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回归祖国大陆，使得客留美国新泽西州的另一位失意老人李宗仁深受触动。他反复读着卫立煌发表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觉得几年前他任代总统时，是他下令撤除了蒋对卫宅的幽禁，卫才得以逃离，所以卫是受益于他的。连国民党这样一位“五虎上将”的卫立煌都能受到中共领导人的如此善待，我又如何？
他对“和平”一直存有一念。在他由香港赴美国之际，为给日后留下一条回归之路，特意把与他非常贴近的智囊人物、曾任国民党中常委的程思远留在香港。程思远后来回忆说：“我替李宗仁办完一切手续后，他决定把我留在香港，我估计他此次赴美治病是一时权宜之计，最后一定要回到祖国来，可能让我在香港起桥梁作用。”
当周恩来走向世界舞台，出现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并发表关于台湾的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时，李宗仁特别留意。他写信给程思远，嘱其同海外爱国人士交换意见，替他准备一个文件，以便在适当时机发表。同时，他自己也提出了一个《对台湾问题的建议》，提出两种方案，甲案：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乙案：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但目前暂划为自治区，双方宣布不设防，美国撤退第七舰队。他奉劝蒋介石抛弃个人成见，以苍生为念，毋使内战重起于中国。
周恩来也极为关注李宗仁的动向。他注意到李宗仁态度、立场上的变化，开始做争取李宗仁归国的工作。1956年4月下旬，周恩来授意李济深：设法以你的名义告诉程思远，让他来北京一趟，就李宗仁的问题谈谈。李济深不仅是资深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李宗仁加入国民党的入党介绍人，他的参与对李宗仁是有影响的。
李济深按照周恩来的意思，当即给香港方面有关朋友打长途电话，让转告程思远，希望他到北京一谈。程思远虽觉突然，但事关重大，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如约秘密北上。
程思远没办任何手续，也不带行李，由专人护送回到大陆。这一行程充满了神秘。4月28日，他到达北京。5月7日晚上，张治中约他到家中吃饭。饭后，张治中说：“明天下午，政协礼堂三楼举行酒会，招待海外归侨，周总理为要见你，也来参加，你最好写一些材料事前由我交给总理。总理说，他1938年在武汉曾经见过你。但是，明天我还是要郑重地向他介绍你。”
次日上午，程思远就写了一份各方对台湾问题看法的报告，交给张治中。下午3时许，程思远到政协礼堂三楼参加酒会，他正和张治中谈话时，周恩来健步走进大厅，虽然过去了十多年，人也胖了一些，程思远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周恩来。张治中正准备作介绍，周恩来却已笑容满面地向程思远伸出手来：“思远同志，久违了，欢迎你回来！”周恩来说：“我们1938年在武汉见过面。”程思远不禁惊奇：事隔18年，他还记得我，真是记忆力惊人。
周恩来又问：“今年多大岁数了？”
“47岁了。”
“身体这样好哇！”
“很好，我在海外常常游水。”
周恩来抱起肘来，细心地问：“你这次来有什么计划吗？”
程思远回答：“没有，我听候总理指示。”
周恩来笑了：“我希望你到各地多走走，多看看。比如东北，那是我们的工业基地，你可以去看看嘛！多看点地方，回到海外就多些材料讲嘛。”
程思远说：“我这次来得很匆忙，不准备到外地参观了，下次再去吧。”
周恩来笑笑点了点头，当场招呼刘斐、余心清、屈武他们，说：你们这几天多花点时间，陪程思远到附近去看看，大家谈谈，谈谈祖国这几年的情况。过几天，我们再详细谈谈。
四天之后，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宴会厅设午宴招待程思远。参加的还有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刘斐、屈武、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和李克农、罗青长等人。50年代中期，是周恩来政治生涯中又一辉煌时期。午饭前，周恩来显得既轻松又愉快，充满活力。他和程思远交谈着：“今天我同你见面，是建国以来，我们共产党人第三次同国民党人接触。第一次是叶剑英元帅在广东同前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接触，叶帅你见过的吧？”
程思远说：“见过。他当八路军总参谋长时，也是1938年，我们请他在武汉给广西学生军做报告。”
周恩来接着说：“第二次，是我找龙绳武。龙绳武你熟吧？”
程思远知道：“他是龙云的儿子。还有个哥哥龙绳文在美国。”
周恩来说：“第三次就是你了。”
午饭后，周恩来毫无倦色，继续与程思远在客厅里交谈，一谈就是三个小时。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国共两次合作谈到现在国家对国民党人的希望。他特别强调：我们国家当前的对内对外政策，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按照这一方针，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过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将来有第三次的国共合作。有人说，过去两次国共合作，结果凶终隙末（语出《后汉书·王丹传》，指原先好友，终成仇敌），但是追源究始，责任不在我们。这是事实俱在，有目共睹的。
总理说，从现在起，我们不派人去台湾工作，我们不在台湾内部制造分裂，我们希望台湾全部过来。台湾当局如要了解国内情况，尽可以派人来大陆考察，我们将提供一切帮助，他们不必派特务来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谈到李宗仁，周恩来说：“李宗仁先生去年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我看了很高兴。这是李先生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请你向李先生转达，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赞成中国的一句古话‘和为贵’；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程思远当即表示愿为此加倍努力。周恩来也说道：李宗仁的意见很好，只有一条我不同意，他主张台湾非军事化，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台湾回归祖国以后，还是需要军队保卫嘛！
程思远回到香港后，花了几个晚上，把回国的经历、感受和周恩来要他转达给李宗仁及海外人士的话，写了一封长信。因为篇幅太长，他分装了几个信封，寄给远在美国的李宗仁。
李宗仁回信表示不快，谓此行关系重大，事前何不相商？并申明他虽提出对台建议，但其中间立场迄今未有任何变化。
时间又过去了三年，李宗仁并没有大的举动，似乎还在观望。思乡之情与对红色中国的陌生，交替地折磨着他。但李宗仁并没停止回归的脚步，1958年秋天，他给李济深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自己落难他乡的种种心境。最后，他把这种心境归为一句话：“中国有句古语曰：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李济深接到信后，也很激动，为李宗仁的转变感到高兴。很快，李济深将李宗仁的信息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能体会李宗仁孤居海外的心情，也能理解他的为难之处。周恩来认为，要了却李宗仁“叶落归根”的愿望，要从长计议。
说是试探也好，表示也好，反正李宗仁在共和国建国十年大庆前夕，还是做出一个举动：他通过程思远转给周恩来一封信，希望将其保存着的一批历史名画献给祖国。
这一年，海外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回国参加十年庆典，程思远也在被邀之列。但他的名字是在代表团组成后因接到一个长途电话后才临时加上去的。他这次上北京，是属于公开身份。所以他在庆典之后又随团去东北参观。返回北京后，10月24日下午3时，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他。
周恩来说：“李德邻先生出于爱国热忱，要向国家贡献一些文物，政府表示赞赏。至于他有落叶归根的意愿，估计当前他回国的时机尚未成熟。在适当的时候希望他先到欧洲同你谈谈，然后作决定。”这是周恩来第一次表示要程赴欧同李宗仁会晤。
周恩来突然又问程思远：“你有个女儿，叫林黛，在亚洲影展得到两次女主角奖。”
程思远插口说：“1957年是《金莲花》，1958年是《千娇百媚》。”
周恩来说：“这个问题是章士钊先生提出的，他每年去香港一次，他以为应该争取你的女儿林黛归来。”
还没等总理说完，张治中插话说：“总理，你不知道，思远已经同林黛的母亲离婚了，女儿通常总是听妈妈的话，思远怎么可能对林黛施加影响呢？”
周恩来看着张治中：“文白先生，原来你同思远都是三青团的，所以你帮着他呀！”说罢哈哈大笑。周恩来很少这样开玩笑。张治中和程思远在国民党时的确都在三青团中任过职。
在告辞的时候，周恩来约程思远明天一道去参观密云水库。
25日，跟周恩来总理参加密云水库的还有日本的松村谦三先生及侨委主任廖承志。大坝横卧，群山怀抱着万顷碧波。周恩来指着水面对程思远说：“9月16日，毛主席曾在这里游泳。”
程思远想到从上次周总理接见，已有三年多了，工作成效甚微，因而心怀歉意地说：“十分惭愧，总理在56年对我说的话，我做得非常不够。”
周恩来安慰他：“不要这样说，水到渠成嘛。”
11月初，程思远回到香港，又写信将此行经过告诉了李宗仁。当李宗仁得知周恩来对他将藏画献给祖国的想法很表赞赏时，真的托人把纽约的藏画运送到北京。这批画种类很多。因徐悲鸿、齐白石、陈半丁、黄宾虹等都是他多年好友，除收有这些名家的字画外，还收藏有文！明、郑板桥、何绍基等历代名人的书画。这些文物运到北京后，周恩来让人作了鉴定，寄语程思远：“李先生的藏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送他一笔赴欧洲的旅费以壮行色。”周恩来让刘仲容先给李宗仁20万美金现钞，设法交到李的手上，不要经过银行，也不要经过外人。
1960年秋天，李宗仁派他能干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到香港，面见程思远。自打程思远以公开身份出现在北京，他的行踪已引起台湾特务方面的注意，他的信也经常失踪，与李宗仁的信函不时中断。郭德洁以探亲的名义在香港住了一个月，她要同程商量周恩来提议的欧洲之行的安排，并接收北京送来的那笔美金。怕特务发现，他们每次见面总在汽车里，只有一次是在郊区一间饭店里。为了谈话方便，每次都是以游玩为名，由程夫人石泓开车，在约定的地点等郭，车开起来之后，程便和郭交谈。初步约定在瑞士的苏黎世会面，那里是中立国，又是著名的旅游区。李宗仁可以探亲、旅游的名义前往，不会引人注目；程思远则以参观古罗马名义飞往罗马，然后转道瑞士，在约定的时间见面。
郭德洁女士返回美国后，程思远一直在等候消息，好向周恩来报告。可是，事情又起了变化。因为这年年底，美国大选揭晓了，年轻的海军军官肯尼迪战胜尼克松当了美国总统。李宗仁认为反动的麦卡锡主义已经过去，在肯尼迪任上应该改变对华政策了。在担任过国民党外交官的哈佛大学教授张歆海的建议下，李宗仁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说在北京的新中国的人民政权，才能真正代表六亿中国人民，美国应当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保证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肯尼迪给李复了一信，说事关对外政策，容后缜密考虑。
周恩来知道了李宗仁给肯尼迪写信的事，约程思远于1961年6月中到北京，听取了程和郭德洁会面的情况汇报。很显然，在这两年里，李宗仁并没放弃对美国的幻想，还总想在中美关系上“有所作为”；他并不完全理解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必须以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地区为前提。周恩来要程转话给李宗仁：虽然肯尼迪年轻气盛，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但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太多，再加上美国政府内有长期敌视中国的势力，不能期待其对华政策有任何转变；李先生的立场应当超然一点，不要对肯尼迪政府抱有幻想，更不要介入中美关系。
李宗仁又陷于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