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好多年前参观过一个展览会，展柜里陈列着一样东西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块约60公分见方的白绸子，好象上面印有美国的国旗，其余的部分分成十多个格子，每个格子里印着不同语种的同一句话，有英文、德文、阿拉伯文、法文等等，我看那印有中文的格子里的话大意是这样：我是一名美国军人，不幸落在你们手中，希望你们能尽快与美国政府取得联系，美国政府会感谢你们的。
展品旁的说明词告诉参观者，这是美国政府发给参战军人的，一旦被俘，便立即呈上，这样就可以保全性命。从说明词的口气以及解说员的情态看，无不是在嘲笑美国兵个个都是松包软蛋怕死鬼，与我们狼牙山五壮士式的宁死不做俘虏的英雄无法相比。
那是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我自幼所受的传统正面教育使我很容易地认同了展览会所体现的主题。中国国民虽然不尚武士道精神，但似乎历来对屈服于战胜者的人都是嗤之以鼻的。
好多年过后，我从青年而壮年而老年，有一天在电视中偶尔看到一则新闻，说的是在朝鲜发现了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中几具美国士兵的遗骸，两国之间正在办理移交，仪式庄严而隆重，几具已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遗骸经过与保存在美国国内的失踪军人的档案资料核对后身份业已确认，遗骸装进棺木，复盖着星条旗，每具棺木各由八名头戴白色头盔的美国士兵庄重地抬在肩头，缓缓进入了一架运输机的后舱。
我震惊了。
生命原本应有如此的尊严。
同时，这一切却使我想起了另一件事。
前些年，我曾在一篇反映中越之战的小说中看到过这样一个细节：一位中国战士，面对包围上来的敌人无路可退，终于拉响了挂在身上的“光荣弹”，英勇牺牲了。“光荣弹”是什么武器？我一直心存疑惑。
有一次偶遇一位参加过老山战斗的战士，他告诉我，所谓“光荣弹”就是一只挂在前线战士脖子上的微型手雷，倘被敌人包围，就拉响它，使自己“光荣”了，宁死不做俘虏。哦，原来“光荣弹”就是发给战士的一种自杀武器。
这位当年的战士还告诉我说，那时，一个战士牺牲了，抚恤金只有三百元，干部也不过五百元。这无论如何也不足以告慰和养活家中的父母双亲，所以他当时和战友们约定，不论我们之中哪个牺牲了，活着的人都要像亲生儿子一样供养孝敬死者的父母。
他声泪俱下地述说着，我听着，不禁动容。
都是两国政府发给自己士兵的东西，都是为了在即将成为俘虏时派用场的，一个是“投降旗”，一个是“光荣弹”，一个是让你放下武器，保全性命，成为“可耻的”俘虏，一个是让你“杀身成仁”，成为“光荣的烈士”。
我想，这不仅仅是东西方文化和不同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的差异，它牵涉到的是人类本身如何对待生命、如何对待人的生存权利这样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发给士兵们这样一面“投降旗”呢？他们既然参与了一场战争，当然是希望取胜的，这样做不是等于鼓励自己的士兵可以随时放下武器做俘虏么？这样不是大大降低了自己部队的战斗力么？美国人真的这样傻么？打仗之前就给自己的士兵做好的投降的准备，这仗怎么个打法？
请允许我暂且先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上来为他们设身处地地想想这个问题。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士兵是战争的主体，在完成这个政治任务的过程中，为什么不去最大限度地减少人的宝贵生命的伤亡呢？胜败兵家常事，自古以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常胜将军，当一次战斗胜利无望，无谓的抵抗只能导致士兵无谓的牺牲时时，为什么不可以让他们中止战斗呢？少死一个人，战后就少一双失去爱子的父母，就少一个失去丈夫的妻子，就少一个失去父亲的孤儿，就多一个欢乐的家庭，我们鼓励褒奖在必要时为国捐躯的将士，但要力争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降低战争成本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减少人员的伤亡。
再看我们的“光荣弹”。
支持倡导使用“光荣弹”者，肯定是认为“光荣弹”是增强部队战斗力的法宝。这应该是没有多少出入的，因为“光荣弹”和“督战队”的作用差不多，“前进者生，后退者死”，在枪口的胁迫下，尽管有的士兵不一定情愿，也还是冲向前去了，尽管是被逼出来的勇敢，说不定在局部的战斗中还真能因此而取胜，否则，那些没有自信心的统帅们也就不会设立“督战队”了。而“光荣弹”比“督战队进了一步，他在表面上好象是战士的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是自已挂在脖子上的，最后也不是“督战队”的长官向士兵开枪，而是战士自己拉响的手雷拉弦，“不成功则成仁”的，还颇有几分悲壮。可以设想，当一个战士脖子上挂上了“光荣弹”以后，他就成了一只相棋上的卒子，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甚至连迂回都不行，当他与强敌遭遇时，不论这场战斗或者战役敌我双方总的态势如何，不论自己个人的努力对于战局的扭转有没有作用，他都得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如果这场战斗胜利了，你或许有活下来的希望，如果这场战斗失败了，你只有去死，不是因为徒劳的抵抗被敌人打死，就是最后自己拉响“光荣弹”的引信，你别无选择。这样，参战的士兵在战斗中只有奋力地去多杀敌人，争取战斗的胜利，否则就只有去死，至于战场的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统统不是你应当考虑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士兵都是这样，那部队的战斗力肯定会有所增强。中国有句俗谚：“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早就说透了这个理。
但是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多种因素，天时地利人和，正义与非正义，在一次具体的战役和战斗中，指挥决策是否得当才是胜败的关键。指挥如果失误，那就如同“臭棋篓子”下棋，不败才有鬼，士兵再勇敢也是白搭。可指挥者的责任为什么要士兵来负？而且是用他们的生命！你指挥者为什么在不脖子上挂个“光荣弹”？战斗失败了你也拉响给战士们看看。
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人的生命，生命应当有无尚的尊严，决无任意剥夺的理由，试想，我们战士的父母，如果知道了自己的儿子到了战场上脖子上要拴一个准备炸死自己的“光荣弹”，他们的心里是什么滋味？一位烈士的父母如果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是死于敌人的枪弹，而是自己拉响了“光荣弹”身亡，他们的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们还可以设想一下，那些策划和倡导在战士脖子上挂一只“光荣弹”的人，他们自己挂不挂？如果他们的孩子也在部队，他们的孩子脖子上挂不挂？
真正的大勇者，必定有一种悲悯情怀，因为正义的战争原本就是为了保卫全人类的利益的，正义之师是人类生命的保卫者，他们在保卫人类生命的过程中当然会珍惜生命的，其中当然也包括自己一方士兵的生命。
不久前看到一则关于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军事家刘伯承元帅的轶事，说他看电视时每当荧屏上一出现战争场面，他就立刻把电视关掉，看到别人不解，刘伯承就对他们说：“你不知道，我们是打了一辈子的仗。打仗，决是要死人的，特别是在不是与外国侵略者作战，而是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死伤的双方，都是中国的老百姓家的年轻后生。因此，每一次大的战役前一两个星期里，我们都是在那里研究如何战胜国民党；另一方面还要研究怎样才能把双方死亡的人数降到最低限度。你想想，我们牺牲一位战士，他的一家都要悲伤，那背后是一家哭啊；同时还会给这个家庭的生计带来怎样的损失啊！同样，一个国民党士兵死了，也会殃及整个家庭。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一场战争要损伤多少家庭啊？就是因为这个，每在战前，我们连觉都睡不好。现在战争结束了，就不愿意看、怕看战争的场面。”
这就是我们尊敬的老帅刘伯承，他不但想到了自己的战士，连敌对方的士兵的生命和他们的家人都想到了。甚至连虚构的杀人场面也不愿意看到。不知刘元帅知不知道后来我们的战士脖子上挂上了“光荣弹”？我想如果他知道了，一定会拍案而起的。而我们那些策划和倡导使用“光荣弹”的人，你们看到刘帅的话以后，不知作何感想？
中山陵断想
每次到南京，中山陵是必去的，那里静卧着一位永远让我尊敬爱戴的伟人。
伫立在先生汉白玉的卧像前，心中默诵着自幼背诵如流的《总理遗嘱》，然后绕陵三匝，听松涛伴着鸟鸣，任思绪如潮，于是，中国近百年革命斗争的历史图画便在脑海翻腾起伏，秋瑾、徐锡麟、邹容、黄兴、蔡锷、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甚至那个小小年纪便只身刺杀摄政王的汪兆铭（他后来成了大汗奸，那又当别论）的事迹，都一幕幕涌现在眼前。中山陵，是我个人的一处“中国革命史教育基地”，尽管至今有关方面尚未命名。
中山陵地处佳境，风景秀美，占地广袤，陵园庄严，孙中山先生在这里安息，真是适得其所。
但是我想，修筑中山陵，这决非先生初衷。
何以见得？
一是请听他的遣嘱：“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孙中山先生不是一个说一套做一套的人，他说自己革命四十年，就是为了一个目的：求中国之自由平等。那么这就是说，他从革命一开始，就把自己摆在一个平民的位置上，你看他的生活，他的遗产，他的作风，以及他拖着重病的身躯为中国革命鞠躬尽瘁的精神，有什么与封建帝王或者那些自谦为“公仆”实则为“王候”们的人一样的地方么？用尽毕生精力去追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他，怎么会在自己的身后之事上与普通百姓拉开这样大的距离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怎么会如此特殊化呢？
二是请看他的业绩：他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掘墓者，是他领导中国人民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他推翻了封建王朝，决不是想再建立一个封建王朝，他打倒了封建帝王，决不是想自己再做封建帝王。他想要建立的就是一个“天下为公”的“自由平等”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他至死也不忘“三民主义”并在遗嘱中要他的继承者“尽快促其实现”。那么，他会象那些封建帝王们那样想要为自己修建一座那样华美的陵墓么？他能想要为了修筑自已的陵园而占那样大一块地皮，耗费那么多的人力财力物力么？如果是那样，我们就等于说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伪君子了。
三是请看他对于自己后事的安排：孙中山先生逝世前曾留下过有据可查的三份遗嘱，即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宗教遗嘱，在这三份书面遗嘱里都没有提到过要为自己修筑陵园。他确实曾在1912年于紫金山打猎时看到那个地方风景如画，随口说过一句“将来死后，葬在这里，那就好极了”的话，再有，就是他临终前对宋庆龄说过，他逝世后愿意安葬在紫金山。那时中国正如同先生所说，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之时，百姓还没有真正翻身，军阀还在割据，帝国主义还在虎视眈眈，他放心不下革命事业，放心不下黎民百姓，五十九岁的他，壮志未酬身先死，真是死不瞑目。那种心理也就象《洪湖赤卫队》里的韩英唱的“娘啊娘啊，儿死后，娘要把儿埋在高坡山，将儿的坟墓向东方……”意思差不多。他不过只是想象一个普通人一样葬在那里，更近距离地看着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从先生一生言行看，他决不是想要在那里耗巨资建一座华美的陵园。
所以说，修筑宏伟壮观的中山陵其实是与孙中山先生没有任何关系的，甚至可以说是有违先生一贯教诲的。但如果考虑到当时中国社会刚刚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国人的风俗习惯传统意识一时尚难完全改变，加之先生的威望，百姓对他的景仰怀恋之情，以及国民党中一些要人欲以此表现自己忠于先总理的心理等诸多因素，中山陵还是修了。修了就修了吧，总算还给我们留下了一处可以缅怀先生的景观，我们也多了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了一处旅游胜地。我们没有必要对历史过于吹毛求疵。
然而很自然地，我又从中山陵想到了毛主席纪念堂。
毛泽东去世比孙中山晚了半个世纪还多一点，这五十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伟大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旧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毛泽东逝世以后，全国人民又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空前浩动，新的中央领导集团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新长征，而就在此时，在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在首都的中轴线即北京人称之的“龙脉”上，建起了一座安放毛泽东遗体的毛主席纪念堂。
我想，这更决非毛泽东的初衷。
何以见得？
一请看毛泽东对我们的一贯教导：他老人家多次说过，我们的干部，不论职位大小，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勤务员者，人民公仆也。是伺候老百姓的，为老百姓办事的，跑腿的。有勤务员去世后建纪念堂的么？好象没有吧。毛泽东还教导我们说，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是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寄托我们的哀思。这里只是说送葬、开追悼会，并没有说修陵墓建纪念堂呀。所以说，修纪念堂不是毛泽东的作法，他生前就没有给任何个人修过陵墓纪念堂什么的。
二是请看毛泽东的思想体系，被郭沫若称作“四卷雄文”的《毛泽东选集》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面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是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就多次宣称“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就是不信鬼不信邪，不搞迷信。封建帝王为自己大修特修陵园以图永保自己家族的万代江山，然而没有一个保住了的，共产党人能信他们那一套么？孙中山是一位民主革命家，是一位基督徒，而毛泽东则是一位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位无神论者，在对待自己身后之事上，一定应该比孙中山更加洒脱达观，更加唯物。况且，他生前也从来没有在天安门广场上说过类似“将来死后，葬在这里就好极了”的话。
三是请看毛泽东的一贯态度：毛泽东生前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深恶痛绝，就连在舞台上看他们的戏都觉得义愤填膺，他与他们形同冰炭，你想，毛泽东会象他们为自己修建陵园一样为自己修纪念堂么？如果毛泽东还在世的时候有人拿了要在天安门广场为他修建纪念堂的方案征求他的意见，我想毛泽东不罢了他的官才怪。毛泽东一定会这样训斥他：“秦始皇的陵墓修在咸阳，明十三陵修在昌平，清皇陵修在易县、丰润县，中山陵修在了南京近郊，我的纪念堂竟然修在了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江山代有才人出，下一个该修到哪儿？修到中南海么？这样下去，再过一千年，北京成了什么了？乱弹琴！”
四是请看毛泽东对自己后事的具体安排：1956年，在中南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一个带头在一份关于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了名，足见他老人家说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是一句空话，足见他老人家在破除旧风俗旧习惯上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堪称楷模的。我们许多同志一天到晚总是标榜自己最听毛主席的话，可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偏偏不听，还要对着干，毛主席说自己的遗体要火化，他们偏要把他用最新的防腐技术处理后摆放在纪念堂里。
如果哪一天科学发达真的毛泽东复活了，一看自己竟然躺在纪念堂中，我想他坐起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一枝毛笔来，用他那龙飞凤舞的“毛体”写下几个大字“还我天安门广场”。
七年前旧作公元二零零四年夏至后十日重抄于心远庐
（原载《山西文学》2004年9期）
