拼凑特务武装，和美国驻台湾的特务机构共同策划，从去年10月到今年10月的一年时间内，除了派遣六股武装特务，在越南沿海地区偷渡登陆以外，还先后派遣了24股武装特务，连续在我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沿海地区偷渡登陆和空中降落。最后，他们竟变本加厉，进一步同南越和南朝鲜的美国傀儡集团互相勾结，利用南越和南朝鲜的岛屿作为跳板，妄图扩大对我沿海地区的小股武装骚扰活动。这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我国人民的严重挑衅。但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这一系列罪恶活动，在我强大的英勇军民高度警惕和坚决打击下，都彻底失败了，24股武装特务先后被全部歼灭了。他们再一次派遣来的美制U—2间谍飞机，窜扰我华东地区上空，也被我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
说起U—2飞机，这曾是美国引以为豪的一件杰作。它是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总设计师凯莱·约翰逊设计的。它比前几次入侵中国大陆的RB—57D更为先进，是专门用来侵入别国领土进行高空间谍活动的一种飞机。它的机身没有任何标记，涂满了青黑色的特殊颜料，这种颜料对雷达电波有很强的吸收能力，使它在荧光屏上的回波信号变得很弱，稍不注意就“溜”过去了。它是一种机翼特别长的喷气飞机，在空中停止发动机以后还能滑翔很长时间。引擎的力量又特别强大，飞行速度一般在每小时800公里以上，可以长时间在2万米以上高空飞行。续航能力长达八九个小时，可摄取大面积地幅的目标。正由于它有如此“魅力”，所以得了个“黑小姐”的美称。
“黑小姐”坠地后，全世界为之震惊。西方和港台舆论纷纷猜测，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合众社记者从台北报道：国民党军事情报专家们在绞尽脑汁，希图弄清楚这架失踪的飞机究竟是由于机件发生故障呢？还是驾驶员叛变，或高射炮的火力，抑或是从苏联借来的火箭袭击———这仍然是个“谜”。
香港《新生晚报》干脆说中共击落U—2是吹牛。他们认为，即使苏联也无法用战斗机至6万英尺以上的高空拦截这种间谍飞机，更何况中共？
台湾的一些专家则认为：是俄国人操纵的地空导弹击落的。情报消息表明，俄国在撤退大部分军事顾问以后，今天在中国大陆仍然驻有许多战斗单位。除非这架高空侦察机的引擎发生故障而下降到常规高射炮射程以内，否则，它一定是被俄国人操纵的对空导弹击落的。
只有巴黎的《战斗报》说得有点根据。他们报道：中国空军对“不速之客”的有效干涉，证明北京目前是拥有高度准确的最新式高空或地空火箭的。它的出现和使用虽不说全面改变了远东力量的平衡，但是改变了那里的战略条件。
事实是：
从苏联引进的地空导弹只够装备三个营。要守住960万平方公里的天空，实在是杯水车薪。但中国向来穷有穷的办法，这三个营的地空导弹不是守株待兔，而是打起了游击，哪里出现敌情就到哪里布阵。这次击落U—2，就是他们在江西向塘设伏，向空中发射三枚导弹完成的。U—2残骸落在南昌市东南18公里罗家集的稻田里，机体被弹片炸得蜂窝一般。飞行员陈怀开始还有微弱呼吸，急送医院，抢救无效而死。按刘亚楼司令员指示，遗体用棺木埋葬于一座有小树林的山坡上。
在陈怀的衣袋里，发现了一本《圣经》。
原来陈怀原籍福建平潭，生长在北京，33岁，身高1.8米，国民党空军官校28期最优学员。首批派往美国阿里桑那州战略空军基地进行驾驶U—2训练。归国后皈依基督教，是一位虔诚的信徒，喜欢研读《圣经》和文学名著。
击落U—2飞机的消息传到中南海，毛泽东也为之欢欣。他要亲自听听人民空军英雄的汇报。
1962年9月21日，中南海怀仁堂小礼堂会客厅中间的一大圈沙发上，坐满了中央领导：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带着他的地空导弹二营营长岳振华坐在后排。
周恩来在门厅来回踱着步子，不时朝走廊看一看。一会儿，他对大家说：“主席来了！”
毛泽东身穿银灰色中山装走了进来，大家起立，鼓掌。
周恩来向刘亚楼、岳振华打个手势。刘、岳二人急步走到主席面前，敬礼。
周恩来介绍：“这就是岳振华同志。”
毛泽东握住岳振华的手，面带微笑地说：“岳振华同志，打得好哇！”毛泽东又将脸转向刘亚楼。刘亚楼就打着手势，向毛泽东简要地汇报了击落U—2型飞机的经过。
毛泽东仔细听着刘亚楼的汇报，还不时询问几句，满意地点头。
周恩来走过来：“主席，代表们（指空军党代会代表）准备好了，去照相吧。”
“好！”毛泽东起身，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向外走去。
而这时的台北，正被阴云笼罩着。蒋介石亲自到教堂为陈怀做礼拜，将陈怀的名字改为“陈怀生”，并指示要为陈怀修建“怀生堂”。后来国民党空军为陈怀著书，称其为“高空骑士”。
到了1966年，大陆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时蒋介石的精神又振作起来了。那些被称作“红卫兵”的激进青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革命造反。在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后来又打倒了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前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蒋介石在遥远的地方注视着这些动乱事态的发展，他更为关心的是这一形势可能为国民党提供宣传机会，而不是政治人物的沉浮。正如一些观察家猜测的那样，蒋介石并不认为军事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况且当时还缺乏空军和海军力量。与此相反，他在1967年1月1日的新年致词中宣称，军事进攻现在是次要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加强政治准备，一旦中共因其内部冲突而倒台时，我们就能顺利取而代之。他历年的新年致词都不像1967年的那样奇特，他在攻击大陆的报纸、电台和公共舆论时咒骂道：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不再是军事反攻大陆如何取得胜利的问题了。因为自从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以来，以及随着‘红卫兵’的出现，不仅毛泽东的神经已经崩溃，而且，中共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与不和。今天反攻大陆的问题是如何收拾毛泽东留下来的混乱局面，何时反攻大陆以及如何埋葬毛泽东已成为主要问题了。但是，这个所谓的主要问题并不意味着从现在起我们军事反攻大陆的准备可以松弛一下了，并同时坐等毛泽东自取灭亡。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的反毛斗争中，政治手段显得更为重要了。”
一个月以后，国民党中央新闻社宣布，为在中共动乱期间进行动员，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新机构负责计划防御策略、计划国家建设以及“战区”的政治管理。国民党由于依靠了自己的宣传组织并利用了共和国政府的背叛者，所以没有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实质所迷惑，像刘少奇这样一位忠诚的老共产主义者被当做“走资派”或“反革命”，在蒋介石看来，他们虽然被打倒了，但并没有减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蒋介石出任这一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对此，任何人都不会感到奇怪。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这一新的强大机构赋予蒋介石统率台湾政府各行政机关以及任何国内官员的权力。事实上，他依旧是一个独裁者。作为“国家”元首、国民党总裁以及国民党军队总司令，各个领域的所有权力都不可避免地掌握在他一人手中。国民党对人民进行的“政治教导”时期随着1947年的选举而结束了。但是，随着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在大陆地位的恶化，1949年发布了戒严令，这一戒严令直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才被解除。
毛泽东与尼克松远隔重洋的一次世纪性握手，宣告了蒋介石“外交”的彻底失败。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是连毛泽东也没想到的伟大胜利。一代强人和他们的部下渐渐远去，愿他们的后继者相逢一笑泯恩仇，两岸握手总有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