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张报纸登过这条消息之后没几天，在它的第二版左下角贴地的地方，非常不起眼地登出了我们家与李玖妍断绝一切关系的声明，全文大概不到一百字，干脆利索，手起刀落。落款是“李德民唐亚蓉夫妇”。这真是一件叫人想不通的事，他们要一边吵架，一边讨论离婚，还要一起合伙登声明，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李文革起初走路时还是有点拐，不过走着走着就好些了。大脚趾确实接得不错，不是有点疤痕，从表面上根本看不出什么。但那毕竟是断了再接上去的，想跟没断过一样是不可能的，比如他不能跳，也不能跑，要跑只能慢跑，要跳也不能用那只脚，必须用另一只脚。就是平常走路，重心也尽量放在后脚掌。所以他只好收敛起顽劣，这样一来反倒成全了他，别人觉得这孩子越来越稳重了，而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平和稳重的人跟权力似乎特别有缘，他后来做官做得比较顺，他这只再植的、外强中干的大脚趾功不可没。
李文革的大脚趾接上去了，我父母却离了，—我估计就是那个时候离的，最后合伙干了一把，登出了那份声明，将李玖妍像摘瘤子似的从自己身上摘掉了，断根了，剩下来的事情就是离婚了。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不离干什么？一定得离了。非离不可了。
如今我回头看一看，就知道他们彼此之间的失望和嫌恶到了什么地步。因为我和我老婆张海棠也吵。我跟张海棠吵架主要原因在张海棠。我摇着轮椅去“海棠书店”时，好几次都碰见七罗汉趴在柜台上，用一只手撑着下巴跟张海棠说话。我一直以为这是个从她老家来的民工，可是这个民工每回见了我，都是匆匆忙忙地走掉。而张海棠这时候总是对我冷冰冰的，我便觉得这个民工有点蹊跷，但忍住了没问。张海棠没我忍性好，用那只好眼朝我翻个白眼，说：“想问什么就问吧，别憋着，憋出毛病来不好。”我说：“好人不用管，坏人管不成，问什么？”张海棠嘴一撇，像笑又不像笑地哼一声。有一回我正好碰见张海棠在抹眼泪，我就觉得再不问就不对了，我叫住低着头从我身边匆忙走过去的七罗汉，然后问张海棠：“他是谁？”张海棠先叫七罗汉走，等他走了以后，才对我说：“七罗汉。”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她跟七罗汉还藕断丝连。她说：“你也不想想，他要是不爱我，怎么会打瞎我一只眼睛？”张海棠性格里比较可爱的一面，就是直率，不隐瞒，想说时就噼噼啪啪全倒出来。她说七罗汉还爱她，而且爱得要命。她的逻辑很怪，七罗汉打瞎她一只眼睛，她把七罗汉送进监狱，他们互相残害，可她说这是爱。她现在正在为难，不知道是老老实实跟我过日子好呢，还是回头跟七罗汉好。我说：“你慢慢拿主意吧。”张海棠便抱起双臂，用懒洋洋的口气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你巴不得我提离婚，你好马上就去找你那个拐婆子！”她说的“拐婆子”，就是在白马庙市场卖酱菜的苏晓晓。我淡淡地说：“彼此彼此。”
所以在我看来，夫妻吵架吵到没有愤怒没有激情的时候，那就是无药可救了。那种失望和嫌恶是无法言说的。虽然我和张海棠关乎的是“风月”（这样烂糟的事情，不知够不够得上这两个字），而我父母是因为在艰难的合作过程中都将彼此看透了，比用显微镜看得还透，都觉得对方太不是东西，或者看见对方就等于看见了自己，对方就是自己的镜子，于是从前的风花雪月―假如真有过的话―便不堪回首了，他们关乎的应该是人格或德行，二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结果却是一模一样的：离婚。
真到了一点不犹豫的时候，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我和李文革当然也不是问题。我们的归属他们很快就谈好了：李文革归我妈，我爸则捡了我这个落脚货。
我妈原想带着李文革远离老鼠街，我爸也巴不得她早点搬出去，所以两个人都在忙着跑房子。可是他们腿都跑细了，不要说小街小巷边边角角，连郊区都跑去了，也找不到一间房子。房子都是公家的，都归各区房管局革委会管着，就算有空房子，也轮不到他们。这样的事我爸又不好去麻烦人家周师傅，他拉不下老脸开这个口，怕被周师傅捡了笑。到了这时候他们才明白，他们的婚等于白离了，他们还要在一个屋檐下进出，还要在一个锅里吃饭；而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已经离了婚，不知道我们已经成了两家人。
我知道我们一家人变成了两家人是因为我爸住院。那时候我爸已不在南杂店了，虽然他挖了那么久的人防地洞，回到店里没几天，人家还是又把他赶走了，让他到他们单位上办的五七农场养猪去了。他给别人打过那么多家具，给苏酒糟也打过，可是包括苏酒糟在内，都觉得他还是去养猪的好。苏酒糟还对他说：“老李，你想想，天天守在店里有什么好？去农场养猪多自在？农场那环境，山清水秀，空气都新鲜些，我是脱不开身，脱得开身我都想去。”我爸说：“那是那是。”单位上的农场设在郊区，往东三十里，不远也不近，他吃住都在那里。那天他忽悠忽悠地挑着一担潲水刚进猪圈，忽然感到胃里一阵翻涌，随即便哇哇地呕吐，结果这一吐就没完没了，大约半个钟头左右便要吐一次，最后连苦胆都吐出来了。胆汁是绿汪汪的。猪把别的都吃了，唯有胆汁不吃，嫌苦。在当地公社卫生院吊了几瓶盐水，把死人一样的脸色吊回来一点，也还是像一张在水里漂过的草纸，再试着吃了小半碗稀饭，还没过半个小时，怎么吃进去的就怎么吐出来了，吐完了又吐胆汁。公社卫生院的医生说，快走吧，别在这里耽搁时间了。于是第二天一早就搭一辆拖拉机回来了，在区卫生院一检查，人家说长了个瘤子，赶紧开刀吧。
开刀要家属签字，而这个字是我签的。那天上午我妈去上班之前，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哦，对了，听说你爸要开刀，你到医院里去看一下，给他签个字。”我当时非常吃惊，一是为我爸开刀，二是为她说的话和她的口气。她用那种白开水一般的口气说你爸要开刀，又说你去看一下签个字，那么她呢？她干什么？我说：“我签什么字，你不去吗？”她摇摇头说：“我跟他离婚了。”我大约是一副又困惑又吃惊的样子，她看了我一会儿，便转身去翻出了他们的离婚证，递给我，说：“你可以看一下。”
我就看了一下。我看到了他们离婚的事实。就是一张比三十二开纸略小些的白纸，质地比较粗糙，因此白得很不纯粹，透着一抹糠黄。我看见在“离婚原因”那一栏里写的是“感情不和”（从表面上看，这与我日后和张海棠的离婚原因又是一样的），再往下我就看见了我和李文革的归属：我归我爸，李文革归我妈。至于李玖妍归谁，上面没写。大约也不用写，因为李玖妍已成人了，也嫁人了，而且我们家还登过报，跟她断绝关系了。我忽然有种冷飕飕的感觉。我有点理解他们“登报”，但一点不懂他们的离婚。把离婚证还给我妈时，我禁不住狠狠地抖了几下，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我拄着双拐挪到医院时，鸡皮疙瘩已经没有了，给我爸签字时，我已经无所谓了。
我爸的瘤子是良性的。知道死不了，他半张着嘴，两个眼角上各挂了一滴泪。
在医院里侍候我爸时，除了不要把屎把尿，我什么活都要干。我充分地利用我的胳肢窝和我的脖子。洗衣服时，我把要洗的衣服挂在脖子上，来到水槽边站定，把重心放在一根拐杖上，用胳肢窝夹死，将衣服从脖子上扯下来；打肥皂搓洗时，用两个胳肢窝夹住拐杖，将自己挂在拐杖上，好腾出手来搓衣服；又将洗干净的衣服再挂上脖子，晒衣服时基本上跟洗衣服一样，把自己挂在拐杖上。我还从家里翻出了一只书包，是李玖妍的那只洗得发白的黄书包，我把它翻出来之后心里怔怔的，我眨巴着眼睛看着家里的桌子凳子柜子箱子，看着墙和板壁，看着天花板，看着墙和板壁上贴的样板戏的画纸，看着我爸从前做的那九面小镜子，看着厚厚的无人掸抹的灰尘和零乱放置的瓶瓶罐罐，以及到处乱扔的衣服和鞋袜，竟莫名其妙地觉得有一把刷子在心里一下一下地刷着。那把刷子又粗又硬。后来我才知道这叫沧桑感。沧桑感是一种很不好的感觉，伤人，弄得人心里戚戚的，说不出哪儿疼，像掉了魂似的。我戚戚地往李玖妍的黄书包里放了一只篾壳热水瓶，放了两只搪瓷碗和两把铝皮调羹，又戚戚地挂在脖子上。
在医院里的日子，这只黄书包就像长在我脖子上，买包子馒头是它，打饭打菜是它，打开水也是它。打了饭菜往里面一放，打了开水也往里面一放，然后我挪一下，它就晃一下。它和我胸前的衣襟很快就变得斑斑驳驳的了。油渍和菜汤，以及东碰西蹭之后落下的尘泥污垢，使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