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决定，接受了常委王秀芳辞去省人大常委委员职务的请求。
王秀芳我不认识，但我知道她是全国著名的舞蹈编导，她参与主创的《黄河儿女情》《黄河一方土》《黄河水长流》几台大型歌舞在国内外都曾引起过不小的轰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多次播放过她所编导的歌舞节目，她是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艺术家。她这次辞职，一不是由于年龄，二不是因为健康，更不是由于其他不便说明的原因，只是因为“创作排练工作繁忙，经常外出，不能保证履行委员职务”。看到这一则消息，引发了我很多联想。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或者是别的什么家），以毕生的精力贡献于事业尚每每自觉不能达到理想境地，他们恨不得多一次生命，生出三头六臂来，像鲁迅那样，“把别人喝咖啡和聊天的时间用到工作中去”，竭尽全力去奋斗，以期“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 为人民服务之中 去”。他们认识到人生有涯、事业无涯的道理。他们更认识到，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以自己勤奋踏实的工作和实实在在的业绩来实现的。尤其对于一位有特长的专门家，只有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中拼搏进取，做出超人的成绩来，才是对于社会对于人民最大的贡献。王秀芳同志是深深明白这些道理的，当她意识到省人大常委的职务和自己所从事的舞蹈事业发生了冲突，极难兼顾，她权衡利弊，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还是集中精力去投入到自己所擅长的舞蹈事业中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的贡献会更大一些，因此毅然辞去了省人大常委的职务，以便于全身心地从事自己轻车熟路的舞蹈事业，力图在这一领域里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与王秀芳同志相比，一些人对于自身业务和社会活动的关系就处理得不是十分恰当。在这方面，反面的教训并不鲜见，一些运动员、科学工作者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之后，由于社会活动多了，兼职多了，荒疏了业务，从此便失去了自己在事业领域里的带头人的地位。
王秀芳同志辞职还有另一个方面的意义。
省人大常委是一个省最高权力机构的决策者之一，在很多人心目中，这是一个十分荣耀而又显赫的职位，毋庸讳言，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意识的影响根深蒂固，有不少人对这一职务心向往之甚至是想方设法去努力争取的。而王秀芳同志能够在这样的职位上激流勇退，这种淡泊名利的作为显示出她高尚的境界和脱俗的情操。既然自己由于业务工作“不能保证履行委员职务”，那就决不“占着茅坑不拉屎”，而让给比自己更适合的人去干，这才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最忠诚最负责的态度。
如果我们每一位公朴都能像王秀芳同志这样一切从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出发，从事业出发，而不是去图个人的虚名实利，那么，我们就真正达到了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要求。
关于豪华监狱
阅报，得知广州投入使用一座女子监狱，建设这座监狱耗资一点七五亿人民币，服刑人员在这里可以享受到套间、太阳能热水器、晾衣台等舒适的生活条件，此外还有楼层活动室、就餐室、演播厅、电教中心、广播中心、图书室、亲情电话等现代化设施。看到这条消息，感慨颇多。
也许自幼从小说、史料和关于监狱的传说中得来的印象太深了，很多年来一提到监狱，我心中总条件反射地涌现出关于旧时监狱的景象：一排排粗粗的木柱隔起来的一个个阴暗的空间，地上铺着发霉的乱草，衣衫褴褛长发过颈形容枯槁的罪犯在其中度日如年……当然，这是封建时代的监狱，暂且把它搁在一边。然而前几个月关于广州收容所的报导中不是也提到了二三十平方米的房间里关着三十多个人，那位倒霉的大学生孙志刚不是惨死在收容所中了么？收容所尚且如此，想来看守所、监狱这样的地方恐怕也好不到哪儿去。
中国传统的法律观念对罪犯历来是强调惩戒作用的，这从历代的刑律可以看出，炮烙、车裂、宫刑、凌迟乃至灭族，近读《世界死刑大观》就可看出中国对于犯人的处死方法在国际上是很有地位的。从崇尚刑法的残酷性和非人道性到今天开始讲究监狱的豪华与舒适，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说明我们的人格、人权意识的加强，开始把罪犯当人看待了。
然而尽管理性上有以上的认识，但感情上总有一点拗不过来的劲儿，总觉得这所豪华监狱有点炸眼，不那么舒服，就象看到一家住着茅蓬的贫困人家节衣缩食盖了一间大理石猪圈那样匪夷所思（这不过是在比喻自己的一种感觉，请不要引申为我将罪犯当做猪狗看待），这种感觉困扰着我，令我反思，是不是自己的观念滞后了，对于新生事物抱着九斤老太的那种什么都看不惯的态度？但细想之后，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感觉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们评价任何事物，都不能离开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如果是在美国，在发达国家，不要说花一亿多人民币，就是花一亿美元盖一所监狱我也不会感到奇怪，这倒不是因为美国罪犯就比中国罪犯高一等，就理应享受到较好的条件。那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实力允许它这样做，美国的国情使得它必须这样做。经济实力和国情，这就是条件。美国具备这个条件，而我们，目前还不具备。做条件不具备的事，就脱离了当前的实际。
为什么说它是脱离实际的呢？我们可以大体算一笔账，不要说全国所有的监狱，就像广州那样，每个省都花一点七五亿人民币只建造一座豪华监狱，全国就要花去五十多个亿，那将大约是我国全年教育经费的十分之一！而我们的教育现状又是什么样子呢？全国还有很多学校的教室是危房，五十多个亿就能使五万所贫困地区的农村小学的学生走进新校舍，让孩子们走出危房和让罪犯住进豪华监狱，这两件事哪一件是当务之急呢？不只是贫困地区的学校条件太差，就连一些大学校里我们所谓的“天之骄子”们的情况又如何呢？五六个人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宿舍里是常见的事，他们哪有什么太阳能热水器，更不要说住什么套间了。有的学校甚至不提供住宿条件，让学生们在外面租住民房，因此使学生管理缺失而导致犯罪的事并非绝无仅有。所以在媒体报导了广州建成这所豪华监狱的消息之后，难怪有大学生在网上发牢骚说他们还不如罪犯呢。
我们制定的对待罪犯的政策所依据的法理原则当然不是以惩罚为主，但也不宜对他们过于优待，在他们的物质待遇方面总应与现阶段普通公民的生活水准保持大体的平衡，这样才更有利于对他们的改造和教育。当我们一些边远地区的农民弟兄连合格的饮用水都吃不上的时候，当一些贫困山区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区区几十元学杂费而辍学的时候，用这些贫苦百姓所交纳的赋税来建一所价值一点七五亿的监狱，让罪犯们在里面享受太阳能热水浴，住着宽敞舒适的套间，我们的农民兄弟会怎么想呢？进一步说，会不会有人萌生为了改善生活质量而向往监狱生活的念头？
改善监狱的条件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只建一两所豪华监狱对于监所的文明化正规化建设充其量仅能起到一个橱窗作用，扎扎实实全面逐步改善现有监所的条件才应该是我们狱政管理的重点。同时，人为地拉开豪华监狱与普通监狱的差距，这其中可能产生的副作用是不难估计到的，豪华监狱条件优越得多，什么样的罪犯可以住进去？会不会成为一种新的司法腐败的缘由？
总之，建立豪华监狱应当慎之又慎。
从《足球》报被封杀说开去
前不久，中国足球协会对《足球》报采取了取消该报相关采访资格的处罚措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虽然中国足协和《足球》报都是围绕足球运动开展工作的，但它们一个是群团组织，一个是新闻媒体，两个风马牛不相关的单位，两个各自独立社会地位平等的法人机构，怎么就突然间一个对另一个操起了处罚的权力棒？据说是因为《足球》报于1月7日刊登了题为《“国资委”阻击中国足球》这样一篇中国足协认为于事实不相符合的报导，使得中国足协的官员大为恼火，于是就作出这样的决定。其实，在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内针对性地封杀新闻单位的采访，并不始于中国足协。2003年底，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曾下发通知，明令分别属于《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三大报业集团的六名记者一年内不得旁听采访广东省境内各级法院的庭审活动，事件的起因是这六名记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报导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一宗离婚析产纠纷抗诉案。再早一些的就是兰州市公安局曾在2002年对《兰州晨报》等媒体的12 名记者下了封杀令，原因是这些记者的“失实”报导损害了兰州公安的形象。
对新闻事件进行采访报导是新闻媒体和记者的权力和责任，正象依法审理案件、侦破案件是法院和公安局的权力和责任是一样的道理。任何部门任何个人的工作都有可能出偏差甚至出错误，我们的公安也有抓错人的时候，我们的法院也有判错案的时候，如果因为你抓错了人判错了案，那么与此有关的单位就宣布从此公安局不得再到本单位抓人或者法院不得再受理本单位案件，这是不是有点象笑话？中国老百姓有句俗语“若要公道，打个颠倒”，只要这样一打颠倒，事情就显得比笑话还要荒唐。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在代表广大人民群众行使知情权，而这项权利是宪法赋予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媒体在监督的过程中，可能会出这样那样的偏差，但不论引发什么样的后果，都完全可以按照正常的渠道加以解决，你可以发表声明澄清事实真象，也可以向媒体的主管单位投诉，最后还可以诉诸法律。但决不可以动辄剥夺其监督权即群众的知情权。如果每个权力机构都可以这样做，还谈什么新闻自由舆论监督？
说到媒体的监督权和百姓的知情权，使我想起了很多，这些年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电视上出现这样的镜头，记者到一个单位去采访，客气一点的推托了：领导不在；横一点的会板起面孔来：无可奉告；或者干脆扭头走掉了，更加无理的，是大喊大叫着用一只大手捂住摄像机的镜头；越发无法无天的砸坏采访设备打伤记者的事也屡见不鲜。岂止监督权得不到保障，记者个人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而这些拒绝媒体监督砸坏采访设备打伤记者的人往往逍遥法外，得不到任何应有的惩罚。违法违宪的事常常发生却得不到任何处理，这真是对我们天天在高唱的“加强法制”的一种讽刺。为什么这种现象会长期存在得不到解决，窃以为这与我国长期以来没有《新闻法》有很大的关系，拒绝媒体采访，剥夺宪法赋予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暴力阻挠监督，这些明显的违法行为追究起来竟然没有法律依据。据我个人所知，我国酝酿《新闻法》至少有十五六个年头了，但至今仍然千呼万唤不出来，不知何故。如果有一部这样的法律，代表广大人民群众行使知情权的媒体监督就会得以顺利进行。至少，象这次中国足协与《足球》报这场争端孰是孰非就会有典可考， 就会一目了然，用不着象今天这样大家七嘴八舌是争论来争论去，最终仍然莫衷一是。
也说小平同志的一字之改
8月21日《人民日报》朝刊登了一篇题为《一字之改看伟人》的文章，说的是1983年邓小平同志为朱伯儒题词时，把“名副其实”写成了“名符其实”，空政宣传部的同志们也觉得不妥，便向中办反映，最后请教了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以后，觉得还是“名副其实”合适，于是请小平同重新写了一条。文章最后说，虽是一字之差，却反映了小平同志宽阔胸怀和伟人气度。从行文的口气看，文章的作者也是这件事的当事人。
可能是鄙人冥顽不灵，把文章硬是看了两遍，左看右看，还是看不出这一个字的改动是怎么体现出小平同志的宽阔胸怀与伟人气度来的。
“名副其实”照词义讲确也可以写成“名符其实”，只是多年来人们的习惯用法即所谓的约定俗成一直是写成“名副其实”的，形成了一条成语，一般是不宜随意改动的。这一点，空政宣传部的官员们也知道，我想，他们当时向中办反映意见的时候无非就是想让小平同志重写一幅，也是好意。小平同志很尊重下面的意见，就重写了。其实这就是下面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为首长把了一次文字关。否则，又会出现当年毛泽东把“不要着急”写成“不要招急”而且还以黑体字赫然印在全国各大小报刊上的情节。
中国文字浩如烟海，一字多音一字多义的情况极为普遍，敢说多大的学问家也不敢夸海口说自己写字从不出错。连鲁迅这样的文学家也写过错别字，那么不是以语言文字工作为职业的小平同志就算写错了一个吧，那也是极为正常的事。写错了，别人提醒一下，改正就是了。小平同志也正是这样做的。
但是过了将近20年，这件事又被重提，而且和什么宽阔胸怀伟人气度联系起来，实在有些令人莫名其妙。
小平同志自有他的宽阔胸怀，比如他对待曾经在“文革”时期，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批判过他的一些人不仅没有追究，有的还委以重任；小平同志也自有他的伟人气度，比如确立改革开放路线，为中国人民设计了一幅改革开放蓝图，使十多亿中国人迅速摆脱了贫困，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奇迹。那几乎是无人比拟的。可这一个字的事，只能说他是按照正常的工作程序正确地处理了一件小事罢了。
试问文章的作者，如果当时是你的下属这样写了，你怎么办？肯定当下就会令他改正过来，甚至可能还要批评他两句；如果是一位高考学生这样写出来，阅卷老师一定会扣他一分；如果是一位作者文章中这样写了，编辑会不假思索地大笔一挥为他斧正。可这事怎么到了小平同志那里，反倒成了“宽阔胸怀”和“伟人气度”了呢？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样一件小事上，我们为什么要对小平同志和对普通人采用两个不同的标准呢？
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自在全国亿万人心中，他的伟人气度和宽阔胸怀我们也多次领略过。我们在他百年诞辰的时候纪念他怀念他，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愿。但是我们不要把他做过的每一件事都“无限上纲”提高到一个与实际不相符的程度，因为那样在客观上不但不会提高小平同志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反而无形中把领袖和群众疏离开来了，扩大了广大人民群众与他之间的距离，甚至是对他形象的一种贬损。不知文章的作者以为然否？
解髻札记
鲁迅藏书是怎样保存下来的
参观过北京鲁故居的人都知道在阜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三间南房是他的书房。他从1912年到北京工作后，陆陆续续购买了大量的书籍，碑贴，古董。1926年他接受林语堂的邀请去厦门大学任教，鲁迅母亲和他的元配夫人朱安仍住在这个小院里，这批书就留在了北京，共计有23箱又3 大书柜，其中不乏珍本善本，还有他自己的手抄本。鲁迅逝世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藏书不仅具有文物价值，更是研究鲁迅的重要资料，因此越显得弥足珍贵。不料在1944年，这批藏书曾经历过一场风波，几乎散失。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是一场旧时代的悲剧，他对朱安没有感情，但他又无法与她离婚，因为这样一来拂逆了母亲的意愿，二来也无异于将当时已经48岁的朱安推上绝境。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过：“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要好好供养她，至于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他始终没有忘记他的承诺，离京南下后，每月由北新书局寄给母亲和朱安100元大洋的版税，另外还给朱安10元的零用钱。1927年10月，鲁迅在上海与许广平同居，1929年生下了海婴，他们与朱安之间也相处得融洽自然，1932年鲁迅回北平看望母亲，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某太太对我们颇示好感。”“某太太”指的就是朱安。可见朱安对这样的家庭格局的认可。
1936年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挑起了负担鲁迅母亲和朱安生活的重担，每月仍按鲁迅生前一样寄去大洋百元。遇到生病、修房子之类的事情，还要另外增加，而在北平伪政权担任高官的周作人，却长时间不管自己母亲的生活，眼看着上海的一个寡妇供养着北平的两个寡妇。直到1938年底，周作人才开始答应每月负担母亲的生活费，每月50元，朱安仍由许广平供养。1941年12月，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逮捕，虽于第二年由鲁迅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保释出狱，但由于自身的困难和邮寄不便等原因，中断了对朱安的供给，周作人不得不尽赡养母亲和朱安的责任。1943年鲁迅母亲逝世，临终前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与她相依半生情同母女的朱安，她嘱咐周作人在她死后将每月给自己的15元零用钱转给朱安，她知道朱安的个性，怕朱安羞于接受周作人的钱，恳切地对朱安说，这是自己留给她的钱，与别人无关，朱安这才勉强答应下来。这15元大洋折合当时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准票”150元。开始足够温饱，但到了1944年时，由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这点钱就越来越不足以朱安和另外一位侍奉鲁迅母亲多年无家可归的老女佣的生活所需。人总是要生活的，朱安又不愿向周作人张口，她就开始想办法。一位几不识字的旧式女子大约觉得鲁迅去世多年，他在北平书屋里尘封的书籍已没有多大用处了，便打算要将鲁迅的藏书卖掉。这其中，周作人很可能起了一些推波助澜怂恿撺掇的作用的。因为他先是请北京图书馆的职员将所有书籍编成中、日、英三种文字的书目，又将自己想要买的书籍做了记号。而南京的大汉奸陈群已经声言要全部买下。
1944年8月25日《新中国报》披露了鲁迅在平家属拟将其藏书出售的消息。许广得知此事后，心急如焚，她最清楚这些藏书的重要性，立即给朱安写信说：“日前看到报纸，登载‘鲁迅在京家属拟将其藏书出售，且有携带目录，向人接洽’的消息……料想起来，如果确实，一定是因为你生活困难，不得已才如此做。鲁迅先生生前努力教育文化工作，他死了以后，中外人士都可惜他，纪念他，所以他在上海留下来的书籍、衣服、什物我总极力保存，不愿有些微损失，我想你也一定赞成这意思，至于你的生活，鲁迅先生死后六七年间，我已照他生前一样设法维持，从没有一天间断过，直至前年（卅一年）春天之后，我因为自己生了一场大病（按：指被日本宪兵逮捕），后来又汇兑不便……因此一时断了接济，但是并未忘记你……我愿意自己更苦些，尽可能办到的照顾你，一定设尽方法筹款汇寄，你一个月最省要多少钱才能维持呢，请实在告诉我……就望你千万不要卖书，好好保存他的东西给大家做个纪念，也是我们对鲁迅先生应尽的责任……请你相信我的诚意……”十天之后，许广平又和海婴在《申报》刊登声明：“按鲁迅先生终身从事文化事业，死后举国哀悼，故其一切遗物，应由我全体家属妥为保存，以备国人纪念。况就法律言，遗产在未分割前为公同共有物，不得单独处分，否则不能生效，律有明文规定。如鲁迅先生在平家属确有私擅出售遗产事实，广平等决不承认。”这份声明当然不是针对朱安的，而只是为了阻止藏书出售，让人们知道买鲁迅的藏书是不合法的。但声明却只能这样写。
朱安收到许广平的信后，立即停止了售书的事，并复信说：“到了日暮途穷的现在，我也仍旧知道名誉和信用是很可宝贵的。无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压迫，比信用名誉更为严重。迫不得已，才急其所急，卖书还债，维持生命。倘有一筹可展，自然是求之不得，又何苦出此下策呢！”复信的口气显然已经松动，不再坚持一定要卖书。那意思很明白，你既然可以寄钱来供养我的生活，我又何必一定要卖书，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
鲁迅在上海的友人也很为此事着急，许广平与朋友们商定，请唐 和刘哲民前前往北平说服朱安。不料朱安听说他们是从上海来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还颇为忿忿地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要保存保存我呀！”唐 于是便将许广平中断供给是因为被日本宪兵逮捕的原因以及后来许广平不得不将海婴转移到别处托人照料的事详细地告诉了朱安，她这才“渐渐露出笑意”，还埋怨唐 为何不将海婴带来让她看看。说到周作人每月给她的生活费时，她说：“每月拿人家一百五十元，我的眼泪往肚里咽……大先生生前从来没有要过老二一分钱……一百五十元我不要。我没办法，才卖书。”
误会解除了，朱安的生活有着落了，她也不必再委屈地接受周作人的周济了。唐 说：“气氛一转，藏书出售的问题也便迎刃而解了。”
鲁迅的藏书终于纤毫无损地保存下来了。
此后，直到1947年朱安逝世，许广平一直负责供给她的生活。两人的关系也更加融洽了，书信往来不断，互相关怀问候。1946年10月，鲁迅逝世十周年之际，许广平到北平整理鲁迅遗物时，看望了病中的朱安，两人一同生活了将近半个月。朱安临终前，一直叨念着鲁迅、许广平和海婴，临终前一天，她拿出一块蓝绸裤料和一块麻料里子，留给许广平做纪念，还对来访的记者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许先生待我很好。她最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不断寄钱来……她的确是个好人。”
（原载香港《大公报》2003年8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