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源自残酷的竞争
但凡对历史有点了解的人，都应该听说过下面几个人的名字：韩信、白起、伍子胥、石达开等。他们都是人们熟悉的有名的将军、谋臣，他们或勇冠三军，或谋略过人，也都曾为他们效力的帝王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到，他们最终都无一例外地以悲剧收场，没有一个得以善终。这一类“功盖天下者不赏，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为什么他们都逃不过“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竞争一直存在着，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他们竟然不懂得运用厚黑来保护自己。
人活于世，最担心的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辛苦经营的环境改变了，一般人就很难再有所作为了。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一些善于看风使舵、随机应变的能力极强的“厚黑高手”。比如，隋唐时代的裴矩，一生侍奉过北齐、隋文帝、隋炀帝、宇文化及、窦建德、唐高祖、唐太宗，共三个王朝，七个主子，他在每一个君主手下都很得意，原因就在于他适应社会的能力十分强。
裴矩知道隋炀帝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便想方设法满足他开疆扩土的愿望。为此，他不辞辛苦，亲自跑到西域各国，调查各国的风俗习惯、山川河流、民族习惯、物产服饰等情况，撰写了一本《西域图记》，此举果然大得隋炀帝的欢心。一次便赏赐他五百匹绸缎，每天都要见他，听他讲西域状况，并将他升为黄门侍郎，让他到西北地区处理与西域各国的事务。
有一年，隋炀帝要到西北边地巡视，裴矩不惜花费重金，说服西域二十七个国家的酋长，佩珠戴玉，服锦衣绣，焚香奏乐，载歌载舞，拜谒于道旁；又命令当地男女百姓浓妆艳抹，纵情围观，队伍绵延数十里，盛况空前。
隋炀帝大为高兴，接连升他的官。后来，隋朝被李渊领导的军队打败，他又投降了唐朝，在唐太宗的内阁里担任吏部尚书。他看到唐太宗喜欢忠臣，于是摇身一变，成了仗义执言、冒死劝谏的忠臣了。
唐太宗曾经说过：“裴矩能够当众表示不同的意见，而不是表面上顺从而心存不满。如果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这样，还用担心天下不会大治吗？”这就是他能保证自己无论怎么改朝换代，都能身居高位的最重要原因，也是他适应能力的体现。
现代的社会现实，一点也不输于古代。很多大学毕业生除了专业成绩很好以外，其他的几乎一无是处，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极差，根本无法达到用人企业的要求，在求职或者工作的过程中被搞得筋疲力尽、伤痕累累。运气好点的毕业后能谋得一份职业，却无法在岗位上作出骄人成绩，拼尽全力也不能得到赞赏，最终被毫不留情地淘汰掉。
即使一些已经在社会里打拼多年的人，绝大多数也与成功绝缘。在激烈的竞争中，很多人只是为了生存而拼命地工作，然后再将血汗换来的生存资本消费出去。不断地重复着这个循环，并且不断地抱怨，为什么自己总是不能出人头地？
对于这些人来说，只有厚黑学才能帮助他们，只有厚黑学才能引领他们更快地适应社会，获得成功。比如说，喜欢听好话是人性千古不变的弱点。但总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是工作领域中的精英，于是自高自大，不屑于巴结领导，更不会主动讨领导的欢心，与之相反，还有一些一无所长的人，只会拍马逢迎，把自己全部的资源都用在迎合领导上。社会中，领导显然更欣赏后者的表现，他们自然会获得更多提升的机会。
这样逐级淘汰的结果，必然是会拍马的人大获全胜，而一些自命清高的精英就沦落成了庸碌的人手中的棋子。所以，这些年厚黑学风靡，也是由于这样的原因。现实是残酷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可避免会你争我夺，兵戎相见，甚至到你死我活的程度。正因如此，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竞争中，了解厚黑学的人，更容易胜出。
除此之外，对于公司、企业来讲，更是商场如战场。商场中的竞争方式，也早就从寻找竞争对手的弱点进攻，变成了为竞争对手制造陷阱。因为等待对手出现比较明显的失误是很被动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率也是相当小的。任何企业都不会傻到让别人抓住把柄，因此，一些竞争激烈的行业，已经悄悄地将经营方式小心地超越了道德的规范。恶意攻击或扩大竞争对手的负面消息已经成为一些企业选修的“厚黑学”，也出现了一些企业为了商业利益，牺牲行业形象的案例。
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的失败，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仔细地想一想，这也确实是一条真理。如果一百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发财机会，那么由于劳动分工的不同，他们会相安无事，彼此间还会互相帮助；而如果一百个人里只有一个发财机会，他们肯定会为争夺这个机会而大打出手。
还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就是“槽里无食猪拱猪”。在社会财富总量基本恒定的情况下，参与分配者越多，则竞争越激烈，这也是从古至今中国社会一切斗争的根本。所以，厚黑学教会我们怎样变得凶狠，从而争取最大的生存资源，让自己活得更舒适。
厚黑哲理
现实是残酷的，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可避免会尔虞我诈、你争我夺。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竞争中，唯有了解厚黑学的人，方能百战百胜、脱颖而出。
黑，绝不谢仁义宣德
道德规范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现如今的人们应该如何看待道德规范的约束力？
其实，道德规范只不过是一个国家为了维护社会构架不被侵害而产生的一种理想罢了。谁要是真按这种行为规范处世，到头来肯定吃亏，甚至还会被人笑话。而且谁越早明白这个道理，谁也就越早能在处世中成为赢家。看看历史，或许大家就能明白。
春秋时期，齐桓公死后，宋襄公自视爵高位显，便想取代齐桓公的霸主地位，趁齐国内乱，他帮助太子昭当上了齐国的国君。做了这件事后，他自认为宋国已经很强大了，能帮助曾经的霸主齐国了。于是，宋襄公竞不自量力地摆起了诸侯霸主的架子。
然而，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凭实力说话的，春秋战国时期更是如此，众诸侯哪里可能买他的账。宋襄公见诸侯不服从他的号召，便想借助楚国的威力压服众诸侯，然后再借诸侯之力压楚。
宋襄公派人重贿楚国，约定次年春，两国会盟于位于齐国的盂上，齐孝公因为是靠宋襄公的帮助当上国君的，只好答应按时到会。会盟期到，宋襄公的弟弟公子目夷建议宋襄公带些军队前往，可以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但是，天真的宋襄公为了表示自己很讲“仁义”，不仅不听目夷的话，还怕目夷在他走后暗地派兵前往保驾，便带着目夷一同赴会。
楚国可不像宋襄公一样仁慈，他们是讲究厚黑的，一见面就俘虏了宋襄公，并且挟宋襄公向宋国杀来。好在目夷已趁乱从盂上逃回宋国，并且抓紧进行了战争准备，睢阳城已经箭上弦、刀出鞘。当楚军大兵压境之时，目夷继任宋国国君，带领军队抵抗楚国。
楚国很失望，本来视宋襄公为奇货，一心想拿宋襄公要挟宋国，现在国君换了，有可能新君巴不得老国君死掉，他好能稳坐江山，人质已经失去了作用。楚王大怒，下令攻城，结果连攻了好几天，也没攻下来，于是只好撤兵放人，宋国免除了灭国之危。
按理说，这事是由于宋襄公自身的愚蠢造成的，宋国差点被毁，特别是当宋襄公身陷囹圄、国势危难之时，目夷毅然挑起捍卫国家尊严的重担，以他出色的才智和勇敢，粉碎了楚国吞并宋国的阴谋。即使宋襄公被释放回国，目夷也应该顺理成章地继续当国君。可是，尽管目夷才智出众，但脸不厚心不黑，当听说宋襄公被释放后，、马上派人把宋襄公接回宋国，仍旧让宋寰公当宋国的国君。自己重居臣位。
从厚黑学的角度来看，目夷的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因为目夷当国君对宋国来说，比宋襄公要有利得多，可他竟然为了自己的“名声”，而让一个满口空讲“仁义道德”的人执掌国家大权，从而埋下了大败的隐患。
盂地之盟，宋襄公因固执地要对强大的楚国讲“仁义”，而被楚王狠狠教训了一顿，险些国破身亡。按理说，此后他应该学得厚黑一点了，可他依然坚持着对敌人讲仁义，结果吃了更大的亏。
公元前638年3月，郑文公朝楚。郑文公在当初会盟时，首先倡议尊楚王为盟主，宋襄公并没有忘记这个仇，楚国他不敢惹，于是兴兵伐郑。
宋军攻郑，楚国岂能袖手旁观？楚王派成得臣为大将、斗勃为副将向宋国杀去。宋襄公与司马子鱼紧急研究对策，司马子鱼问宋襄公靠什么取胜，宋襄公回答说：“宋国虽然兵甲不足，但仁义有余。从前武王只有三千猛士，却战胜了殷纣王的上万军队，靠的完全是仁义。”于是，宋襄公在战书的末尾批上十一月初一，双方在泓阳交战。又命令制作一面大旗插在大车上，旗上写着“仁义”两个大字。
战争本来就是谋略运用与厮杀，只有胜败而没有对错，如今宋襄公讲仁义，可真是一个千古笑话。
楚军成得臣在泓水岸北驻扎，大将斗勃请令说：“我军应五更时渡河，以防宋兵布好战阵攻击我军。”成得臣一笑说：“宋襄公做事迂腐至极，一点不懂兵法。我军早渡河早交战，晚渡河晚交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天亮以后，楚军陆续开始渡河。司马子鱼请宋襄公下令出击，并说：“楚军在天亮才渡河，过于轻敌。我们应该乘他们没渡完，冲上前去厮杀，是以我们全军攻击他们的部分，如果让他们全部渡过河来，楚兵多我军少，恐怕不能得胜。”
宋襄公指着那面“仁义”大旗说：“你看见这面旗帜了吗？我堂堂正义之师，岂有乘敌军渡一半而出击的道理？”等楚兵全都渡过了河。成得臣手执长鞭，指挥士兵布阵，旁若无人。司马子鱼又对宋襄公说：“楚军正在布阵，尚未形成队列，现在立即击鼓进攻，楚军一定会大乱。”宋襄公往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呵斥道：“呸！你贪图一次冲锋获得的小利，就不怕侮辱千秋万代的仁义之名吗？我堂堂正义之师，岂有乘敌人没列成阵就进攻的道理？”
楚兵摆好阵势，只见人强马壮，漫山遍野，宋军人人面带惧色。此时，宋襄公下令击鼓，楚军中也响起战鼓声，宋襄公亲自带领人马向楚阵冲来。无奈，实在是敌众我寡，宋军一交战就大败。那面“仁义”大旗也被楚军夺走。
宋襄公身上受了许多伤，右腿中箭，已站不起身来。幸好司马子鱼把他扶到自己车上，并且用自己的身体挡在前面，奋勇冲出包围。宋军的战车兵甲，全部丧失。
宋国死的人很多，士兵的父母妻子都聚在一起讥讽宋襄公，埋怨他不听司马子鱼的话，以致有此大败。令人可笑的是，宋襄公至死不悟。对于国人的埋怨感叹道：“君子不重伤别人，不擒拿头发黑白相杂年纪大的人。我要用仁义带兵，岂能仿效这种乘别人危险而行动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