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看见意大利的喜剧老是把学究或教师作为笑柄，而“夫子”这称呼在我们当中也不见得被看重多少，就常常生气。因为既然被交托给他们指导，我怎能不爱惜他们的荣誉呢？我曾试为解释，以为这完全由于一般俗人和那少数见识超卓的学者之间的自然分界，因为他们的人生道途完全相反。但是“我可忘掉我的拉丁文”了，我发觉那最看不起他们的，就是那些最贤智的人；试看我们的好人杜贝莱怎么说：
我特别憎恶学究们的学问。
而这习惯自古已然，因为普鲁塔克告诉我们，在罗马人当中，“希腊人”与“学者”同是诟骂和蔑视的名词。
自从我年事渐长，我觉得这样做非常合理，而“最大的学者并不是最贤智的”。但是为什么一颗学识那么丰富的灵魂竟缺乏更活跃更清醒的头脑，而一个粗鄙的心灵居然能够容纳世界上最优越的心灵的言论和意见而毫不见改进呢？我至今还疑惑。
既然接受了许多外来的那么强又那么伟大的思想（一位闺秀，我们第一个公主，谈及某人的时候，这样对我说），他自己的就不能不收缩和折叠起来，以让位给别人。
我很愿意这样说，正如草木因太潮湿疯长而郁闭，灯儿因油上得太满而窒塞：心灵的活动也胶滞于过多的智识与钻研，因为既受这许多繁杂的事物所占据和羁绊，它必定失掉自由行动的能力，而这些事物的重量也必定使它弯曲和伛偻起来。但事实也有相反的：我们的心灵接受得越多也就越开阔；由古代的榜样我们可以见到许多善于处置公务的人和许多伟大的将军和宰相同时也是极渊博的学问家。
至于那些远避一切公共职务的哲学家们，他们诚然有时也被他们同时代的孟浪的喜剧所轻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意见都使他们显得可笑。你请他们判断一件案情的曲直或一个人的行为吗？他们随时都愿意，他们并且还要问：有没有生命，有没有运动，人是否和牛一样，行动及受苦是什么，法律和裁判是怎样一类的事物？他们能及于官长或能和他平等说话吗？他们会带着一种不恭敬和无礼貌的自由？他们听说人家赞美他们的王子或国王吗？对于他们国王如同一个牧人一样的懒惰，只知道挤奶和剪毛，但比牧人还来得粗暴。你把一个人看得更大，是因为他拥有二千亩田地吗？他们会觉得这个想法好笑，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把全世界看做他们的产业。你夸耀你的显贵，因为你可以数到六代富贵的祖宗，是吗？他们会看不起你，因为你不能体会万物一体，以及我们每人都有同样多的祖宗：贫、富、王公、侍役，希腊人和野蛮人。即使你是赫剌克勒斯的五十世孙，他们也觉得你这么看重这命运的赋予是多事。因此那些鄙俗的人轻蔑他们为不懂世俗和傲慢不恭。
但是柏拉图这幅肖像和我们的学究相差得太远了。前者被人艳羡为超出俗流，轻视公共的活动，树立一种特殊的不可学步的生命，给确定的崇高卓越的理想驾驭着。后者却被蔑视为在俗流之下，不能胜任公共的职务，在一般人后面拽着卑鄙的生命和习惯，这样的人多讨厌，行为卑鄙，却满口格言！
——帕库维乌斯
至于那些哲学家呢？我说，无论在学问上多么伟大，在各种行为上更要伟大。正如那锡拉库萨的几何学家为了捍卫国土不得不放下他的沉思去使用他一部分心思，马上造出一些骇人的武器，他们的效果超出一切人类的想象，他自己却丝毫看不起这些制造品，反而觉得贬抑了他的艺术的尊严，因为他的工作不过是这尊严的练习与游戏而已！哲学家们也是这样，当他们问或被驱使去作行为上的试验，我们看见他们展开崇高的翅膀飞腾起来，似乎他们的灵魂和心都因对于事物的透彻领悟，很奇妙地扩大和润泽。
但也有些人，看见政治的地位被一些庸碌的人占据着，便归隐起来。一个人问克拉特斯，要研究哲学多少时候，得到这样的答复：“直到我们的军队不是被一些驴夫领导时为止。”赫拉克利特禅位给他的兄弟，回答那责备他浪费光阴去和一些小童在庙门口游戏的以弗所人道：“这不比与你为伍去掌握枢要事务好吗？”
别的呢？他们的思想既超出了一切世间的命运，觉得法官的位置甚至王座都是卑贱可鄙的。恩培多克勒拒绝阿格里真托的人民献给他王位。泰勒斯不时痛责一般人备尝辛苦去致富。有人反驳他说这是狐狸的行径，因为他自己在这方面无所成功。他忽然试图去消遣；于是暂时贬抑他的学问，而去为利益所驱使。他建立一个贸易，在一年内获得很多的赢利，就是那些最富于商业经验的人终其一生也很难做到。
虽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有些人称泰勒斯和安那克萨哥拉和他们的侪辈为贤智而不谨慎，因为他们不肯治理那比较有用的东西（除了我不能完全消化这两个字的区别以外），这并不能恕宥我的学究朋友们，眼见他们受困于这么一个卑微和拮据的财产，我们还不如说他们既不贤智也不谨慎。
我放弃这第一个理由，宁可说那坏处由于他们误解了学问，而且，看我们的教育方法，无怪乎学者和教师们并不显得更聪明，虽然他们变得更博学。真的，我们家长为我们的教育所花费的金钱和心血，除了用智识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并没有别的目的；关于判断力和德性，一字都不提！试从我们的百姓中喊一个过路的，说道：“啊，多么博学的人！”又喊着另一个人：“啊，多么善良的人！”人们一定把他们的视线和尊敬一齐转向第一个人。得要有个第三者喊道：“啊，这个蠢材！”我们或问：“他懂希腊文或拉丁文吗？他写诗或散文吗？”但他是否贤慧（这才是主要的东西），却并没有人问及。我们应该问，谁知得最好，而不是谁知得最多。
我们只是孜孜不倦地去充塞我们的记忆，任我们的悟性和良心空虚。正如有些鸟间或出外寻觅谷物，未经尝过便用嘴带回去喂哺小鸟。同样，我们的学究们到书里去拾取知识，把它带在唇端，只为要吐出来使其散布于空中。
我自己就是这愚行的一个多么奇妙和合适的例证。在这著述的大部分，我可不是正做着这样的蠢事吗？我跑到书里去，这里嗅嗅，那里嗅嗅，寻觅那些中意的句子，并非为了把它们藏起来，因为我没有贮藏室，而是把它们移植到我这本书里来。在这里面，老实说吧，它们并不比从前更属于我自己。我相信我们只能够知道现在发生的事；至于那过去的，我们并不知道得比未来的多。
但是更糟糕的，就是他们的学生和孩子也并不由这知识哺养，这些知识只是从一手转过另一手，惟一的目的就是卖弄给人看，在人前高谈阔论，和把它编成故事。像一个赝币在商业上毫无价值，只能用来计算和投掷一样。
他们只学来和别人议论，
并不是要和自己谈心。
——西塞罗
问题并不在于说话，
而在于怎样驭驾。
——塞内加
大自然，为要表示她行事没有丝毫粗野，常常在那些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产生一些心灵的作品，可以和那些最艺术的物品媲美。一句出自一支笛歌的加斯科涅地方的格言和这个问题是多么巧合：我们尽可以吹了又吹，但当我们要运用手指的时候，又怎么办呢（西塞罗）？
我们可以说：“西塞罗曾经这样说；这是柏拉图的伦理学；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话。”但我们自己说什么呢？我们判断什么呢？我们干什么呢？一只鹦鹉也可以这样夸耀。这样看待知识，令我想起一位罗马的富翁，他聘请了每种学问的专家，要他们常在他左右，为的是当他的朋友中偶然谈起这事或那事时，这些学者可以替他出面，或随时按其所长提供他一篇文章，或一句荷马的诗，等等，以装点成他自己的“学问”，因为那是藏在他所雇用的人的脑袋里。那些把他们的智力藏在他们的辉煌的书室里的人正是一样。
我认识一个人，当我问他知道什么的时候，他向我要一本书来指给我看；他不敢对我说他的臀部发痒，如果他不马上从字典里找着什么是“发痒”，什么是“臀部”的话。
我们把别人的学问和见解保存下来，便算完事了吗？我们必须把它们变为自己的。准确地说，我们像一个需要火的人到邻家取火，但在那里看见一堆熊熊的火焰，便留下来取暖，忘记了带回家去。即使我们腹部充满了肥肉，于我们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们不能把它消化，如果我们不能把它变成我们的，如果它不能增长我们的发育和力量。）难道我们以为那没有经验，完全由读书而变成一个伟大军人的卢库卢斯会和我们取同样的态度吗？
我们那么沉重地靠在别人手臂上，以致我们自己的力量消失了。想要鼓起勇气去抵抗畏惧吗？向塞内加去借。想要为自己或别人找慰藉吗？向西塞罗去借。我也许可以自己想出安慰的话来，如果我从前被这样训练过。我真不喜欢这依赖性的和乞丐式的才能。
纵使我们可以靠别人的学问而达成博学，最低限度也要靠自己的智慧才终能成为明哲。
我憎恶这样的哲人：
他为自己计，从不见高明。
——欧里庇得斯
所以恩尼乌斯说：哲人的智慧是徒然的，如果他自己不能利用（西塞罗）。
如果他又贪婪又狂妄，
柔懦得像欧加内平原的绵羊。
——尤维纳利斯
因为智慧并不是单为你去求取，还得要你实行（西塞罗）。
狄奥尼西奥斯嘲笑那些文法学家是只知道研究尤利西斯的痛苦，却丝毫不知道他们自己的痛苦的思想家；只知道调协他们的箫，却不知调协他们的德行的音乐家；研究正义专为谈论而不是为实行的演说家。
如果我们灵魂的步履不怎么安详，如果我们的判断力不怎么健全，我宁愿我的学生把工夫用在打网球上，那样至少他的身体会比较灵活些。试看他“研究”了十五六年学问回来，却再没有比他更不会干事的了。你发觉他惟一的长进，就是他的希腊文和拉丁文使他变得比离家时更骄矜，更傲慢了。他应该带一颗丰盈的灵魂回来，却只带回一颗膨胀的灵魂——他并非把它扩大，而只是把它吹胀。
这些教师，正如柏拉图对他们的堂兄弟诡辩家所说的，是人们中自诩为最有益于人类的人；而在一切人中，只有他们不仅没有把人家交托给他们的学生予以改善、提高，如木匠和瓦匠做艺那样，反而把人给带坏了，并且还要人酬报他们的毁坏。
如果我们要履行普罗塔哥拉对他的学生提出的这条规律：他们要不是照他所要求的纳费，便要到庙里去起誓，赞颂他们从他那里获得了多少教益，以此来酬谢他的辛劳。那么我的教师们就要糟糕了，如果他们受我的经验宣誓的处分。
我的佩里戈尔的方言很诙谐地称这些自作聪明的人为“lettreférits”，依照你们的说法是“lettre-férus”，就是说，这是些被文字斧头劈了一下的人。真的，他们大多数连常识也够不上。你们看见农夫和鞋匠简单而且自然地赶他们的路，只谈他们所知之者；而这些人呢？为了那浮在他们脑海表面的知识而高视阔步，不断地颠踬和绊倒他们自己。他们脱口说出一些至理名言，但需要等别人把它们配置。他们的确认识盖仑，但丝毫不懂得病人；他们已经把你的头塞满了法律，可是连案情的关键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知道一切事物的原理，但要找一个人来把它实施。
我曾经看见一个朋友在我家里和一个这样的人辩论，他戏造出一些无意识的术语，东补西缀，毫无伦次，除了在里面插入一些适合他们争辩的字眼。就这样他和那蠢汉辩论了一整天，那蠢汉老是以为他在答复人家对他的抗议；而他却是一个有名望的文人，身穿一件漂亮的长袍。
伟大的贵人，你不愿看
那在你后面发生的事，
当心那掷在你背上的嘲讽！
——佩尔西乌斯
无论谁逼近去观察这些散布在远处的人，都会同意我说的，他们既不了解他人也不了解自己，而且，虽然他们的记性颇充实，他们的判断力却完全空虚，除了他们的禀赋把它造成两样。譬如我在图纳布斯身上所见到的，他惟一的职业就是笔墨生活（据我的私见，他是这职业中一千年来最伟大的人物），可是他丝毫没有学究气味，除了他的长袍和一些对于朝臣不能算文雅的外貌，但这是无足轻重的（我讨厌那些容忍不端整的灵魂易于不端整的衣冠，而只依照礼貌、风度和靴子来相人的人）。因为他的内心有世界上最修整的灵魂。我常常有意引他谈论那些离他的职业最远的事物，他看得那么清楚，体会得那么快当，判断得那么中肯，你简直以为他除了主持军务和政事以外不曾做过别的职业。这是些优美而强健的天性。
由上帝温和的手，
用较优质的泥土塑就。
——尤维纳利斯
他们接受不好的教育，却不为坏教育所沾染。然而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不教坏人们，还得要把人们教好。
我们有些最高法院，当他们选择新官吏的时候，只检验他们的学识；另外一些则还要检验他们的判断力，让他们去判决一些案子。我觉得后者的方法比较好，而且，虽然两种才能都是必需的，不能缺其一，无论如何判断力总比学识重要。前者可以不具备后者，后者却不能不具备前者。因为，正如这句希腊格言所说的：
没有心灵去支使，
知识又有何用途？
愿上帝祝福我们的司法，使这些裁判官具有的理解力和良心均不亚于学识！现在我们不能光是把知识贴附在外表上，而要融进心灵里去；不单是要洒在上面，还要把它濡染；如果这还不能改善我们自己那不完全的境况，还不如任其自然好得多。一把可以伤害它的主人的危险的利剑，如果被一个不知道怎样使用它的弱手所掌握；还不如根本不会使剑的好（西塞罗）。
或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和神学都不要求妇女有很大的学问，而布列塔尼公爵弗朗索瓦，让第五的儿子，当人家对他为苏格兰的公主伊莎博议亲，并声明她所受的家教很简单，缺乏文艺教育的时候，他回答说他宁愿这样，一个女人只要能够分辨她丈夫的衬衣和紧身衣便够博学了。
所以，我们的祖先不看重文艺，这并没有什么稀奇，决不像现在人们所大声疾呼的；而且就是今天，它们也不过是偶然存在于我们国王的主要评议中而已。如果一个人要由法律、物理、教育，甚至神学来致富，你就无疑地会看见他在一个和从前一样卑贱的境况中了。有什么损失呢，如果它既不教我们善思，又不教我们善行？自从博学之士一天天多，善人就一天天少了（塞内加），对于那没有道德而有知识的人，一切知识都是有害的。
但我刚才所要找的理由，说不定也可以在这上面找到：就是学习在法国的惟一目的是谋生，如果我们除开那些生来就是为荣耀的职务多于为谋生的职务的人，他们致力于学习的时间是那么短（对于书还没有读上劲，便去从事于一个和书籍毫无关系的职业），于是那专门研究学问的，一般就只剩下那家境贫苦，要靠学问谋生的人了。而这些人的灵魂，由天性，由家庭教育，由榜样，既然都是极卑下的混合物，便生出一些知识谬误之果来。因为知识并不能把光赐给一个原来没有光的灵魂，或者令盲人可以看见；它的职务并非供给他视觉，而是指导他、调节他的步伐，只要他自己有脚和健全敏捷的腿。
知识是良药，但没有哪种药能够不因那贮藏它的器皿污秽而变质腐化的。有些人视觉清楚，但不能直看；所以见善不能从，见知识而不能用。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认为一个主要法则便是“公民的责任得视他们的天性所定”。大自然能做一切，而且也做了一切。跛者不宜于做体力运动，正如残废的灵魂不适宜心灵的运动一样；虚伪和粗俗的灵魂是不配研究哲学的。当我们看见一个人穿破鞋，我们总认为这并没有什么稀奇，即使他是个鞋匠。同样，经验似乎常常贡献给我们一个比旁人更不会讲究卫生的医生，更不道德的神学家，更不通文字的学者。
希俄斯岛的阿里斯顿说得很有道理：哲学家对于听众有害，因为大多数的灵魂都不适宜于从这样的教训获益；而这教训如果无益，就必有害：“许多浪荡子出自亚里斯提卜的学校；许多暴徒出自芝诺的学校。”
色诺芬认为波斯人的教育方法很好。我们发现他们教育儿童以道德，正如别的国家教授文化知识一样。柏拉图说波斯人承继王位的太子就是这样教育起来的。他出世后，人们不把他交给女人，而交给国王身边那权威最高的太监们，为了他们的德行。他们负责使他的身体发育美好和强健，七岁时他们教他骑猎，到十四岁时他们把他交托给国内四个最贤明、最公正、最有节度，又最勇敢的人。第一个教他宗教；第二个教他真诚；第三个教他控制欲望；第四个教他无所畏惧。
这是值得深思的事：在利库尔戈斯的优越的政府组织大纲里（这大纲的确尽善尽美到一个反常的程度，虽然它把儿童教育看做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在关于艺术女神一部分也很少提及文学：似乎这些高贵的少年，既然看轻道德以外的一切束缚，并不像我们一样，需要有学问的教师，而只需要勇敢、谨慎和正义的教师。柏拉图在他的《法律》一书里便仿效这榜样。波斯人的教学方法便是问学生许多关于人类的判断力及行为的问题：如果他们对这些人与事做出褒贬，他们得说出其论断的理由；这样，他们磨锐了他们的机智，同时又学会了辨别是非与善恶。在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一书里，阿斯提亚格要居鲁士叙述他的最后一课。“那就是，”他说，“在我们学校里，一个年纪大的学生把他那太小的外衣交给他一个较小的同伴，又把这后者的大衣拿走。我们的老师要我裁判这一纠纷时，我判断这事应该维持现状，因为这样于双方都有利。谁知他责备我裁判得不对，因为我只考虑到适合与否的问题，而我首先却应该体察这件事是否公正，那就是不容许任何人强夺他人所有。”他接着说他因此被鞭打，正如我们在我们村学里为了忘记某一个词的“不定过去式”时一样挨了打。
我的老师要先做一篇雄辩演说词，然后才能够说服我他的学校可以和居鲁士的学校相比拟。波斯人要走捷径。既然各种科学，即使我们直接研究它们，也只能够教我们以智慧、诚实和决断力，他们宁愿一开头就使他们的儿童直接获致此一效果，不用别人启发、传授，而用行动的实际体验来教导他们；不仅用言语和训条，尤要用榜样和工作来活活泼泼地陶铸他们，以便他们的学问不单是心领神会得来的知识，而是从事物的本质和习惯中获取的；不是得来的东西，而是自然的禀赋。有人问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儿童应该学什么，他答道：“他们长成大人的时候应该做的事。”无怪乎这样的教育获得惊人的效果了。
据说有人常常到希腊别的城邦去寻聘修词学家、画家、音乐家；却到斯巴达去找立法委员、司法官和将军。在雅典他们学习怎样说得好，在这里学习怎样做得好；在那里，学习怎样摆脱诡辩理论的羁绊，和揭发那狡诈地交织的巧言的欺骗；在这里，学怎样拆除逸乐的网，和勇敢地摧折命运和无常的恫吓；前者崇于空言，后者崇于实物；前者不断地操练他的口舌，后者不断地操练他们的灵魂。据说当安提帕特问波斯人要五十个儿童作为人质时，和我们正相反，他们回答说宁可拿两倍于此数的成人来替换。他们认为让孩子当人质是对国家教育的损失！阿格西劳斯要色诺芬送他的儿子到斯巴达去受教育，并非为学修词学和辩证法，“而是，”他说，“学那最优良的科学，就是说，那服从和命令的科学。”
看一看苏格拉底取笑他的学生希庇亚斯的故事是非常有趣的。后者对苏格拉底叙述他在西西里岛许多小城教书如何如何赚了大钱，在斯巴达却分文未获，又说那些人是蠢汉，不知量度和计算，不注重文法和音节，只浪费他们的时间去学习王位的承继、立国和败亡，以及许多同样无用的故事。苏格拉底等他说完后，一步步地使他认识到该政府组织的优良，他们个人生活的幸福和道德，让他们自己得出他们的艺术是怎样无用的结论。
无论是在这尚武的政府或其他和这类似的国家里，事实都教训我们，学术的研习与其说使我们的胆量坚强和勇武，毋宁说使它柔弱和女性化。现在全世界显得最强的国家要算土耳其了：他们被训练去轻文，正不亚于重武。我觉得罗马人在学术未昌明前比较勇敢。我们今天最善战的也就是那些最粗钝、最没文化的国家。斯基泰人，帕提亚人和帖木儿便是最好的例证。当哥特人蹂躏希腊的时候，那些图书馆所以得免于火灾者，完全因为其中一个哥特人散播这意见：“应该把这类足以引诱他们不务军事，而以一些次要的闲业为戏的用具留给我们的敌人。”当我们的查理八世剑不拔，弩不张就征服了那不勒斯王国和托斯卡纳大部分国土，他的诸侯们都把意外的胜利归功于意大利王王侯们平日不尚勇武，不习兵事，而只乐于研究学术，以求精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