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秋，我针对当时各大小企业一窝蜂地高企内部组阁，有的人便趁机扶植亲信，照顾亲戚，拉帮结派，写了一篇《组阁务必选真才》的评论小文发表在党报上，旨在倡导不拘一格选拔真正的人才兴国安邦。谁料厂里有的领导怀疑我指桑骂槐，别有用心，又是派人谈话，又是派干部科征求意见，弄得我好不自在。偏巧，时隔不久省报在四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我厂落名一职工的读者来信《参观九分钟，吃掉千余元》，当时，全国正抓端正党风，该厂借某地参观之机，干部们大吃一顿被人反映到党报，碰上了点子。为此全厂几十名中层干部炸了窝，厂长宣扬要挖出祸首，书记声言要开除那混蛋，一道命令让各科室车间互追互查那位作者，一时间我这个已在门卫冷落几年的复退军人似乎猛地被人记起，被列为追查重点。保卫科长苦口婆心同我谈了一个通宵，全厂先后三十多名科股级干部、三个厂级领导对我轮番打探、开导、教育。沸沸扬扬很是追查了一阵，最后毫无收获，不得不以言论自由的高风大度收场。作者案虽没有水落石出，自此厂里对我这个放在门卫里的秀才却格外关照起来。八八年新年刚过，我便被安排去城关镇派出所出差一年，八九年三月又被派往市政府抵公差，下乡办理居民身份证，在山区驻村办点，竟一去整整三年。一九九二年回厂后仍然兢兢业业当起了门卫员。不知是神的趋势还是信念的使然，那一年我又拿起了我那三寸不烂之笔，不少劣作又从笔尖走上报端。也是那年冬天，从部队分来担任厂纪委书记的周然忠同志，了解到我一些情况后，出面把我借用到厂纪检，次年又推荐给本该进厂就去的宣传科并担任了我梦寐以求的新闻干事，总算从事渴慕已久的专业新闻工作。到职不久，我采写的科技兴业，勤俭办厂的稿件，发表在中国纺织报头版头条，却未想到背景材料中提到：连续亏损两年半，和锐意改革降职，解聘部分干部的那段话触怒了一些同志，我在专职新闻干事的位置上没干满两个月便被抽到厂里参与清收三角债。尔后我下广东，跑宜昌走九江，闯西北一去就是大半年，为企业讨回上百万元货款。还写下了纪实文学《一个讨债人的特区之行》发表在《金融时报》、《企业家》杂志上，并被报刊文摘转载。然而，讨债归来我却再也不能从事专职新闻工作了，我那篇纪实作品无形中又得罪了有关领导和部门屙尿带出屎来，我又成了祸首。随之而来的宣传科被精减，我被无条件地免职，到党办帮助工作，我的任务是打开水、扫地接听电话，跑跑跳跳、唯一神圣的指责是下到车间收理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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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回夜里做梦，梦见动物界一只洁白善良的小白兔对我说：当今的人世间到处都是陷阱和欺骗。当你对某一事物兴趣浓浓求之若渴时，社会上便很容易地找到你之所需，实际上你已经钻进了他人为你编制好的圈套。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动物界对人类竟会有如此看法？啊，人也是动物，他没翅膀，只两条腿，可他比一切动物都聪明，可是等我想明白时我已被这更聪明的动物们骗了一回又一回。
为了追求新闻工作，在厂内无望再从事专业新闻机会的情况下，我幻想着对外发展自己，我十分注重这大千世界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在数以万计的广告中，我渴望能找到新闻单位公开招聘的广告。在文人纷纷跳海捕鲸的如今，我甚至暗自高兴，曾默默对天祈祷，祈祷那些不愿吊死在记者编辑这棵苦枣树上的人们离树而去。我愿在被他们坐过的旧椅上认真奋斗一番，以慰藉平淡的人生。
终于我有了这机会，一九九三年六月三日，我看到湖北日报上用大半个版面刊出了广东省大江南人才交流中心的广告，其中招聘新闻，文秘人员，且宣称每月可向2500个求职人士，提供就业机会，并保证每年向每一位求职者提供三次直接与用人单位见面洽谈的机会，直到推荐成功。我见广告刊登在党报上，感到踏实可靠，不免为之大喜。有心人天不负，我高兴得差点唱起来。于是乎，按照广告要求急忙汇去20元报名费，并按样板填写一张电脑入档登记表。另将我发表的作品复印一大本挂号寄出。谁知收到一张白纸打印的收款收据后，再什么也没有收到，广告上保证的一年三次面谈机会我一次也没有谈过，似乎是火车上的饭盒只打一次交道便永远的抛弃，一九九三年底，我借出差机会，自费绕道去广州泰康路162号华安大厦405室人才交流中心，结果那中心已不在此处，下落不明。问及旁人，或作惊讶状，或作摇头状，竟无人知晓，白白花去路费数百元。我万没想到我被那招纳四方英才，渴拜天下知己等闪烁的广告所诱惑，落下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假如说被广东欺骗这是因为遥远难知底细尚可原谅，而我被近在咫尺的本地人才交流中心糊弄实在令人伤感。这是九四年七月的一天，一向冷清的市人才交流中心，突然门庭若市，热闹非凡。我挤去一看，原来是招本市报社记者：报名三天，报名费伍拾元。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赶忙挤进了人群交了伍拾元钱，接着又回老家抱来我存放的四档案袋报刊发表的原作，不无讨好地交给了有关人员。三天后再来一看：报名延续十天。十天后我又来一看：报名延续七天。报名总算结束了，考试那天不计其数的报名人员羊羔般被赶到牛坡山师范，在十多名监考官监督下总算考完。但考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见消息。后来我好不容易才打听到这次只录用了两名应届毕业生，实属国家分配安排对象。当我羞答答询问我的考分时，那曾负责考试报名的一位同志竟冷冷地说我考了倒数第一名。报名时，他曾把我的《中国纺织报》特约记者证高高举过头顶在人前宣传过啊！你们看，人家记者都交钱考试，快来报名吧！考一般性新闻知识我怎成了倒数第一名？我觉得这其中有诈，便去报社打听，原来报社并不招人。市人才交流中心是以报社招聘为诱饵，搞了一个既符合政策又能大笔捞钱的记者招聘，报社为此找过那个中心结果钱仍被那中心堂而皇之收走，报社一直没有招人，至今仍无下文。面对以经济为中心怪招百出的今天，我只好忍气吞声。
俗话说：屋漏偏逢连阴雨，恶狗专咬破衣人。两次受骗并没有使我灰心，相反更增添我对新闻工作追求的信心。我决定继续寻找机会向外发展，未想到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日湖北日报又给我送来了希望与光明。第五版上赫然出现：湖北省人才交流中心，南方经济文化中心联合招聘启事。招聘记者编辑二十名。当时我看到这则广告已离报名结束剩下两天时间。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稳，天未亮就乘车赶到省城，找到报名地点已是中午时分。顾不得饥渴便一头扎进那南方经济文化中心。那中心设在一处地下室，新置的桌椅堆满了油印件，地上摆着油印机，煞是一派文房景象。接待我的是一位已秃顶自称是教授的人，不一会来了一位李主任，他们当场看过我带来的作品，先是对我上下打量一番，说我挺有气质，只是衣着不新颖。后经过简单口试，便觉得十分满意，当面拍板要录用我为编辑，并让我留下照片，电话号码，回家作好出差准备，还叮嘱要多带衣服准备去青海省组稿。我正想了解一下情况，他们却要带我外出吃饭，并告诉这中心是正规单位，上面还有相当一级的领导，一般人想进都不能进。我还能说什么呢？一时间心中只为自己被录用，头顶闪耀着一个未来的编辑头衔而高兴。出罢门便没有让他们为我破费，当日赶回了麻城。回来后特意买了一套高级西服、领带、皮鞋，还请了一个月探亲假说去陕西探亲。十二月十三日果然我接到武汉电话，通知我去青海省。我连忙赶往那中心，只见李主任慎重其事地发给我一个盖有钢印颇为气派的工作证，并封我为编辑部主任，我还不知这是什么编辑部，李主任又给我一盒印好的名片，上有我的头衔《中国工商企业联络大全》编委会编委。我仿佛明白这大概就是刊物的名称。第二天清早便随他一道去了青海，我不明白报上说招二十名编辑，怎么只去我一个？李主任说这次是特意带我去的，不带其他人。到了青岛省西宁市，我们住进了一家高级宾馆，李主任要求我穿上西服，又让我吹头烫发打扮一番，我着实打扮得十分精干，平生还从未发现自己也如此风度翩翩，竟信心百倍起来。完全忘记了这身打扮使自己花掉了七百多元钱。这天夜里，我见李主任提着茅台酒，中华鳖膏等高级礼品，去会朋友，第二天他便从青海省省委办公厅开来介绍信，向我正式交待工作。原来，他要在青海省以省委办公厅支持为名，打着编写由自己命名的《中国工商企业联络大全》青海卷。目的是向企业收起一笔钱，他曾经奸笑着对我说过：他看中了西北人实在、爽快、没有多少心眼。我这所谓的编辑只不过是为他去企业拿来简介，更重要的是拿到转账支票了事，根本不用费神写什么，呜呼我隐隐觉得我又被欺骗，内心在痛疚地呼喊，这并非我之所愿。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只好去企业组稿，凭我多年采访写作的经验，居然在青海省铝厂，化工厂等几个大中型企业开来了几张现金支票。李主任对我十分赞赏，夸我很有才干。他为了能迅速弄到一大笔钱，要求我一人去格尔木市开展工作，加快组织收入。并规定我每组一篇稿件给我百分之二十回扣，每月扣除各种费用后保证我月收入超过千元。还给几百元开办费，逼我达乘去格尔木的火车。这哪里是我平生所求啊，我受骗还得感谢李主任给我去格尔木独立工作的机会，到格尔木市稍作停顿后，我便乘回头车赶到甘肃省兰州。再转车南下武汉。经过生我的陕西西安古城时，我想到我这西北之行禁不住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心中想唱，想唱：不要问我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我为什么要流浪、流浪他乡。当我回到武汉，再去那中心旁打听时，才知道那位李主任，他不是本地人。而那位教授也早已去了襄樊，大约还要成立一个什么中心。
我做了十七天编辑，被人当作了钟馗。我庆幸自己逃跑的选择。回到麻城已是一九九五年元旦的夜晚。街头小店里的电视正点播着《今夜星光灿烂》，我走进小店掏出身上仅剩的三块五角钱买了包饼干充饥，一直把歌听完。
新闻啊，十几年来你令我痴迷忘返，梦绕魂牵。回眸身后，我留下的是一串辛酸的脚印，展望未来，前面依旧是一片未知的荒原！
新闻啊，我苦恋的事业，不灭的追求，你为何不惠顾一个从大山里走来的孩子？你为何不惠顾一个爱做梦的青年？你为何春风不度玉门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