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的灵魂及其界限，人的内在经验的迄今一般地达到的范围，这些经验的高度、深度和远度，全部的迄今的灵魂史和它的还研究不完的可能性，这些对于“伟大的狩猎”的一个天生的心理学家和朋友来说是预先被规定的狩猎领域。但是，他必定多么经常地失望地对自己说：“一个个人！啊，仅仅一个个人！而这巨大的森林和原始森林！”因而，他希望自己有几百个狩猎的助手和灵敏的训练有素的猎犬。他可以把这些东西驱赶到人的灵魂史，以便在那里把他的野兽赶到一起。他一再地、彻底地和痛苦地进行检验，要为恰恰激起他的好奇心的一切事物找到助手和狗，这多么困难。它具有的弊病——把学者们派到新的和危险的狩猎领域，那里需要在任何意义上的勇气、聪明、精细——在于它们恰恰在“伟大的狩猎”和巨大的危险开始之处不再是可使用的——恰恰在那里它们失去了它们的追猎的眼睛和鼻子。例如。为了猜到和确定知识和良心的问题在homines religiosi（宗教人士）的灵魂中迄今有哪一种历史，一个人也许本身必须像巴斯卡的理智的良心那样如此深刻地、受伤地和巨大地具有一种体验。然后，他总是还需要带有清醒的、邪恶的精神性的那个伸展的天空，此天空从上向下能够俯瞰、整理和有力地公式化这大量的危险的和痛苦的体验。——但是，谁为我作这种服务！但是，谁有时间期待这些服务员！——他们明显太少地成长，他们在一切时代都是如此不可能的！最终人们必须自己做一切事情，以便自己知道一些东西，这就是说，人们要做的事很多！——但是，像我的那种好奇心现在一度保持为一切罪恶中最令人愉快的——请原谅！我想说：对真理的爱在天上有其报酬，并且已经在人世间有其报酬。
2
在一个怀疑的和南方自由精神的世界（这世界经历和包含了几个世纪之久的哲学家学派的斗争）中的最初的基督教所要求并且并非罕见地所达到的那个信仰，还包括对容忍的教育，后者是Imperium Romanum（罗马帝国）所给予的——这个信仰不是譬如一个路德或一个克伦威尔（Cromwell）或精神的另一个北方的野蛮人借以依附于他们的上帝和基督教的那个真诚的和粗暴的奴才信仰，倒宁可说巴斯卡的那个信仰，它以可怕的方式类似于理性的持久的自杀，坚韧的长存的虫一般的理性的持久的自杀，这理性不可以立即一下子被杀死。基督教的信仰从开始起是牺牲：牺牲一切自由，一切自豪，精神的一切自我确信，同时是服从和自我嘲笑，自我摧残。在这信仰中有残酷和宗教的腓尼基主义，它适应于一种柔软的、多方面的和作很多挑剔的良心；它的前提是：精神的屈服造成了难以描绘的痛苦，这样一种精神的全部的过去和习惯抵抗absurdissimum（极端荒谬），作为absurdissimum，“信仰”向它迎面而来。现代的人以他们对一切基督教的术语表的迟钝，不再同样感受到可怕的最高的东西，后者对一种古代的趣味来说存在于惯用语“十字架上的上帝”的佯谬中。迄今还绝没有和绝无哪处有像这个惯用语一样的在颠倒中的大胆，某种一样的可怕的东西、发问的东西和值得问的东西：它许诺重新评价一切古代的价值。——东方，深刻的东方，东方的奴隶，他以这种方式向罗马及其高贵的和轻浮的容忍进行报复，向罗马人的信仰的“天主教”进行报复——而且它总是并非信仰，而是摆脱信仰，对信仰的严肃性的半斯多葛派的和微笑的漠不关心，这使奴隶们对他们的主人产生愤慨，并反抗他们的主人。“启蒙运动”引起反抗，因为奴隶想要无条件的东西。他只理解专制的东西，在道德方面也如此，他又爱又恨，没有细微差别，直到很深的程度，直到痛苦，直到生病——他的许多隐藏的苦难反抗那种似乎否认苦难的高贵的趣味。对苦难的怀疑，在根本上仅为贵族的道德的一个姿态，至少也不是从法国革命开始的最后的重大的奴隶起义的原因。
3
凡迄今在人世间宗教的神经官能症出现之处，我们发现它与三个危险的生活规则相联系：孤独、斋戒和性的节欲，而并不在此有把握地决定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是否在此有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对这后一个疑问是这样说明理由的：在野蛮的和在温顺的民族那里，连最突然的最无节制的纵欲恰恰属于最正常的症状；此纵欲然后同样突然地突变成忏悔和对世界及意志的否认——这两个症状也许作为被掩蔽的癫痫可得到说明？但是，在任何地方人们都不应该更多地放弃说明：在别的类型的周围迄今都没有如此大量的荒谬和迷信生长出来，没有别的类型迄今看来更多地使人，甚至使哲学家感兴趣——也许现在该在这里恰恰变得冷淡一些，学会谨慎，更好地说，掉转目光，抽身走开。几乎作为自在的问题，宗教的危机和觉醒的这个可怕的问号还处在最近到来的哲学——叔本华哲学的背景上。对意志的否定是如何可能的？神圣者是如何可能的？——这似乎实际上是这样的问题，借这个问题叔本华成为哲学家并从事他的工作。因此叔本华的真正的后果是：他的最虔诚的信徒（也许也是他的最后的信徒，就德国而言），即理查德·瓦格纳，恰恰在这里把他的自己的毕生的事业带向终结，最后还把那个可怕的和永恒的类型作为Kundry，type vécu（真实的类型）在舞台上展示出来，跟他本人一模一样；同时，凡欧洲的几乎一切国家的神经科医生都得到机会从近处研究这类型之处，宗教的神经官能症——或像我所称呼的“宗教的本质”——作为“救世军”而实行其最后的传染性的爆发和进展。——但是，如果人们自问一下，在神圣者的全部现象中，什么东西实际上如此极大地使一切种类和时代的人感兴趣，也使哲学家感兴趣。那么，无疑就是附着在它上面的神奇之事的模样，即对立之直接的连续性，心灵的道德上对立地评价的状况的直接的连续性——人们在这里相信用手把握住从一个“坏人”立即生成一个“神圣者”，一个好人。迄今为止的心理学在此处沉船折戟，这情况难道不可能主要因此而发生，因为心理学曾置身于道德的统治下，因为它曾相信道德上的价值对立，并且把这些对立看到、读到和解释到原文和事实情况中去？——怎么回事？“神奇之事”仅为解释的一个错误？在语言学方面的缺乏？
4
看来，拉丁种族的天主教对这些种族的从属比全部的基督教对我们北方国家的从属远为内在。因此，在天主教国家中的无信仰与在新教的国家中相比必定意味着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即对种族的精神的一种反抗，而在我们这里无信仰宁可说是返回到种族的精神（或非精神）。我们北方国家无疑源出于野蛮人种族，而且就我们的宗教才能而言：我们在这方面的才能很糟糕。人们可以把凯尔特人除外，他们因此也为接受基督教在北方的传染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在法国，基督教的理想，就其只允许北方的浅色的阳光而言，走向了凋谢。就某种凯尔特人的血统在这些法国的最后的怀疑论者的起源中而言，这些法国的最后的怀疑论者对我们的趣味来说是多么奇特的虔诚！在我们看来，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社会学及它关于本能的罗马逻辑是多么天主教的，多么非德国式的！波尔特·罗依尔（Port Royal）的那位可爱的和聪明的讲解导游人圣·贝费（Sainte Beuve），是多么耶稣会式的，尽管他对耶稣会会士有一切敌视！而且甚至埃内斯特·雷那恩（Ernest Renan），对我们北方国家来说，这一个雷那恩的语言听起来是多么不能达到的，在他之中，在一切时刻，一点点宗教的紧张关系就使他在更细微的意义上的淫欲的和舒适地横卧的灵魂失去它的平衡！让我们在他之后复述这些美好的句子——而且何种邪恶和傲慢作为答复立即活动在我们的可能更少美好的和更坚硬的，即更德国的灵魂中！——“所以我们大胆地说，宗教是正常人的一种产物。当人对无限的命运绝对虔诚和绝对相信时，他也成为最现实的……这就是说，当他真的把德行与永恒的秩序联系起来，以及毫不关心地对待事物时，他发现死亡是讨厌的和荒谬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不设想人是最好的呢……”这些句子对于我的耳朵和习惯来说是如此极端地恰恰相反的，以至于当我发现它们时，我以最初的痛恨在旁边写道：“最佳的嘲笑！”——直到我最后的痛恨甚至还喜爱地获得它们，这些句子及它们的颠倒的真理！拥有一个人的自己的正相反的东西，这是如此有教养，如此突出！
5
在古希腊人的宗教生活中造成惊愕的东西是这种宗教生活发出的极大量的感谢——这是一种很高级的人，他如此地站在自然和生活的面前！——后来，当乌合之众在希腊占了上风，畏惧也在宗教中丛生，而基督教已在作准备。
6
对上帝的热忱，有粗野的、天真无邪的和纠缠不休的方式，像路德的方式，全部的新教缺少南方的娇嫩（delicatezza）。其中有东方的得意，像在一个不该享受的有天赋的或振奋的奴隶那里一样。例如，像在奥古斯丁那里一样，他以一种侮辱人的方式缺乏举止和欲望方面的一切高尚。其中有女性的温柔和贪欲，后者羞怯和无知地涌向unio mystica et physica（神秘的结合和自然的结合），就像在德·古涌夫人（Madame De Guyon）那里一样。在许多情况中，它十分奇特地表现为女孩或男孩的青春期的伪装，在这里和那里甚至表现为一个老处女的歇斯底里，也表现为她的最后的虚荣心。教会已经多次在这种情况下把女人尊崇为圣徒。
7
最强有力的人迄今总是还崇敬地在神圣者面前鞠躬，把他当作自我克制和最后有意贫困之谜。为什么他们鞠躬？他们在他之中预感到——而且在他的虚弱的和可怜的模样的可疑的东西的背后——优势的力量，这力量想在这样一种克制那里检验自己；意志的强大，他们在意志的强大中又认识到自己的强大和统治的兴趣，并知道加以尊敬：当他们尊敬神圣者时，他们尊敬某种自在的东西。此外，神圣者的注视使他们产生猜疑：这样巨大的自我否定，这样巨大的违反本性，不是随便地将被要求。他们这样说和自问。也许对此有一个理由，一个完全巨大的危险，苦行者通过他的秘密的对话者和访问者想进一步了解这危险？总而言之，世界上的强有力的人对他学会了新的畏惧，他们预感到一种新的力量。一个陌生的、还未制服的敌人：“权力意志”迫使他们停留在神圣者面前。他们必须问他。
8
在犹太人的《旧约全书》中，在这本神的司法的书中，存在着一种有如此伟大的风格的人、事物和言谈，以至于希腊的和印度的文献无法与之比较。人们以惊恐和敬畏站在人从前所是的东西的这些巨大的残余物的面前，并将对古老的亚洲和它的向外伸展的欧洲半岛（欧洲完全想在亚洲面前意味着“人类的进步”）产生可悲的思想。当然，谁本身只是一个瘦弱的温顺的家庭动物，只知道家庭动物的需要（像我们今天的有教养的人，包括“有教养的”基督教的基督教徒），谁在那些废墟中无需感到惊奇，也完全无需感到忧伤——对《旧约全书》的趣味是“伟大”和“渺小”的试金石——也许他希望发现《新约全书》——仁慈之书总是还更多地诉诸他的心（在其中有许多真正的温柔的沉闷的祷告迷和可怜的心灵）。把这《新约全书》，在任何考虑中的一种洛可可的趣味，与《旧约全书》胶合成一本书，作为《圣经》，作为“自在的书”，这也许是最大的冒险，是文学上的欧洲在良心上所具有的“违背精神的罪恶”。
9
为什么今天有无神论？——上帝身上的“父”被彻底地反驳：“法官”、“酬报者”也如此。他的“自由意志”也如此这般：他不在听，即使他在听，他不知道进行帮助。最糟糕的是：他似乎无力清楚地与自己交谈。他是不清楚吗？——这是我从各种各样的谈话中提问地和倾听地所发现的作为欧洲的有神论的衰落的原因的东西；在我看来，虽然宗教的本能强有力地在成长，但它以彻底的猜疑恰恰否定了有神论的满足。
10
全部较新的哲学究竟根本上在做什么？自笛卡尔以来，——而且与基于他的发展相比更多地出于反抗他——一切哲学家方面的人们在批评主语和谓语概念的幌子下，谋杀旧的灵魂概念——这就是说，谋杀基督教学说的基本前提。较新的哲学，作为认识论的怀疑论，隐蔽地或公开地是反基督教的，虽然对更精细的耳朵而言，决不是反宗教的。人们从前相信“灵魂”，就像人们相信语法和语法的主语一样：人们说，“我”是条件，“思”是谓语和受制约的——思是一个活动，为此活动一个主语必须作为原因被想出来。现在，人们以令人赞叹的坚韧性和狡猾作尝试。不管人们能否从这罗网中摆脱出来，不管也许相反的东西是否真的：“思”是条件，“我”是受制约的；因此，“我”只是一个综合，此综合是由思本身制造的。康德想在根本上证明，从主体出发，主体不能被证明，客体也不能：主体的，因此“灵魂的”表面生存的可能性并非总是会对他来说是陌生的，这是那样一种思想，它作为吠檀多哲学已经一度以巨大的力量在人世间出现过。
11
有宗教的残酷性的一个大梯子，它有许多梯阶。但其中三个是最重要的。第一，人们向他们的神牺牲人，也许恰恰是人们最喜爱的人，其中包括一切原始时代的宗教的头批产物的牺牲品，其中还包括上卡普里岛的皇帝梯贝里乌斯的牺牲品，一切罗马时代错误中的那个最令人战栗的时代错误。然后，在人类的道德时期中，人们向他们的神牺牲人们所具有的最强大的本能，他们的“本性”；这个节日的欢乐在苦行者的残酷的目光中，在热情的“违背自然者”的残酷的目光中突现出来。最后，还剩下什么东西供作牺牲？人们必定不是最后牺牲一切令人安慰的东西、神圣的东西、治病的东西，牺牲一切希望，对隐蔽的和谐、对未来的幸福感和对权利的一切信仰？人们不是必定牺牲神本身，而且出于对自己的残酷，崇拜石头、愚蠢、重的东西、命运、微不足道的东西？为了微不足道的东西而牺牲神——最后的残酷性这个荒谬的神秘崇拜保留给现在正兴起的一代人。我们大家已经懂得其中一些东西。
12
谁像我一样以某一种谜一般的欲望长久地致力于寻根究底地思考悲观主义，并把它从它借以最终向本世纪表现自己的半基督教的、半德国的狭隘和单纯中（即从叔本华哲学的形态中）解救出来，谁实际上以亚洲的和超亚洲的眼睛把目光投入到一切可能的思维方式中的对世界彻底否认的思维方式，向下对之望去——超出善和恶，并且不再像佛陀和叔本华那样停留在道德的魔力和幻觉中。那么，谁就也许正借此——并非他真正愿意如此——而为相反的理想睁开眼睛，为最纵情的最有生气的和对世界最肯定的人的理想睁开眼睛，有这种理想的人不仅学会了顺应和相容曾存在和现存在的东西，而且希望又拥有它——像它曾存在和现存在那样——永恒地，不知足地喊着从头再来（da capo），不仅仅对自己，而且对整个的剧本和戏剧，不仅仅对一个戏剧，而且在根本上对恰恰需要这戏剧的人，——而且使这戏剧必需的人，因为他一再地需要自己——而且使自己必需——怎么回事？而这不会是——circutus vitiosus deus（伪造的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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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的精神的目光洞察的力量，生长出很远的距离和仿佛生长出在人周围的空间：他的世界成为更深邃，新的星星、新的谜和景象进入他的视界。精神的眼睛借以练习自己的机智和深沉的那一切东西也许恰恰只是引发了它的练习，也许恰恰只是游戏的一件东西，孩子们和孩子头脑的某种东西。最庄严的一些概念（为了这些概念十分频繁地进行斗争和忍受），“上帝”和“罪恶”这些概念。也许有一天对我们来说，较之孩子的玩具和孩子的疼痛对老人来说，并非更重要——然后，“老人”也许又需要另一个玩具和另一个疼痛，——总是十足的孩子气，一个永恒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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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否注意到，对一种真正宗教的生活，不仅仅对它的极微小的心爱的自我检验的工作，而且对那自称为“祈祷者”并为“上帝的到来”持久地作准备的温柔的冷静状态来说。外在的懒惰或半懒惰是很需要的，我指的是问心无愧的懒惰，从古以来的懒惰，血统方面的懒惰，对它来说，贵族的情感不是完全陌生的：劳动使人蒙受耻辱——使灵魂和肉体粗俗化？因此，现代的喧闹的、占用时间的、自负的、愚蠢的、自豪的勤劳，为“无信仰”所作的教育和准备多于一切其余的东西？例如，在那些现在在德国远离宗教而生活的人中间，我发现各种各样的和有“自由思想”的来源的人，但首先多数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勤劳从一代到另一代人已消解了宗教的本能，以至于他们完全不再知道宗教有何用处，只以一种迟钝的惊讶仿佛注意到宗教在世界上的存在。他们感到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已经充分地被占用，这些老实人，不管从他们的事务来看，不管是从他们的娱乐来看，完全不谈“祖国”、报纸和“家庭的义务”。看来，他们完全没有剩余的时间去应付宗教，特别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总是无法弄清在此是涉及一件新的事务，还是涉及一种新的娱乐，因为他们对自己说，人们不可能纯粹为了败坏好的情绪而去教堂。他们不是宗教的风俗习惯的敌人；如果人们在某些情况下要求，例如从国家方面要求参与这样的风俗习惯，那么，他们做人们所要求的，做得跟人们一样多，而且以一种忍耐的和有节制的认真态度，而不带有太多的好奇心和不愉快的心情：他们十分遥远地和外在地生活着，以便自己在这类事物中只需找到赞成和反对的态度。今天，属于这些漠不关心的人的有德国大量中等等级的新教徒，特别在大商业和交通行业中心的勤劳的新教徒。也有大量勤劳的学者和全部大学附属人员。（神学家们除外，他们的生存和可能性给心理学家日益多的和日益细致的谜以供猜测。）人们很少从信神的或教会的人的方面使自己形成对如下情况的观念：多少良好的意志，人们能够说，多少任性的意志，现在归属于：一个德国学者严肃对待宗教问题；从他的整个业务着手（而且像所说过的，从对业务的勤劳入手，他的现代的良心使他对这种勤劳负责），他倾向于对宗教取优越的、几乎宽宏大量的愉快态度，在这愉快态度中有时混杂着一种轻微的轻视，针对着精神的“不干净”，凡人们还信仰教会的地方，他到处预先设定了这精神的“不干净”。仅借助于历史（因此不是从学者的个人的经验出发），学者成功地使自己对宗教达到了充满敬畏的严肃，和达到了某种胆怯的考虑；但是，当他把他的感情甚至提高到对它们的感谢时，他及他的人身还是没有进一步更接近于仍作为教会或虔诚而存在的东西，也许正相反。他对他在其中诞生和受教育的宗教的事物所采取的实际上的漠不关心，通常在他那里升华为小心谨慎和洁癖，后者害怕与宗教的人和事物接触；而且，他的容忍和人性的深度恰恰会叫他避开容忍本身所引起的困难的危急状态。——任何时代有它自己的神圣方式的天真幼稚，由于这神圣方式的天真幼稚的发现，其他的时代会妒忌那时代——多少天真幼稚，值得尊敬的、儿童般的和无限的傻乎乎的天真幼稚在学者的这个优越性的信仰中，他的容忍的良心中，在无预感的简单的确信中，他的本能凭此确信把宗教的人作为一个劣等的和较低档的类型加以探讨，他本人超出、离开这类型而向上生长——他，小而狂妄的侏儒和暴民，努力而灵巧的在“观念”，在“现代观念”方面的手脑并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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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深刻地把目光投入世界中，谁就也许猜到何种智慧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人们是肤浅的。正是他们所保存的本能教导他们草率、轻浮和错误。人们在这里和那里，在哲学家和艺术家那里，发现对“纯粹的形式”的一种热情的和过分的崇拜：没有人会怀疑到谁如此这般地需要狂热崇拜肤浅，谁就在某一个时候不幸地把手伸到肤浅之下去。甚至关于这些烧伤的孩子们，关于生来的艺术家（他们对生活的享受只还在力图对生活的形象的伪造中去寻找，仿佛在长期地对生活进行报复），也许也还有等级的秩序：人们能够对他们对于生活兴味索然的程度由此来推测，直到在何种程度上他们希望看到生活的形象被歪曲、淡化、彼岸化、神化。——人们或许可以把homines religiosi（宗教人士）也列入艺术家，作为他们的最高的等级。对无法医治的悲观主义的深刻的猜疑的畏惧，此悲观主义迫使整整几千年用牙紧紧咬住对生存的宗教解释：那种本能的畏惧，这种本能预感到在人足够强大地、足够艰苦地充分成为艺术家之前，人们太早地会获得真理……虔诚，“在神中的生活”，用这目光来观察，在这里表现为对真理的畏惧的最精巧的最后的产物，表现为艺术家在一切伪造中的最彻底的伪造面前的崇拜和陶醉，表现为不惜一切代价地对真理作颠倒的意志，追求非真理的意志。也许直到现在没有比虔诚更强大的手段去美化人本身；通过它，人能够如此厉害地成为巧妙、肤浅、色彩变幻、善良，以至于人们对他的景象不再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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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上帝的缘故而热爱人。——这是直到现在在人中间所达到的最高尚的和最疏远的感情。至于对人的爱，不带有某一种使神圣化的背后意图，更多地是愚蠢和兽性，至于对这人之爱的嗜好必须首先从一个更高的嗜好得到它的尺度、它的精细、它的微量的盐和小微粒的龙涎香：谁首先感觉到和“经历到”这一点，尽管他的舌头在试图表达这一种温柔时结结巴巴。那么，就让他对我们来说在一切时候保持为神圣的和值得崇敬的，作为最远走高飞而又最美妙的迷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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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像我们自由的精神对他所理解的那样——作为有最广泛的责任心的人，他对人的全部发展具有良心：这位哲学家将为了他的培养和教育事业而使用宗教，就像他使用当时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状况那样。进行挑选的和培养的影响，这就是说，总是既进行破坏的又有创造性的和进行塑造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借助于宗教被实施，这种影响按照处在宗教的魔力和保护之下的人的种类而言是多方面的和不同的。对于强者、独立者，对于为下命令而被准备和预先被规定的人来说（在这些人中，进行统治的种族的理性和技巧成为有肉身的），宗教是一个附加的手段，可以克服反抗，能够进行统治——作为一个纽带，此纽带把统治者和臣民共同联结起来，并且把后者的良心，他们的隐蔽的东西和最内心的东西——想摆脱服从——泄露和交给前者：如果具有这样高贵的出身的一些个人，通过很高的精神性，倾向于一种隐退的和较舒适安宁的生活，给自己只保留对精选的门徒或教团成员的统治的最精细的本性，那么，宗教本身可以作为手段加以使用：在较粗暴的统治的喧闹和艰辛面前为自己创造安宁，在一切政治行为的必然的肮脏面前为自己创造出纯洁。例如，婆罗门就是这样理解的：借助于一个宗教的组织，他们给自己权力为民众委任其国王，而他们本人则保持远离，置身事外，作为具有较高的和超国王的使命的人。在这同时，宗教也给一部分被统治的人以指导和机会，为将来的统治和下命令作准备，也就是说，给那些慢慢地兴起的阶级和等级以指导和机会，在这些阶级和等级中，通过幸运的婚姻伦理、意志的力量和兴致，追求自我统治的那种意志，都总是在上升中：宗教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推动力和诱惑，去走通向更高的精神性的道路，并对重大的自我克服、沉默和孤独诸方面的感觉进行检验。如果一个种族想超出其出身从贱民成为主人，并且力求将来的统治。那么，苦行主义和清教主义几乎是不可缺少的教育和净化的手段。最后，对于那些为了提供服务和为了普遍的利益在此存在而且仅就此而言可以在此存在的通常的人、大多数的人，宗教给他们无可估量地满足于他们的状况，给他们心灵中的多方面的宁静，给他们服从时的净化心情，给他们附加的幸运和受苦之类的东西，焕发光彩和美化的东西，对全部的日常生活，对全部的卑贱，对他们的灵魂的全部半动物的贫乏进行辩护的东西。宗教和宗教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把太阳的光辉投到这些总是受折磨的人身上，并使他们本身忍受自己的处境，就像伊壁鸠鲁哲学通常对较高档次的受苦人发挥作用那样，宗教和宗教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提神地、使人有教养地、对受苦仿佛加以利用，最后甚至加以神圣化地和加以辩护地发挥作用。也许在基督教和佛教中没有什么东西像它们的这种技巧那样是如此可尊敬的，这种技巧就是还要教导最卑贱的人通过虔诚而置身于事物的一个更高的表面的秩序中，并因此坚持满足于现实的秩序：在这现实的秩序内他们足够艰难的生活——而且恰恰这种艰难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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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对这样的宗教也作糟糕的相反的估计，并把它的可怕的危险性揭示出来；如果宗教不作为培养和教育的手段掌握在哲学家的手中，而是从自身出发并且至高无上地支配着，如果它本身想充当最后的目的而不想充当在别的手段之旁的手段，那么，要付出的代价总是沉重的和可怕的。在人那里就像在任何其他的兽类那里一样，有失败者、病者、蜕化者、虚弱者、必然受苦者的残余部分；成功的情况在人那里也总是例外，而且甚至要考虑到人是还未确定的动物，稀少的例外。但是，还更糟糕的是，一个人的类型发展得越高，他成功的不可能性还更多地增加——偶然的东西，在人类的全部家政中的荒谬东西的法则，最惊恐地显示在它对较高级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条件是精细的、多方面的和很难估计到的）的破坏性的作用中。现在，上述两个最大的宗教与失败的情况的残余部分的关系如何？它们试图保持并在生活中坚持那种可以被坚持的东西，事实上，作为为了受苦人的宗教，它们在原则上袒护他们，它们给一切在生活中如在一种疾病那里一样受苦的人以权利，并想贯彻这样的看法：生活的任何其他的感受是错误的和不可能的。人们想对这种保养性的和保持性的照顾（就它除了一切其他人外还在过去和现在针对着最高的、迄今几乎总是还最受苦的人的类型而言）还作如此高的估计：在总的评价中，迄今为止的即至高无上的宗教属于一些主要原因，这些主要原因在一个较低贱的阶段上去确定“人”这个类型——这些宗教太多地保持了应该毁灭的东西。人们应该感谢它们的不可估量的东西；谁在感谢方面是足够地富有的，那在例如基督教的“精神的人”迄今为欧洲所做的一切东西面前并不觉得贫乏！但当他们给受苦的人以安慰，给被压迫者和绝望的人以勇气，给不独立的人以一根手杖和立足点，并且当他们把内心破碎的人和精神失常的人从社会引人修道院和心灵悔罪所时，他们此外还要做什么，以便问心无愧地如此这般根本地在维持一切病者和受苦者，这就是说，实际上在欧洲的种族的恶化方面进行工作？一切价值评价颠倒了——他们必然这样做！击破强者，破坏伟大的希望，怀疑在美好中的幸运，一切自负的东西，男性的东西，征服性的东西，有统治欲望的东西，最高的和最有教养的“人”的类型所特有的一切本能，都被弯曲成无确信、良心的困境、自我毁灭，甚至对尘世和对统治地球的全部的热爱转变成对地球和尘世的仇恨——这是教会给自己提出的任务，而且必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直到按照它的评价最终“非世界化”、“非感性化”和“较高级的人”融合成一种感觉。如果人们能够以伊壁鸠鲁式的上帝的嘲笑的和置身事外的眼睛去概观欧洲的基督教的这场奇特的痛苦的和既粗糙的又精细的喜剧。那么，我相信，人们会不停地惊愕和发笑：难道情况看来不是这样：一个意志历经十八个世纪曾统治了欧洲，从人之中造出了一个崇高的怪胎？但是，谁以相反的需要，不再伊壁鸠鲁式的，而是用神的某一个锤子走向人的这种几乎任意的蜕化和萎缩，就像基督教的欧洲人所做的那样（例如巴斯卡），那么，他不必带着怨恨、同情、惊惧而喊道：“啊，你们这些蠢家伙，你们这些傲慢的可怜的蠢家伙。你们在这里曾做了什么！这就是你们的手所做的一种工作！你们怎么敲打和损坏我的最美好的石头！你们给自己取出了什么东西！”我想说，基督教迄今是最灾难性的一种自我骄傲。人，并非足够伟大的和坚强的，以便可以在人那里形成艺术家人，并非足够地强大的和有远见的，以便以一种崇高的自我克制让千次的失败和毁灭之表面法则进行支配人，并非足够高贵的，以便看出在人与人之间的彻底不同的等级秩序和等级鸿沟：这些人以他们的“在上帝面前的平等”迄今曾支配了欧洲的命运，直到最终一个缩小的、几乎可笑的种类被生产出来，一个群居动物，某种心甘情愿的东西、病态的东西和平庸的东西，今天的欧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